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制度与律令

明朝历史-制度与律令
明朝历史:制度与律令
1. 中央机构
六部在中央机构方面，朱元璋建国之初，仍沿袭元制，设立中书省，综理政务。

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正一品），左、右丞（正二品）等官。

中书省下置六部，六部各有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

这时六部是中书省的机构，尚书不过是丞相的属员，丞相大权独揽，位处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上。

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

这个规定永为后人遵守。

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升尚书为正二品，侍郎为正三品，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

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明政府经过这样的改革，一切大权就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出现了绝对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

六部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机构。

六部各有尚书、侍郎，皆为堂上官，下设各司，以理事务，都称某某清吏司，每司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皆为司官、属官。

吏部为六部之首，因掌用人大权，在六部中权最重。

吏部主管文官的考核与任免，下设四个清吏司，其中最重要的是文选清吏司和考功清吏司。

文官的考核与任免，即由这两个司的司官理尚书进行。

六部中权重的，吏部以外，便是兵部。

兵部主管军队调遣、武官及士官的升迁。

有关军事的会议，也由兵部主持。

明朝中后期，兵部尚书、侍郎常出外督师，参军务，甚至协理京营戎政，兼领禁军。

兵部也下设四个清吏司，其中以武选清吏司最为重要。

凡武官、士官的选用以及罢黜，皆归武选司。

户部主管土地、户口、赋税、俸饷、粮仓、钱库、铸钱等等，其中主要是征收赋税。

户部因为事务繁重，按省下设十三个清吏司，各管一省之事。

刑部主管天下刑政，审定和执行律例，判案定罪，管理囚犯。

因为讼事繁重，也按省分为十三个清吏司，各管一省刑政。

刑
部在六部中的权力较小，受到很多制约。

首先大狱要由三法司审理，称为“三司会审”。

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凡有大狱发生，由刑部负责审理，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又有朝审、大审、热审。

朝审是每年霜降后，由公、侯、伯和三法司会审重囚，由吏部尚书主笔，有时大学士也参与。

大审是由皇帝派宦官一员会同三法司长官，在大理寺审录罪囚，每五年举行一次，宦官居中坐大理寺大堂，刑部尚书等只能在旁列侍。

热审是每年盛暑时在京师审录轻罪囚犯，或释放，或减罪等。

此外，又有特殊司法机关厂（东厂）、卫（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礼部主管礼仪、祭祀、学校、朝贡、宴会等，也分四个司，事情也很多。

工部主管修建宫殿、衙署、陵墓，以及开采、织造、治河、屯田等，也分为四个司，是容易贪污的部门。

内阁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

因此，朱元璋废丞相后，便设置殿（华盖殿、武英殿等）、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皆为正五品，使侍左右，备顾问，并不参预机务，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仅承旨办事而已。

明成祖即位以后，则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得以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学士，渐升为大学士。

内阁之名及阁臣参预机务自此始。

但这时内阁仍是皇帝的秘书处，入阁者官位并不高，仅是六、七品的小官，有的升至大学士，也不过是五品官，而且不设置属官，不得干预诸衙门职掌，诸衙门奏事也不通告他们。

阁臣虽说参预机务，仅备顾问而已，凡事不能有所参决，皆由皇帝决定。

以后仁宗、宣宗时，阁臣逐渐进官，进至尚书、侍郎等。

从这之后，阁臣的官衔一般是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这样他们的地位就高起来了。

另外，内阁的职权也在发生变化。

宣宗常到内阁，命阁臣票拟。

特别到英宗时，小皇帝九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遂成为制度。

所谓票拟，即是一切内外章奏送到内阁，由阁臣代替皇帝先看，提出处理意见，墨书在一张小票（纸条）上，附贴在章奏上，呈进皇帝。

皇帝看过之后，把小票撕了，亲用红笔写批在章奏上，这叫作批红。

内阁票拟经皇帝批红之后，就变成正式谕旨发下。

内阁票拟必经皇帝批示才有效，决定权还是在皇帝那里，然而很能左右皇帝的决定，所以票拟极其重要，这
是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

自从内阁职在票拟之后，内阁之权日重，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为避宰相之名，统称为辅臣，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

票拟即由首辅执笔，其他辅臣不过参论而已。

五府、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中央还设有五府、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机构，以管理军事、监察、刑法等事。

