也来谈谈这场“夫子秀”------由《乡党》篇的结构义理浅析“孔子精神”

也来谈谈这场“夫子秀”------由《乡党》篇的结构义理浅析
“孔子精神”
我们的时代，是教育前所未有地获得普及的时代，但是，也是一个与伟大心灵渐行渐远的时代。

尝试去分析《论语》的结构是因为传递信息的方式和信息本身同等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接近原典的本初义理，领悟真正的“孔子精神”。

读其书必知其人，若把其思想从实际人生中抽离，即不成为思想。

钱穆先生说：“近人推崇清儒治学方法，认为接近西方科学精神，但他们已远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旧路向。

看轻了政治、社会、历史、宗教等实际人生，而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

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

”“人文”最早出现于《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指与大自然相对应的社会人伦，应止于其所当止，以维持社会的和谐。

这也正是《乡党》篇所要传递的信息，孔子思想也由此呈现出了结构上的完整性及其价值目的指向的一贯性。

一、由结构入义理
《乡党》篇是在讲礼与规矩，古往今来的大多数学者都对此篇涉及的“礼”做了大量的考据论证，无庸赘述。

而关于《乡党》篇的主题思想，历来也偏向于文本之表面------即夫子作为圣人的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翻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此篇开头列出了学者的类似总结，如尹氏曰：“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

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

虽然，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

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

”从尹焞这句“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孔子形象的维护以及对质疑此篇甚至质疑夫子的言论的反击。

质疑不断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在此篇中的形象太过拘谨，与其他篇章里超凡入圣的形象有些出入。

而孔子的忠实粉丝们大多采取冷淡与无视的态度对待此篇。

下面我们从此篇的结构入手，看看此篇到底在讲什么？
第一章“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王肃曰：“恂恂，温恭之貌。

”郑玄曰：“便便，辩也，虽辩而敬谨。

”朱熹曰：“此一节，记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言貌之不同。

”朱熹概括的还不够简练，第一章在全篇有总领全文的作用，反应了孔子对上、下之不同态度，而同样本之于礼。

《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礼本是上古时代宗教祭祀的仪式和器物的总称，后来礼的内容极大地泛化和世俗化了，成为世俗生活的基本的组织形态。

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释礼归仁”，其实都是在做转化工作。

《乡党》篇的第一章是全篇的总纲，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可简要概括为孔子对“上”、“下”即在朝在乡之不同的行礼方式。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整体表现，主要是在朝。

根据朱熹的总结，包括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为君摈相之容、在朝之容、为君聘于邻国之礼。

第六章到第十七章是孔子日常生活中行礼的具象，体现在衣食住行上。

衣方面，孔子衣服皆按礼制中外之色相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穿不同衣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且强调色彩搭配（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食方面，孔子既注重吃当季食物（不时，不食）又讲究饮食礼仪（惟酒无量，不及乱），还特别重视食物祭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住方面，孔子居家时既礼仪周全又适当放松（寝不尸，居不容）；行方面，孔子对“礼”的应用十分灵活，既恭敬（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又谨慎（入太庙，每事问），既仗义（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又仁爱（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最后一章是一个隐喻：“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关于此章有多种解法，邢昺曰：“梁，桥也。

