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细菌战若干问题新探

一、对国民政府常德防疫工作的基本评价（一）常德防疫工作“得失”
分析国民政府常德防疫工作可以以伯力士到达常
德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其到达之前，
一是其到达之后。

1.伯力士到达常德之前的防疫工作。

伯力士1920年就在东北跟随伍连德防治鼠疫[1]，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有实践经验的鼠疫防疫专家。

在他1941年12月21日到达常德之前，常德的防疫工作很“积
极”，但“专业”水平不够，存在不少
“过失”。

防疫工作
“积极”的表现。

日机11月4日晨投下“异物”后，常德的军警就搜集了部分
“异物”送广德医院化验。

广德医院医生谭学华和汪正宇对异物中的谷子进行了化验，高度怀疑是鼠疫，随即报告县政府。

县政府5日上午即开会研讨对策，8日成立“常德县防疫委员会”，召开第一次防疫会议，并上报省府请求防疫支援。

11月12日常德出现第一例
鼠疫病人蔡桃儿之后，
常德政府和当地驻军充分紧张起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中队4个分队于17
日和19日到达常德，
分驻于东门、北门、西门和东门郊外韩家大屋，进行检疫工作。

18日，中央卫生署
第2防疫大队大队长石茂年到达常德，20日湖南省卫生处一个50余人的防疫队到达常德。

20日成立
新的防疫机构：“常德防疫处”。

22日卫生署第14防
疫队、23日军政部防疫4大队1中队、24日陈文贵
“常德鼠疫调查队”、29日军政部防疫9大队2中队
和红十字会救护总队2中队第642分队纷纷到达常德。

这期间经上述积极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绩是：
建立起了基本的防疫机构，发现和诊断了6个鼠疫病例，陈文贵写成《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

其中陈文
贵调查报告书对常德鼠疫的医学确认和分析，并指明常德鼠疫是日军飞机投下跳蚤所引起的结论，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防疫工作的“过失”所在。

当时常德的政府和医防人员均无鼠疫防治经验，因而尽管十分积极地工作，但也存在不少“过失”。

主要是：第一，11月5日听取广德医院谭学华医师的报告后，虽决定建隔离医院，但没在第一时间建立起对居民可能感染鼠疫进行监控的检疫机构和措施，以致无人监视老鼠和
居民染疫的情况，
直至11月12日蔡桃儿由她母亲常德细菌战若干问题新探
陈致远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湖南常德415000）
摘
要:
国民政府抗御日军常德细菌战的防疫工作,过去学界受“左”的史观影响,尽力寻找其枝节的种种不
足(抵抗敌人新式的细菌武器攻击,其措施有所失当其实是必然的),而没有从整体和宏观角度认识到中国政府最终取得了抗御常德细菌战的基本胜利这一历史结果。

常德细菌战其实是中国政府历次反日军细菌战中最为成功的一次。

过去认为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飞机从南昌起飞,从资料研究看,从武汉或岳阳起飞更具可能性。

另外日军飞机在常德城区之外哪些地方投撒了鼠疫也值得研究。

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学术史,也是应予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常德防疫;日军飞机起飞地点;投放鼠疫地点;常德细菌战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7）01-0099-07
收稿日期：2016-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湖南及周边地区）”（14@ZH025）。

作者简介：陈致远，男，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史。

2017年1月第42卷第1期武陵学刊Journal of Wuling Jan.2017Vol.42No.1
送到广德医院，才被动地发现鼠疫已在常德流行，此时已丧失了一周布控鼠疫的宝贵时间。

第二，隔离医院直到11月20日才建立起来，其作用的发挥实属迟缓。

第三，蔡桃儿死亡后的检疫工作依然低效，有大量患者漏检。

这一鼠疫流行初期的“过失”，增加了日后控制鼠疫的难度，造成了鼠疫患者向乡下转移的态势。

2.伯力士到达常德之后的防疫工作。

伯力士到达常德之后防疫工作走向“专业化”。

1941年12月21日，伯力士受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派遣来到常德，担任防疫处技术顾问，在专业技术上“指导一切”，使常德防疫工作走上“专业化”轨道。

其主要措施是：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和检疫制度，保证每一个鼠疫患者或疑似患者都被防疫部门掌握；隔离患者和留验疑似患者；解剖确认疫尸，并火化疫尸；全城杀鼠灭蚤，军民实行防疫注射；封锁疫区，实行交通检疫；调派军警进行防疫训练，协助强制防疫；开班培训防治鼠疫的医防人员；解剖检疫老鼠，监视疫情发展。

