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之研究

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之研究
作者：朱蕾燕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6期
摘要：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伴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成熟，最后随着君主专制的走向极端而衰亡。

专职谏官制度始于秦汉，完善于唐，转变于宋，亡于明清。

专职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主流。

关键词：产生原因，历史演进，客观评价
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是中国专制君主政体的构成部分之一，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政治历史现象。

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御史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两翼。

其咨询、规谏的职守和作为，凸显出自己特有的光彩，给古代封建专制政体注入了一股难能可贵的活力。

“所谓言谏，既是对君主言行和违失的直言归谏，以规劝其改正错误，由于这种归谏有时是以谏官的生命为代价，故也称谏诤。

”
一、言谏制度之产生原因
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产生后为完善和弥补君主集权制度之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之所以会出现言谏制度，有其内在的主、客观原因。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言谏文化与精神，这些言谏文化与精神鼓励臣民为了维护社稷与国家的利益而力谏君过，从对统治者有利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补阙和匡误之意见，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在君王看来，谏诤不仅可以为统治者装饰面门，而且可以利用臣下的聪明才智为自己服务。

言谏制度的建立，客观上也符合政权运作的客观规律。

我国古代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专制君权需要一个对其进行补充、完善、调节的因素存在，而言谏制度正好具备这种功能。

二、言谏制度之历史演进
谏官的设立，是封建专制的产物。

封建帝王虽集大权于一身，但也恐决策或言行过失导致统治危机，言谏制度便应运而生。

但其实，中国很早便形成了谏诤的传统。

原始社会后期氏族成员对氏族首领的民主监督习俗是言谏制度的萌芽。

《尚书·孔氏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

”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

《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司过之士”，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

司过之士己近似于谏官。

据《周礼地官》记载，谏官一职在西周时期正式出现，时称“保氏”，主要职责是“掌谏王恶”。

据《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

也就是说，“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王的过错。

自周代设“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谏议大夫等类似谏官的设置。

“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渐形成，言谏制度也正式设立。

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

齐桓公设“大谏”之职，谏官处在相当显著的位置，它是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

秦统一后，也设有谏官，并多为武将，事实上不允许谏官发挥应有的作用。

汉代言谏制度较秦代有一定的发展，谏官己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职权，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

汉时的著名谏官有刘辅、王褒、匡衡、夏侯胜等人。

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谏官开始有独立的机构。

隋唐时，谏官机构不断扩大，谏诤职能不断加强。

唐代是谏官制度的兴盛时期。

“言谏制度成熟完善于隋唐，在隋唐时期，门下掌封驳、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

唐太宗开了“纳谏”之风，做到了“从谏如流”，因而唐代皇帝一般都比较重视谏官的作用。

如武则天时，广开言路，于垂拱二年于朝堂置铜匦四只，以受四方上访的书信。

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

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失”。

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

宋代谏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

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给事中”兼任谏职，流俗为“给谏。

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班人马。

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能以耳目官的资格，尽量陈奏。

形式如此，事实上清代谏官等于虚设。

从历代谏官制度来看，几乎自周及春秋战国以后，各朝于谏官设置均有重视，尤其以唐代谏官机构最为齐全完备。

谏官制度是制约皇帝的制度，虽然其制约性极其有限，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而重要的历史现象。

三、言谏制度之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