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征资本到公共价值

从象征资本到公共价值:
大学评价的理念重申与治理改进
李海龙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㊀要:评价已经成为组织获得价值合法性的源泉ꎮ从功能上看ꎬ大学评价作为价值塑造工具与治理手段同时存在ꎬ其象征意义超越了对组织行动的引导作用ꎮ实践中ꎬ通过对精英主义符号的生产ꎬ各类量化评价工具的流行引发了诸多 意外后果 ꎬ增强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等级序列ꎬ部分大学又以超量的 象征性资本 进而占有更大资源ꎮ从结果上看ꎬ评价不仅可以为大学 镀金 ꎬ而且可以实现 吸金 的效果ꎮ量化评价机制的流行与大学治理在主体上的互斥带来的是高等教育的价值撕裂ꎮ只有明确评价机制的主体与供给方式ꎬ才能真正使评价引导大学实现良性发展ꎮ
关键词:大学评价ꎻ象征意义ꎻ大学治理ꎻ治理改进
作者简介:李海龙ꎬ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ꎮ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 十三五 规划２０１９年度国家一般课题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项目编号:ＢＧＡ１９００４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０６８(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５７－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６３/ｊ.ｃｎｋｉ.ｓｄｊｋ.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６
评价是基于价值判断的社会行为ꎬ带有广阔的象征意义ꎮ因为实施评价及结果验收会彰显特定的权威认可机制ꎬ可以使组织获得合法性ꎮ在学术上ꎬ大学评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ꎬ其理论更多地取自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ꎬ 是作为特定管理机制或管理技术中的一个环节ꎬ实践中的例证包括目标责任制㊁社会服务承诺制㊁效能监察㊁效能建设㊁行风评议ꎬ等等 [１]ꎮ然而ꎬ无论是达标还是选优ꎬ教育领域内的评价最终的效果很可能是 求同 大于 存异 ꎮ２０２０年ꎬ我国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２０２０年总体方案»)中强调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ꎬ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ꎬ就有什么
样的办学导向 更是将教育评价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ꎮ评价规定了组织活动要达成的目标ꎬ也反映了对高等教育治理效果的需求ꎬ能够提升从政府到大学的办学积极性ꎬ 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大ꎬ并通过各种手段来促进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竞争和发展ꎬ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贡献ꎬ而大学评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ꎮ大学评价不仅促进了大学间的竞争ꎬ而且也扩大了大学的影响 [２]ꎮ因此ꎬ对大学而言ꎬ评价也是价值生产工具ꎬ 评价判断是对一种价值可能性的判断ꎬ对一种尚未存在的㊁有可能通过活动而被创造出来的价值承载者的判断 [３]ꎮ在实践层面ꎬ大学评价按照 目标 责任 绩效 的逻辑展开ꎬ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和增值意义ꎮ虽然大学评价是对组织价值与绩效的判断ꎬ但具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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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在围绕 结果量化 和各项职能的 精确化 进行ꎮ而在面对像大学这样的 多相关利益群体组织 [４]时ꎬ评价会伴有权力的嵌入与互构ꎬ还包含利益的划分ꎮ各类评价工具为大学和学科制造出不同的 象征性身份 ꎬ而且决定了下一阶段获得资助的资格ꎮ这说明评价产生的声誉不仅可以为大学 镀金 ꎬ而且还可以扩充资源ꎬ实现 吸金 的效果ꎮ这就令我们产生了诸多疑惑:评价到底是驱动办学行为的起点ꎬ还是对一个阶段组织绩效的终结?是为了判断大学各项职能的价值ꎬ还是为建立一套绩效与象征意义的供给机制?唯有弄清这些问题ꎬ才能发现大学评价的真正价值与现实意义ꎮ
一、大学评价的象征意义制造