这是一套西方式科学的防治鼠疫措施。

伍连德1910年至1921年期间就是运用这些科学措施成功扑灭了东北两次大鼠疫。

伯力士到达常德后解剖检疫大量老鼠，发现到1942年1—3月老鼠染疫率逐月上升，他预言常德鼠疫第二次流行即将来临。

他建议提前做好抗击鼠疫流行的准备，为此在3月13日召开了防疫处第二次防疫会议，做了一系列的防疫预案[2]，为日后控制此次城区鼠疫流行（3月20日鼠疫爆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到5月份，此次鼠疫被基本控制，7月初，停止流行。

这是常德防疫工作走向“专业化”的结果。

但在防疫工作“专业化”过程中，国民政府的方法和措施也多存不足之处，从而影响防疫成效。

主要表现在：防疫机制有弊端，防疫处的行政领导和技术指导分两大块，工作中二者时有脱节，影响防疫实施和效率；疫情报告制度低效，1942年3月至7月城区第二次鼠疫流行时，防疫处查获的“鼠疫人数共31例”，但“其中17例系经检验尸体后发现”[3]，可见大量病人隐瞒未报；解剖尸体、火化疫尸的措施遭民众抵制，这种西方防疫措施与中国民众“保存全尸、入土为安”的传统殡葬观念产生严重对立，使民众千方百计隐瞒疫情，转移疫尸，导致疫源外扩；检疫制度有漏洞，1942年5月在城区染疫的病人李佑生逃出城区，使鼠疫传播到他家乡桃源莫林乡，导致16人死亡；乡下未建立疫情监控报告制度，从今天广泛的受害调查看常德周边乡下疫点至
少有60处，防疫处知道的仅3处(桃源莫林乡、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

当时国民政府与常德民众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因此政府的防疫宣传效果低下，许多防疫措施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如防疫注射、疫情报告、强制隔离、火化疫尸、交通管制等等，从而影响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常德防疫工作的重要成就和意义
尽管国民政府在常德防疫工作中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是，面对日军对中国的这次细菌战，国民政府给予了高度警惕和重视，采取了基本正确的防制对策，取得了将鼠疫最终消灭在常德及周边，阻止它蔓延至其他地区的胜利。

并获取了日军在常德实施鼠疫细菌战的证据，将其向国际社会公布和揭露。

1.国民政府基本正确的防制对策。

首先，国民政府重视常德细菌战的防制。

1941年11月21日，在常德细菌战发生17天后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签署手令：“应特别注意研究常德等地鼠疫……实地调查搜集证据，从速防治。

”[4]国民政府在常德鼠疫流行期间，派出中央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红十字救护总队等所属防疫队等计达20支共200余人，占当时全国防疫人员的六分之一，赶赴常德参与防疫，下拨经费70余万元，以及大量卫生防疫物质。

派遣卫生署鼠疫专家伯力士驻镇常德，设计规划整个防疫，用科学有效的方法防治常德鼠疫。

城区的鼠疫、桃源莫林乡的鼠疫、常德石公桥的鼠疫，都在防疫部门的努力工作下成功地得以控制。

其次，国民政府获取证据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细菌战行径。

国民政府鉴于对日军1940年宁波、衢州细菌战的证据搜集不够，不利于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从而遏制其细菌战行径，常德细菌战发生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常德鼠疫调查专家组”，由我国著名鼠疫专家陈文贵率领，于1941年11月24日（日军实施细菌战20天后）到达常德，详细搜集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证据，写成著名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

陈文贵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被提供给美国和英国驻华大使馆。

1942年4月中国政府汇集常德细菌战和浙江细菌战、绥西细菌战等资料正式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罪证。

6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日本在华实施细菌战的行为：“……如果日本继续对中国或其他联合国之一成员使用这种不
武陵学刊第42卷100
人道的形式（细菌战），将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美国的行为，而给予同样的和全面的报复。

”[5]这使日本此后对华细菌战有所收敛。

2.国民政府取得反日军常德细菌战的胜利。

首先，成功遏制了常德鼠疫向常德以外地区扩散。

虽然日军常德细菌战导致常德城区居民大量染疫死亡，但中国防疫人员严密监控鼠疫向常德以外其他地区扩散。

1942年5月常德鼠疫传到桃源莫林乡后，“常德防疫处”随即扩大为“湘西防疫处”，在桃源设立“防疫分处”，在长沙、沅江、汉寿、津市、沅陵、临澧、安乡、慈利、石门设立防疫机构和“鼠疫检疫站”，严格监控疫区粮棉被服等物质外运、可能染疫人员和疫尸外流[3]。