时哉，言雉之饮啄得其时。

子路不达，以为时物而共具之。

孔子不食，三嗅其气而起。

”邢氏解为孔子称赞雌雉饮啄得其时，反被子路误解而煮食，孔子不忍食用闻闻味就走开了。

晁氏曰：“石经‘嗅’作戛，谓雉鸣也。

”刘聘君曰“嗅，当作狊，古阒反。

张两翅也。

见尔雅。

”刘宝楠曰：“如后两说，则共字当为拱
执之义。

然此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

姑记所闻，以俟知者。

”其实后一种解释更合理，雌雉见有人来即刻飞走，盘旋后集于树上，这种自然现象至今也随处可见，孔子夸赞其“知时”，子路拱手相拜，雌雉鸣叫三声飞去。

刘氏逢禄述何篇：“乡党篇孔子言行皆准乎礼，而归之时中，礼以时为大也。

”孔子是“圣之时者”，他在《乡党》篇的待人接物都体现了随时而变的特点。

“比喻”这件事就像手指指向月亮，我们该看的是月亮，不是手指。

因此最后一章指向的也是“礼”。

我们再从内外两个维度来分析此篇，对外，孔子在朝在乡都灵活守礼，由内，整篇《乡党》突显了孔子谨慎恭敬的态度。

如“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趋进，翼如也。

”尔雅释诂：“翼，敬也。

”贾子容经：“趋以微罄之容，飘然翼然，肩状若流，足如射箭。

”孔子在朝为君办事时动作之严谨，态度之恭敬令人动容，他自身仿佛就是一套活的公务员办事行为准则。

再如“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孔子轻轻提起衣服走上朝堂，弯着身子，严肃到似乎不敢呼吸，难怪有人怀疑孔子迂腐媚上。

但我们看待这段鲜活的历史画面时，不能只关注于画面的局部特殊，应该联系其历史背景与主人公行为之动因。

春秋后期形成了大夫执政、纷乱迭起、诸侯无王、大夫无君的局面。

孔子崇尚“礼”不就是为了通过“礼”来建立社会公共生活的整体秩序，为了百姓安宁天下太平吗？在《论语》中孔子也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

答案就在眼前，就在读者每一次开启、翻阅经典之时，为何要以自己的狭隘之心怀疑孔子的意图呢？礼者，人道之极也。

人人遵守人道，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自然秩序井然，和谐共处，那么人道又遵循什么呢？《礼记·礼运》：“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礼”作为制度，实际上是由天道转换而来的人道秩序。

学界公认“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色，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从“自然”契悟“人文”的话语。

《乡党》篇的最后一章孔子由雌雉见人而飞体悟到“知时”继而赞叹就是一处例证。

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

孔子“修己以敬”，在朝在乡都集中精力去过一种“笃敬”的生活，是为了效法天地而制礼作仪以求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由此我们得出《乡党》篇的结构如下：对上下表现之不同---整体礼制---衣食住行之守礼---隐喻应时而用礼。

而此篇蕴含的义理也逐步升华，可以体会到《论语》编纂者的良苦用心，逻辑如下：笃敬守礼---维护秩序---效法天地---天下太平。

下面我们继续深入下去，尝试分析一下《乡党》篇在整部《论语》中的地位与价值。

二、《乡党》篇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关于人类文明总体的发展，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范畴，克己复礼是为了实现“仁”。

所有的行为和存在不过都是仁的一个媒介罢了，作为那个媒介的场，就是仁。

仁具有思想和行为的同一性，因此仁与礼紧密相合，缺一不可。

孔子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乡党》篇也是“述而不作”，或者说是一场“夫子秀”，起到“表法”的作用。

“表法”这个词来源于佛教，指佛教的一切东西是为了向众生说明法的，重要的是法而不是形式。

在此我借用一下这个智慧而形象的词语来说明《乡党》篇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回应一下某些学者出于对此篇的质疑进而引发的对夫子的质疑，他们认为孔子在此篇中唯唯诺诺，为了维护君权而极尽谄媚。

孔子何尝不知道人们的误解，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那么孔子是一个畏惧君权、趋炎附势的人吗？我们直接用《论语》来回答，在《论语》中有各国君主向孔子请教各种治国问题，如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卫灵公问阵于孔子；有各国卿大夫向孔子请教各种社会问题，如孟懿子问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叶公问政以及侍臣王孙贾问祭祀之礼；甚至还有各国卿大夫的家臣以反叛者的身份求见孔子，如阳货、公山弗扰、佛肸等。

让我们暂且穿越到两千五百年前，想象一下贵族们向孔子请教时的情境吧！难道孔子需要向他们献媚吗？难道孔子的智慧不如他们吗？《荀子·子道》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问孔子“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

