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还没有真正开始(访谈)

我的学术还没有真正开始（访谈）
我的学术还没有真正开始（访谈）
舒晋瑜：您对理论的兴趣始自什么时候？
陈晓明：我最早对文学感兴趣，还要从我自小跟随父母下放到偏远的山村说起。

后来父母的待遇有所改善，家搬到公社所在地的小镇上。

那时在农村中学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时候就自编自演。

1977年参加高考，按分数是达到了重点录取线，当时听说被某重点大学录取了，据说档案都调去了。

等了好长时间，收到的通知书却并非如此。

后来据知情人说可能是档案被“调包”了，当时十分矛盾，父亲一句话：“孩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书读还有什么话说呢？”刚过十九岁的我就糊里糊涂去上了师专。

七七级学生中，我算是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之一。

我十九岁开始读理论书，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伍盠甫的《西方文论选》，一边读一边做笔记。

1980年春我留校任教，给七八级上现代文学史课，那时我二十一岁，台下坐的学生大都比我年纪还大。

在南平师专我获得了一段宝贵的专心致志读书的机会，开始写《文学概论》的讲义，开始主讲文学概论课，也很锻炼人。

舒晋瑜：那么艰涩的理论，不觉得枯燥吗？
陈晓明：从来不觉得枯燥。

我读得非常快乐，那么心心相印，后来我对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读得非常着迷。

接着读黑格尔《美学》《精神现象学》，二十一岁就读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虽然一知半解，但却是那么吸引我，那种思辨的思想让我神往。

后来我无意中在图书馆里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抱了一摞书回到房间，贴了一张纸条在门上：闲谈请勿超过十分钟。

八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给那个时期的学子们的知识底蕴提供了及时的资源，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

舒晋瑜：您对于文艺理论的学习，是系统的还是随机的？
陈晓明：1980年我考福建师大李联明先生的研究生。

专业成绩不错，但是没被录取，先生录取了比我年长十多岁的两位学长。

据先生后来说，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那时没有像我这么年轻的人读研究生，先生们会以为不成熟。

不过
先生给我一个书单，从《柏拉图对话录》到黑格尔以下西方文艺理论主要脉络的书里面全有了。

这也就是我在南平师专书架上看到那套汉译学术名著会眼前一亮的缘由。

幸运的是我照着先生的书单老老实实读了下去。

这使我具备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

1983年，我再次报考，被李联明先生录取。

舒晋瑜：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哪些？
陈晓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给我非常大的启发，让我感受到历史感和文化的命运感。

据说这是希特勒放在包里的唯一的书。

这本书在福建师大教师阅览室存放，但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师阅览室去读这本厚厚的书，半年时间竟然摘抄了两大笔记本。

这本书的宏观视野、历史通灵论以及思想的自信和坚定让我着迷。

那时有几本期刊是我所喜欢的，除专业的《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报道》外，还有《自然辩证法通讯》《美术译丛》，这些刊物给我提供另一种视野。

在福建师大读硕士那几年，是国内思想界风起云涌的几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理论等等，思想界激烈交锋，年轻一代的我们也投身其中。

那时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大部分时间浸淫于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舒晋瑜：可否谈谈您的老师们对您的影响？
陈晓明：读硕士时的李联明教授和孙绍振教授给我的影响很大。

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又是极其正派大气之人，是那种坦荡荡的君子。

特别感动的是，他们对我非常好，把我当成学生，当成自家的孩子，他们教给了我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

福建师大的文科有老传统，底蕴深厚，那里藏龙卧虎。

当时孙绍振老师已经是名震八闽大地。

因我的老师李联明先生调去省文化厅当领导，有相当多的时间我是跟着孙老师。

孙老师的特点是和学生打成一片，实行无缝对接。

论世事人情，臧否学界人物，他唇枪舌剑，妙语连珠，所向披靡。

舒晋瑜：您是以怎样的心态接受西方文艺美学的？
陈晓明：我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美学》，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忏悔录》，那时给我的经验就是，读理论的书，始终有一种快乐。

那时候对知识的热爱，对学术的热爱，怀着巨大的热情，完全自觉地投入进去。

阅读柏拉图、黑格尔，感觉他们就是我精神的故乡。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读这些经典名著更快乐美好的事情，
尽管很多内容不求甚解，只是若有所悟。

我们之间隔着西方的宗教，这是最大的障碍，但是能体会到——我们不需要完全理解另一种文化，但需要去了解它。

舒晋瑜：现在的学生和您那时候相比有何区别？
陈晓明：我读硕士的时候就在重要刊物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对于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来说，可能会比较难做到。

老师并没有要求，我基本是一个学期读十多本书，写两篇上万字的文章。

我是认真上好每门课，认真做好每门课的作业。

我写的“古代文论”作业《“兴趣”的结构分析》，是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审的稿，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文艺美学”作业《作家群与读者群的审美反应》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论视界融合》发表在当时领风骚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

我还选了一门“自然辩证法”的课，写的论文《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发表在《福建论坛》的头条，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后来被《新华文摘》（1985年第9期）全文转载并上封面放在哲学栏头条，我那时候才二十六岁。

我还在音乐系听过王耀华先生一门“西方音乐史”的课，这已经超出我的专业范围，但是王先生给我极大启发，我写的《试论音乐的审美本质——情绪力结构》，由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于润洋先生作为外请专家审稿，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发表这些文章，我和编辑们也素昧平生，就是以普通讀者的身份投稿。

《无边的挑战》书稿的主要部分是我读博士时写的，读博士期间，包括博士论文，我写了三本书，后来都出版了。

二十多年后，这几本书还有多家出版社要再版，其中《无边的挑战》三次修订再版，四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