从工作的历史结果看，成功地遏制了鼠疫向大后方和其他地区扩散，粉碎了日军在我华中地区造成大面积鼠疫流行的企图。

其次，防疫人员努力奋斗，将常德鼠疫扑灭在常德境内。

历史资料记录中可见到如下参与常德防疫的人员（主要指卫生技术人员）。

他们积极工作，有的以身殉职。

常德地方人员：谭学华（常德广德医院医师、副院长）、汪正宇（常德广德医院检验士）、方德成（常德县卫生院院长、兼隔离医院院长）、王瀚伯（隔离医院副院长）、王国珍（常益师管区军医、隔离医院医生）、刘禄德（卫生巡回工作队队长）、顾三庐（常德中医公会会长）、欧冠（常德行署专员，1941年防疫处长）、张元祜（常德行署专员，1942年防疫处长）、戴九峰（常德县县长，1942年防疫处副处长）、巴天民（常德广德医院代理院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省防疫技术人员：邓一韪（湖南省卫生处主任技正，常德防疫处特派员）、林慧清（湖南省卫生处护士长，率队来常防疫）、梅朝章（湖南省卫生处卫生稽察长，来常支援防疫）、孔麒（湖南省卫生处卫生科长，来常支援防疫）、刘厚坤（湖南省卫生处卫生工程师，来常支援防疫）、张维（湖南省卫生处处长）、赖世芳（湖南省卫生处护士，来常支援防疫，1942年7月初感染肺鼠疫，不幸以身殉职）。

军、政部门和红十字会人员：伯力士（卫生署外籍防疫专员）、石茂年（卫生署第二防疫大队长）、施毅轩（卫生署第二防疫大队代理大队长）、马植培（卫生署第十四防疫队队长）、刘珍（卫生署卫生工程队队长）、容启荣（中央卫生署防疫处长，写成《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李庆杰（军政部军医署第四防疫大队技正）、陈立楷（第六战区卫生处处长）、冯启琮（第九战区卫生处处长）、陈文贵（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检验医学指导员）、刘培（陈文贵医学检验组成员）、薛荫奎（陈文贵医学检验组成员）、朱全纶（陈文贵医学检验组成员）、丁景兰（陈文贵医学检验组成员）、钱宝康（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长）、魏炳华（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视导员）、肯德（奥地利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分队长）、林竞成（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王诗恒（贵阳医学院来常支援医务人员，在伯力士指导下写成《常德鼠疫及其控制方案的报告》）。

来常和在常防疫的医疗技术人员共计二百余人，他们努力工作，虽因种种原因未能挽救众多的城乡染疫民众，但最终还是将鼠疫控制在常德境内。

至1943年3月，常德城乡鼠疫基本扑灭。

当时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常德可能成为战场，这样“湘西防疫处”停止工作。

当年秋冬，中国军队在常德境内抗击日军的侵略，发生“常德会战”，会战后此地再无鼠疫病例的报告。

再次，伯力士对常德防疫做出了贡献。

伯力士对常德防疫有着重大的贡献。

第一，他是常德防疫计划和措施在专业技术上的制定者。

第二，他通过解剖老鼠预测到常德第二次鼠疫流行，从而为防治这次鼠疫提前做好了准备，并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成功控制了这次鼠疫。

第三，他为防治常德鼠疫开班培训了一批中国防疫医务人员。

第四，他在常德防疫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防疫措施，如百姓反对疫尸火葬，他便提出修建鼠疫公墓；百姓反对烧掉鼠疫病人衣被，他便采取用大锅蒸煮消毒的方法来处理病人衣被，等等。

第五，中央派到常德的防疫专家都是流动的，唯独他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9月坚持在常德从事防疫，直至防疫取得基本胜利。

第六，他以57岁的高龄，1942年11-12月亲自率队在石公桥领导防疫，挽救了一批染疫者的生命，至今受到当地人民的口碑传颂。

伯力士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日军常德细菌战取得胜利，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二尧常德细菌战史实研究的两个问题
（一）实施常德细菌战的日军飞机从哪里起飞
日本学者认为是从南昌起飞，但没有指出依据所在[6]。

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是从汉口起飞，同样也没有提出依据[7]。

查历史资料可知日本“二战”时九七
陈致远常德细菌战若干问题新探
2017年第1期101
式轻型飞机，其最大航程是800公里；南昌至常德飞机往返要超过800公里，汉口至常德大约在800公里。