五府是军事机关，即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明初原设大都督府，节制天下兵马，大都督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

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即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府，使之分别统领在京及在外的军队。

设左、右都督（正一品）为各府的长官，以治理府事。

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掌兵权。

兵部是任命将领、发布调遣命令的机构（调兵必须奉旨），但不直接统率军队。

五军都督府则是主管军籍和军政的机构，虽然分领在京及在各地的军队，但不能自己调遣军队及任命将领。

这二者互相钳制，又都不能指挥军队，以使最高统一指挥权操于皇帝手中。

但是明成祖永乐以后，有关兵事大权尽归兵部，而五府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都察院为明代所创设，把历代相沿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但不完全承袭历代的御史台制。

都察院是监察机关，长官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

其下设有十三道（按省分为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共计一百一十人。

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平行，合称七卿。

都御史操弹劾及建言之权，关于官吏的考察升降，则会同吏部进行，关于重大刑狱，则会同刑部、大理寺审理。

监察御史官品虽低，但权势很大，对王公大臣都有权加以纠劾。

尤其监察御史在外稽察州县，则称为巡按，代表天子出巡，权力极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另外，在监察方面，朱元璋又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置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从七品）等官，共五十余人。

这六科是独立的，其职在分别稽察六部事务，六部有违失，可以驳正。

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合称为科道官。

给事中权力很大，一是有封驳权，诏令有不当者，可以封还；一是有劾奏权，如官员有违法事实，可以劾奏；一是有论事权，朝政有失，可以上疏匡正。

大理寺是司法机关，主管复审大案，平反冤狱，长官为大理寺卿（正三品）。

凡刑部、都察院问过案件，皆移送大理寺复审，听候指
驳。

通政司是明代创设的，掌收内外一切章奏、封驳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

长官为通政使（正三品）。

朱元璋认为政务如水，应当使之常通，即下情上达之意，所以这个机关以通政为名。

2. 地方制度
省、道、府、县地方行政制度为省、府、县三级制。

明初仍沿元制，在各地设行中书省，在各行省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简称为布政司。

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意义实有不同。

元朝的行中书省职权太大，几乎无所不统，而布政司的职权则仅限于掌管民政、财政。

到宣德三年（1428年），全国除南北两京外，共有十三个布政司，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终明之世不变。

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又设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均无定员。

布政使俗称为藩司或藩台，掌管民政与财政，实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权重位尊。

参政、参议掌管各道事务，详见于下。

各省除布政司外，又有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合称为三司。

按察司掌管司法和监察，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又设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均无定员。

按察使不仅主管一省刑狱，也兼有纠劾官吏之责，俗称为按台或臬台。

副使、佥事的职务是分道管事，详见于下。

都司掌管军政，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

都指挥使的官品高于布、按二司，号称为二品大帅，凡有联名公文，序衔皆在二司官之上。

三司在省里是平行的，彼此不相统属，各同中央有关部门发生联系。

如布政司与六部发生联系，也与都察院有联系。

按察司听命于刑部、都察院，都司听命于兵部及五府。

这样，三司分权鼎立，可以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形成独立局面。

但事无总统，又有运转不灵之弊。

所以明中期以后，朝廷纷纷派部院大臣出任总督、巡抚各差，以驾于三司之上。

这些总督、巡抚并非官名，只是一种差遣。

但日久之后，也变成定制，到清代便把总督、巡抚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

省以下有道的设置，但道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

道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分守道与分巡道两种。

凡由布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粮的，称为分守道。

各省分道数目不等，全国共有六十道。

凡由按察司的佐官副使、佥事分理各道刑名的，称为分巡道。

各省分道数目不等，全国共有六十九道。

省以下的行政单位为府，直隶于布政司。

全国共有府一百五十九个。

府有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俗称司马，正五品）、通判（俗称别驾，正六品）无定员，推官一人（俗称司理或司李，正七品）。

知府掌一府之政，在明初很受重视，知府到任，多由皇帝赐给敕书，以加强威权。

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

推官掌理刑名。

但两京府的组织不同，在府之上，没有布政使。

北京称为顺天府，设府尹一人（正三品），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判六人（后减为三人，正六品），推官一人（从六品），等等。