”子路向子贡抱怨
孔子并非无所不知，子贡再次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

”子贡对子路说：“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鲁大夫披戴白色熟绢为父母进行周年祭祀时睡床是不合礼的，但根据礼制，住在这个城邑，就不能非议管辖这城邑的大夫。

因此孔子是真正在尊礼，而他在《乡党》篇的严格守礼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表法的作用。

朱熹曰：“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对于真正伟大的人来说，人与原则使没有区别的。

孔子并非时刻带着演员般的免费微笑，他在朝堂上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他在乡里应时用礼、敬重生命更说明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总体而言，不正是做到了他所说的“人能弘道”吗？
其次，我们把《乡党》篇放在整部《论语》做个简要的分析。

《论语》一共二十篇，《乡党》篇是第十篇，处于中间的位置。

如果抱着《论语》有结构性的心理去分析，你会发现整部《论语》的结构是：学（第一篇至第九篇）---表法（第十篇）---用（第十一篇至第二十篇）。

思想本身会决定自己的形式，是绝对性的形式，而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前九篇的主题思想在于“学”，有些学者认为“学”这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儒家思想，其实不然，光学不用不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本就有意通过培养弟子出仕以改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

以《学而》篇为例，“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老百姓犯得着犯上吗？当时以下犯上的大多是卿大夫及其家臣。

再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所言明显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谈论治国方法。

我们先不管后世儒家如何发展出新义，仅就原始儒家而言，在孔子时，一切思想行为都是为了从政。

孔子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指向是“政”，“政者，正也”。

巧合的是，《论语》前九篇记录的孔门弟子们大多在“学”，还没有从政，唯一一条明确记录弟子出仕的在《雍也》篇，孔门年龄最大的弟子子路为武城宰。

第十篇《乡党》是孔子在做示范，在表法，他把为士者
之应有理想应有抱负，以及其应有修养与应有品德，一一具体指示出来。

儒即是士，士即是儒。

最后第十一篇至第二十篇，弟子们大多都已从政，孔子也对当时的从政者们做出了评价。

如《先进》篇“子路使子羔为费宰。

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以及“子夏为莒父宰。

问政。

”
如果再做细分的话，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篇《尧曰》是整部《论语》的总结，落在一个“政”字上。

最后一篇只有三章，第一章是从尧舜禹至周朝的治国精华。

“尧曰：‘咨！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有学者分析，“天之历数”之所指即是天道，“尔躬”之实指则是“尔心”。

“允执其中”则是确保天道获得其恰当显扬的根本理念与根本原则。

“允执其中”也对应了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即《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在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传”的是什么？谁能够将天道转化为人道呢？第二章是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从政，孔子不厌其烦的详细解答了什么是“五美”、“四恶”。

最后一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联系《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可以更好的理解此章。

孔子一生效法天道，并转化之应用于人道，人与道合一，一以贯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党》篇是从直观感相的模写到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

钱穆在《孔子传》中说“孔子行政一如讲学，讲学亦犹行政，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矣。

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

”我们说，学与用也是一以贯之，内圣外王也是一以贯之。

下面，我们根据《乡党》篇试着去领悟一下真正的“孔子精神”，即孔子的“一以贯之”。

三、《乡党》篇体现的“孔子精神”
《乡党》篇值得引起重视的原因在于透过它你可以直面孔子，孔子在此篇的形象非常具象，且一反常态。

我们印象中的孔子是自信沉着的，“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是神秘莫测的，“甚矣吾
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是备受赞赏的，“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以颜渊对孔子的一段经典描述作为总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的光辉形象，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

我们可以体会到颜渊的崇敬之情，但我们真的理解了“孔子精神”吗？《论语》中关于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关于孔子经历的一幅幅图像让我们肃然起敬，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普遍的赞扬镇住了。

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因为孔子的处世方式与我们现在的时空背景不相称，尤其是《乡党》篇。

因此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并揭示出其应有的历史意义，是重新唤起孔子生命气息的唯一之路。