与南昌相比，从汉口起飞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但岳阳也有日军机场，同时岳阳也有日军1644部队的支队，岳阳距常德仅180公里，往返360公里，因此，从岳阳起飞的可能性也很大。

日本战俘榊原秀夫（731部队162支队队长）1954年的一份笔供说：
1942年1月,长沙进攻战结束后,我从岳州乘飞机护送重症患者到汉口时,在岳
州飞机场,从某一空军大尉那里听说,石井
来到汉口。

其后同年2月,我从11军参谋
部情报录中,看到由常德拍到香港的电文:
日军飞机一架投下像笼子的东西,此后在
住民当中发生鼠疫患者七、八名,以后还可
能继续发生,所以请发送防疫材料。

[8]
因此，从上述资料看，日军攻击常德的飞机从汉口或岳阳起飞的可能性更大。

（二）日军飞机在常德哪些地方投撒了细菌
有3种历史资料记录日机在常德投撒细菌的情况：一是历史防疫档案。

如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2年12月12日）：“民国三十年11月4日晨5时许，敌机一架于雾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掷下谷麦、絮纸、毡棉及其他不明颗粒状物多种，分落鸡鹅巷、关庙街及东门一带。

”[9]二是历史报刊。

如1941年11月20日《国民日报》报道：“（本报耒阳十八日专电）敌寇卑劣，在我常（德）、桃（源）一带以飞机散布鼠疫细菌，被难者已达十余人。

”[10]1421941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报道：“敌机于（11月）4日在常德、桃源等地播撒疫菌，现经美国广德医院协同详细化验，确系鼠疫杆菌。

”[10]143三是《伯力审判材料》。

1949年12月29日苏联国家公诉人的公诉词：“1941年夏季，（731部队）派出了第二次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领导人是该部队里一个部长太田大佐……远征队转回后，太田大佐曾向石井做过报告……该远征队在常德及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撒播过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

”[10]184上述3种历史资料记录：日机在常德城区、桃源及常德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投撒过细菌。

常德城区投撒细菌是确实无疑的，但“桃源”和“洞庭湖一带居民点”投撒细菌的问题值得探讨。

历史防疫档案没有日机在桃源投菌的有关记录，但记录了桃源县城的老鼠染疫情况：1942年4月，桃源城区老鼠染疫率为1.20%，5月上升至
2.45%，6月再上升至
3.52%，7月降至1.20%[10]99。

又记录了6月在桃源成立“湘西防疫处桃源分处”[10]88。

这都说明当时桃源县城有鼠疫疫情，常德防疫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其监控。

但是，桃源鼠疫从何而来？是日机投物所致，还是日后由常德传入？1942年5月到常德来考察鼠疫防治的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认为：“桃源、常德之间相距只45里，水路90里，交通便利，鼠疫向桃源传播至为容易。

……（目前桃源）鼠族已遭传染，形成疫源，随时可侵入人类，实为隐忧。

”[3]看来，他倾向于认为桃源鼠疫是由常德传入，并非日机投物所致。

但当时《国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报道日机在常德、桃源投撒细菌，其消息应有来源。

《国民日报》说其来源为《耒阳十八日专电》，耒阳当时是湖南省卫生处驻地，看来其消息根据是来自省卫生处。

省卫生处消息来自何处？只能是常德。

但常德历史档案却无记录。

因此，此史事成为一个谜。

关于日机在“洞庭湖一带居民点”投撒细菌问题。

相应的常德防疫档案有石公桥、镇德桥这两个“洞庭湖居民点”在1942年10—12月发生过严重的鼠疫的记载，但没有日机在当地投细菌的记载。

不过，在石公桥民间，老百姓都说那年秋天一个有雾的早上，日机飞过石公桥投下了许多不明物，落在瓦上沙沙作响[7]47-48。

但是，如果说1941年11月4日早上日机在常德投下细菌后又在石公桥一带再作投撒，那么，为什么石公桥一带当时没发生鼠疫，而到第二年秋季才发生鼠疫？这也是一个谜。

三尧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早年史料
常德细菌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防治常德鼠疫过程中留下许多重要档案文献，为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首先是当时常德历次防疫会议记录等，都基本保留在当地档案馆。

