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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调控与经济法的结构探索
从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角度看，经济法功能既包括常规化调制功能也包括危机调控功能，前者属于经济法的常态功能，后者属于经济法的异态功能。

两种功能的统一与分层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非均衡性，进而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上重要的非均衡性原理。

经济法功能；规范结构；非均衡性一、问题的提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

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

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

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

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

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

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

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

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

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

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

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常态功能是经济法在大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功能，是经济法的最基本功能。

经济法的主要常态功能，是保障并约束常规化调制行为，是在一国经济按正常轨道运行时经济法所体现的保驾护航功能。

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也可看作是在常规调制失效或失败时经济法所具备的自我施救功能。

常规调制活动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经济法自身陷入危机，因固有的动态性、回应性存在，经济法能迅速对客观经济形势予以重新判断，并据此确立有针对性的特别调制措施。

三、功能视角下的经济法规范结构一经济法的规范类型经济法功能由其规范结构决定。

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必须同时具有保障常态功能的规范类型与保障异态功能的规范类型。

由于常态功能体现于经济发展平稳获波动不大时，这时的经济形势一般可通过经验予以预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大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较为具体的形式规定于法律之中。

这类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称其为规则性规范。

异态功能是经济大幅波动时的经济法功能，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定时很难预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规范也就很难在法律中以明确的内容规定下来。

而且既然是具有救市使命的异态功能，就必须强调相机抉择、因势而变，法律过多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

但同时，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法制经济，任何情况下的政府调制行为都不应脱离法律的限制，相机抉择绝非随意而为，经济法自然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调制行为设置规范约束。

一方面需要约束，另一方面又不能规定过细，这就决定了这类法律规范必然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可变因素。

这类规范我们可称之为标准性规范。

与常态功能相对应的规则性规范，以及与异态功能相对应的标准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类型上的一对二元结构。

由常态功能的基础性地位决定，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主体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大多情况下是一些裁量性规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中属于边缘性规范[1]。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中，内核性规范的种类差异并不明显，而边缘性规范则无一定之规，且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其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整。

二经济法上的行为及程序问题在市场已经无法自救，常规化的调控手段也已失效的时候，经济法的异态功能就直观地表现为政府救市。

但另一方面，不论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有一个法定性问题。

政府出钱救助市场，无论是提供贴息贷款，还是购买不良债务，起码需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审批，这是议会保留原则的必然要求。

这就意味着，经济法异态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干预，但干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干预必须是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调制。

合法的调控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要素。

政府该不该救市、何时救市、救市的程度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救市计划制定、审批与实施程序等则是形式上问题。

由于政府救市多是市场极度不稳定时的极端或应急性措施，将其实质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明确规定于法律之中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因而就产生评判标准多元化的难题。

从各国历史看，不论哪种救市计划出台，褒贬不一的声音总会出现[2]。

这是一个单靠法律很难解决的问题，尤其对经济法来说，如果它还要致力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对市场自身不抱绝对信心的话，它就必须相信政府的行为。

因而这里的合法性更多地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具体到经济法中，则主要是调制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的问题。

也就是说，作为危机调控手段的政府救市，其实质合法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非具体规则。

在更加关注目的、实行结果导向的时候，形式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法中，形式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关键因素。

如果说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程度、范围等实体内容需要政府自身进行裁量的话，那么调控计划的制定、审批、调整、监督等程序内容则应严格遵循法定原则。

经济法对非常规化调制行为的控制，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体现为经济法上的各种程序制度。

具体来说，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是，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救市措施，其决策与执行都应在一种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并允许相关主体的参与、监督；在制度层面，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又体现为一系列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程序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制度，在经济法上的典型表现是议会保留原则。

在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市场调节及常规调制均告无效的时候，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救市[3]，而是如何保证救市行为正当性主要是公平性的问题。

法律制度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

因而，强调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制度运行或行为运作过程之中。

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

因此在保障公平方面，典型的能被直接感知的仪式性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最终的救市计划内容怎样，只要是拿到国会讨论并获通过的计划，都应当认定是不存在公平性问题的。

因为有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是否公平可以自由讨论，如果救市计划不公平，在国会讨论中就应否决它[4]。

这正是强调程序法定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危机调控权及相应的责任承担在危机调控情况下，增大调制主体的权限是必要的。

因为法律制定出来是用来指导未来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了法律内容的粗细。

经济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危机调控必须反周期而行，因而危机调控的时机、手段、幅度、频率等也都是不可预测的。

从这个角度看，要想使得经济法的危机调控功能切实有效，经济法的总体任务应当是授权而非限权。

这是作为现代公法的经济法与传统公法的重要区别之一[5]。

当然，限制危机调控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并不应通过规则控制的方式，即不能将危机调控权的运作牢牢控制在具有明确内容的法律规则之下，不能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如果说非要建立一种控制方式，那么这种控制更多地只能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

但是，仅有这种控制显然是不够的。

例如，在政府救市中，一项被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救市计划，在形式上已满足了法定化的要求，但计划内容是否最为恰当、具体措施能否尽数实施、资金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