我们以管仲为例看看尊礼与违礼有何区别？
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共有四处。

一次是客观评价，“人也。

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两次是面对弟子对管仲的质疑时为其辩护，“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以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中对“仁”没有总结性的定义，一旦下了定义就会有局限，而《论语》中唯一一个因其具体行为而被孔子称“仁”的就是管仲，我们可以据此体察孔子心中的“仁”是怎样一种境界。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十分精准，管仲最大的功绩就是辅佐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最著名的政治主张是“尊王攘夷”。

春秋时期政治上的最大特征是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

《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人，亡国五十二个，后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齐国称霸是顺应时势，它的称霸也相应的减少了战争与纷乱，让百姓得到安宁。

真正的智慧是要明白罪恶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应思考如何与罪恶和谐共处，让罪恶的发生也遵循秩序。

我们看《史记·管晏列传》对管仲的一段描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

”管仲的智慧跃然纸上，他主张与民同化，先富后教，这也是孔子的主张，见《论语·子路》篇“富而教之”。

因此管仲被孔子称“仁”是因为他做到了“一匡天下”，让百姓保全性命，安然度日，这也是孔子的志向。

《论语》中还有一处孔子对管仲的批评：“管仲之器小哉！……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让百姓富足安康后，用礼是为了效法天地，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王正月”在《春秋》中出现了97次。

《史记·历书》曰：“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因此尊礼是为了效法天地、顺应民情。

管仲之违礼，处处与君王用度对等，没有顺应天道，没有尽善尽美。

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什么是天道？我们抬头看看高悬于空的日月吧，太阳的体积最大，其次是地球其次是月亮，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如果太阳地球月亮变成一样大小或者不再公转自转了呢？那样的话就是天道失序。

《鬼谷子》曰：“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

”一切变化都由微变显，由简变繁，要防微杜渐，如果卿相不守卿相之礼，大夫不守大夫之礼，以此类推，人道因失序而大乱。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再联系《乡党》篇前一篇《子罕》的最后两章，“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和“‘唐棣之华，偏其反而。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唐棣之华也是一个隐喻，这一句的意境与“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很像，仁与礼互为表里，一以贯之。

孔子抓住了“一”，才能守经达变，实现思想与行为之相辅并进、相得益彰。

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一”的坚守。

这句出自《论语·为政》，大多数学者都在挖掘阐发其祭祀礼仪的古义，有些学者认为其有所指，但不确切。

如邢昺曰：“鲁哀不能讨陈恒，以为无勇。

或谓季氏旅泰山。

”我们联系
上一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以看出孔子原意是要将民族的文脉传承下去。

正如他说自己“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换言之，不敢继承祖宗的文脉，就是无勇，反而去崇尚他族的文化，就是谄媚。

孔子抓住了“一”，才能上承他之前的三千年的华夏文化，开启他之后的二千五百年的中国文明，并以其非凡的生命力拓展出凡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广度，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

孟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以自己的狭隘之心质疑孔子反而入于小人之道。

有时候，面对经典不得不迷信一些，有质疑之处可先存而不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这也是孔子教导的智慧。

达·芬奇曾经说过，观看一堵被无数人唾弃过的墙是极为深刻刺激的体验。

《乡党》篇正是《论语》中的这样一堵墙，即使是孔子的真正崇拜者也大多绕道而行。

比如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孔子》与日本汉学家白川静的《孔子传》都严厉声讨此篇，认为此篇是贱儒所为，玷污了孔子反法则性的高尚严格的人性精神。

反体制也终归要立体制。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想建立的不正是文质互为表里、相互契合而两相表达的礼仪之邦吗？“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乡党》篇里的孔子真的是“一言未发”，而以一种可敬的从容不迫的态度，一种悠闲而宽厚的耐性，传达出了历经两千五百年而留存至今的儒家思想的精粹。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神而明之，存于其人。

仅以此文恭贺孔子生辰。

作者：董雪霏，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