其次是国民政府保存的当时防疫工作报告，如1941年12月2日当时驻常德的红十字救护总队2中队中队长钱宝康的“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2日当时来常德调查鼠疫的专家陈文贵写成的“调查报告”，1941年12月30日主持常德防疫技术工作的外籍鼠疫专家伯力士写成的“报告书”，1942年7月贵阳医学院医务人员王诗恒在伯力士指导下写成的“常德防疫工作报告”，1942年10月中央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来常德考察防疫工作后写成的“报告书”，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
武陵学刊第42卷102
写成的“常德桃源鼠疫防治工作报告”。

第三，还有当时“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发的关于常德鼠疫防疫工作的《疫情旬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等。

此外还有当年广德医院医生谭学华、汪正宇在1942年发表的常德鼠疫检验相关论文和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等等。

这些早年的史料都产生在1941年至1943年常德鼠疫开始流行到被控制这段时间，对于研究当时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实况，尤其是国民政府防御常德细菌战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此前史学界对常德细菌战的研究，限于条件，都未能全部搜集到这些史料而加以运用。

特别是藏于贵阳市档案馆的“钱宝康报告”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王诗恒报告”（英文写成），知道者和使用者很少。

（二）“伯力审判”与常德细菌战
战后首次揭露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信息的是1949年12月下旬在前苏联远东伯力城举行的对被俘的731部队细菌战人员的史称为“伯力审判”的军事审判法庭上。

战后美国为独占日本细菌战技术资料，在其控制的远东国际法庭“东京审判”中，掩盖了石井四郎等的细菌战罪行，从而以此为交换获取了731部队的细菌战情报。

苏联为对抗美国的这一行为，将苏军在出兵中国东北时俘获的一部分731部队细菌战人员在远东伯力进行审判。

“伯力审判”是美苏战后“冷战”的产物。

伯力法庭上，被俘的731部队细菌生产部少将部长川岛清在供词中说：1941年秋天，731部队派出了一个100人组成的“远征队”到华中去，由731部队细菌武器实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率领，在华中的交通枢纽常德城一带投下“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从而“在常德一带的居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鼠疫症”[11]。

川岛清的供词，在8年之后证实了当年中国防疫档案“陈文贵报告”和“伯力士报告”的准确性。

中国政府为声援“伯力审判”，1950年初在国内各地进行了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报纸发表。

当时《人民日报》《新湖南报》和常德本地的《滨湖日报》等都发表了常德细菌战的调查文章。

这些报刊文章，在今天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史料之一种。

（三）“朝鲜细菌战”与常德细菌战
1952年初，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据国际科学委员会（ISC）的调查，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的细菌战事件（案例）共计50例，其中朝鲜
13例，中国东北37例[12]102。

在这些案例中，至少有7次是使用的日军在常德细菌战中使用的投撒鼠疫跳蚤的方法[12]20-21。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看起来（美军）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12]49对常德细菌战写出《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的中国鼠疫专家陈文贵，被邀请到朝鲜对美军鼠疫跳蚤细菌战作考察，陈文贵指出美军与当年日军在常德使用的方法“完全相同”[12]170。

国际调查委员会将陈文贵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附在报告书的后面。

因此，常德细菌战的资料对于证实和研究美军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研究美、日细菌战技术的合流，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邓一韪与谭学华的回忆
邓一韪是常德鼠疫流行期间湖南省卫生处派往常德进行防治工作的重要技术人员，他以省防疫特派员身份于1941年11月20日率省防疫队到达常德，此后一直工作到1943年3月。

谭学华是常德广德医院医师、副院长，他与汪正宇最先化验了日军飞机投下的谷物，又诊断了常德第一例鼠疫病例蔡桃儿，自始至终在常德参加防疫工作。

邓一韪和谭学华对于常德细菌战历史过程都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之一。

他们二人分别于1965年和1971年撰写了常德细菌战回忆录。

二人文章是当时地方文史部门为“存史”请他们写成。

邓一韪的文章题为《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发表在《湖南文史资料》上。

谭学华文章题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常德市施放鼠疫细菌的滔天罪行的回忆》，现藏武陵区档案馆。

这两篇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时代背景影响，二文对国民政府当时的防疫工作尽量不予“美化”，多写过错，这一倾向是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应予注意的。

（五）新史料的发现和中国学者的研究
1993年6月，日本学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日本侵华期间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记录日军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该日志明确记载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飞机对常德进行了鼠疫跳蚤细菌攻击。

这一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中国国内常德细菌战的研究。

当时最先研究者是东北的梁文玺先生，他于1993年10月写成《日军在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攻击暴行真相》小册子，搜集了一些相关档
陈致远常德细菌战若干问题新探
2017年第1期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