南京称为应天府，设官同于顺天府。

府以下为县，全国共有县一千一百七十一个。

县有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

知县掌一县之政。

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

州另外，还有州的设置，全国共有二百三十四州。

州分为直隶州（隶于布政司）和散州（隶于府），直隶州地位同府，散州地位同县，但州官品秩皆相同。

州有知州一人（从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无定员。

知州掌一州之政，同知掌清军或兼巡捕，判官督粮、管马、捕盗、治农、管河等事。

3. 卫所制度
明朝的军队的基层组织分为卫、所两级，叫做“卫所制度”。

大致五千六百人为一卫，称为卫指挥使司，卫的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

一卫辖有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设千户一人（正五品）。

千户所辖有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一人（正六品）。

百户所辖有总旗二，小旗十。

约五十人为一总旗，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约十人为一小旗。

卫、所遍布全国各地，自京师至府、县皆有卫、所。

卫隶属于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又分隶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统计，全国卫、
所兵数有一百二十余万。

永乐以后，卫、所兵数达到二百七十余万。

为保证军队的兵源及供给，明初又实行军户和屯田制度。

凡军士都是世袭的，单独编户籍，叫作军户。

全国军户约有二百万家，占全国户数很大的比例。

凡各地卫、所皆实行屯田，以保证军饷的供应。

军士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屯田者专事耕垦，供应军粮；守城者专务防守操练。

军士守城与屯种的比例，大致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明初一个时期之内，几乎无军不屯，军队大体能够屯田自养，屯田收入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国家免去养兵之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遇有战事发生，则由兵部奉旨调卫、所兵，临时命将充总兵官，发给印信，统兵出征。

战事结束，总兵官交还印信，兵士回到卫、所。

这样将不专军，军无私将，而军权集于中央。

4. 明律与《大诰》
《大明律》朱元璋自称吴王时起，即命人议定律例。

在洪武六年（1373年），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于次年初成书。

此后《大明律》几经修定，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天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律，是依据唐律及明初实际情况写成的。

全书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条，改变唐律的篇目，分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七律。

《大明律》的刑名有五，即笞、杖、徒、流、死。

但五刑之外，又有凌迟、刺字、充军等刑。

《大明律》的主要内容是从各方面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制度。

如为了镇压反抗、冒犯皇权及触犯纲常名教的行为，《大明律》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凡犯十恶之条者皆从重治罪，并且遇赦不赦。

又如为了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大明律》专设“奸党”一条，用以禁治大臣结党弄权。

又如为了保障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大明律》对于隐匿户口及田产以逃避赋役者，莫不加以处罚。

此外，《大明律》还规定了各阶级和各等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如有所谓“八议”之条，即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兵，用以优待皇亲国戚及勋贵显宦之家。

凡在“八议”者犯法，官吏不得擅自勾问，只能奏闻请旨。

若奉旨推问，则开列应得之罪，由皇帝裁决。

又如规
定主人犯罪，奴婢不得首告。

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家长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家长者则绞，骂家长者亦绞。

若家长不告官府而殴死有罪奴婢者，仅杖一百，如果杀死无罪奴婢者，也只杖六十、徒一年。

凡雇工人殴家长者杖一百，徒三年，折伤家长者绞，殴死家长者斩，故意杀家长者凌迟处死。

若家长殴雇工人未折伤者勿论，折伤雇工人者较凡人减罪三等，殴死雇工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意杀雇工人者绞，过失杀雇工人者勿论。

《大诰》明初的法律除《大明律》外，还有朱元璋所亲撰的《大诰》三编。

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作《大诰》七十四条，又于次年作《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及《大诰三编》四十三条，皆颁示于天下学宫，作为师生必读的教本。

并且规定一切军民也必须熟观，要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等罪，可以减罪一等；如果没有此本，则加罪一等。

此令一出，于是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朱元璋皆赐钱遣归。

《大诰》三编的主要内容是列举明政府用严刑峻法所处理的种种案件。

凡所列凌迟、枭首、族诛等案件不只千百，而斩首以下等案件则至万余，这些案件大都出自朱元璋的亲裁。

朱元璋决断这些案件，多是法外用刑，用刑要较《大明律》重得多。

《大诰》三编中有种种酷刑，如有族诛、凌迟、枭首、挑筋、去指、断手、砍脚等，不下三十余种。

朱元璋颁行《大诰》三编的目的，即在于公布一系列酷刑案件，用以威慑及警戒臣民，使之安分守己，不敢轻易犯法。

《大诰》三编是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的记录，也是朱元璋推行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