从理念上看ꎬ评价代表着新的价值生产模式出现ꎬ而且会支配未来行为ꎬ杜威就认为: 只要对事物的鉴定与评估是根据它们作为手段的适宜性与有用性而做出的ꎬ那么ꎬ就存在一种独特类别的价值命题ꎬ因为这类命题并不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已经存在的事物的ꎬ而是关于准备要实现的事情的ꎮ [５]关于高等教育评价大概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ꎬ指向课程设置㊁教学质量和对科研绩效测量ꎮ到了７０年代末ꎬ 大学评价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首次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ꎬ主要体现在大学对自身各项活动的测量与判断上ꎬ 对于大学的充实和提高说来ꎬ自我评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６]ꎮ今天的大学评价已经成为一种符号ꎬ意味着特定权威和市场对组织绩效的认定ꎬ 多数社会科学家将权威定义为具备正当性的权力ꎮ正当性指的是在特定的准则㊁价值㊁信仰及定义下的社会构造体系中ꎬ确立系统中的实体的行动的可接受性㊁恰当性及合宜性的一种普遍认识或认定 [７]ꎮ虽然各类排行榜㊁本科教学评估㊁学科评估㊁
专业认证都属于大学评价的范畴ꎬ可以左右各项活动的开展ꎬ但通过分门别类的评价工具ꎬ利用数据收集和分析对办学水平进行测量ꎬ人为建立大学间的等级秩序才是真正的内涵ꎮ换言之ꎬ对各项办学活动分门别类的评价可以将 原本极其复杂乃至难以实施的大学评估变为一种极其 简化 或 简单化 的数字算法 [８]ꎬ还能将树立典型㊁塑造标杆作为象征意义嵌入办学行为中ꎮ(一)大学评价的价值迷思如果说传统意义上大学的价值是由其职能体现的话ꎬ那么现代社会中则要借助各类评价工具对其价值进行重新认定ꎮ因为现代评价机制代表了价值秩序的确立ꎬ这种秩序不仅决定了大学和学科所处的等级ꎬ而且决定了资源再分配方式ꎮ从１９世纪开始ꎬ评价经历了从测量㊁描述㊁判断到价值建构的过程ꎮ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ꎬ评价逐渐脱离了学习成绩诊断的功能ꎬ各国都尝试建立 通用标准ꎬ并对大学进行外部质量保障 [９]ꎮ在 新公共管理主义 的影响下ꎬ政府也希望控制高等教育发展成本ꎬ并提升质量ꎮ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渴望更公允的大学价值分析模式ꎬ希望建立 质量与相关性㊁获取和投资联系起来的价值模型 [１０]ꎮ由于评价机制与资源配置方式相挂钩ꎬ这也就不意外今天的大学为何如此关注各类评价工具所制定的看似 科学 的标准ꎮ赵汀阳就指出:由缺乏知识所导致的理性局限虽然可以接受ꎬ 可是失去价值标准的生活却忍无可忍ꎮ虽然价值难以找到事实根据ꎬ可是价值却必须看护存在 [１１]ꎮ评价作为杠杆能撬动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ꎬ实现对各类机构进行 赋值 或 减值 ꎬ起到动员和监控效果ꎮ 评价大学 的叙事语境已经超过了真实的 大学评价 ꎮ
确立评价的指导意义只是治理策略调整的第一步ꎬ更重要的是设计出另一套支配性逻辑ꎬ将大学㊁政府与社会纳入新的时空序列中ꎮ在我国ꎬ大学评价理念的演变所展现的是高等教育 脱域 的过程ꎮ 脱域 主要指: 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ꎬ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脱离出来 ꎮ [１２]对中国大学而言ꎬ这一过程意味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将组织制度从原本的时间与空间范畴中分离ꎬ融入新制度供给方式中ꎻ另一方面则需要换取 符号筹码 使其参与到新博弈环境中ꎬ 所谓符号筹码是指通用的信息媒介ꎬ在我国发起并推动的这场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中ꎬ学历㊁论文和奖项便扮演着学术符号筹码的功能 [１３]ꎮ各类评价工具构成的竞争场域支配了大学发展的逻辑ꎬ获得评价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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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征资本到公共价值:大学评价的理念重申与治理改进
认可成为大学间博弈的主要目标ꎮ
中国大学在评价体系上先后进行了两次 脱域 过程ꎬ第一次是由内向外ꎬ第二次则是由外向内ꎮ如果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ꎬ中国大学将自己纳入以西方话语为主体的评价体系内ꎬ是完成了第一次 脱域 的话ꎬ那么第二次则是在进入新时期后ꎬ要求大学评价在情境和方法上回归本土ꎮ特别在２０１５年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２０１５年总体方案»)中ꎬ对 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 尤为重视ꎮ只不过第一次是接纳外部的评价体系ꎬ第二次则是由本土管理系统来发放博弈筹码ꎮ这也意味着大学获取筹码和进行游戏的环境发生了转换ꎮ大学在短时间内需要同时完成行政任务㊁社会价值认定等多项目标ꎬ实际上增加了价值生产的困难ꎮ
(二)精英主义标签的制造
评价的初衷是为了判断社会组织价值ꎬ提高公共管理资源配置的效率ꎮ但是对个别组织量化评价的流行会产生弥散ꎬ成为控制各类组织绩效的通用准则ꎬ造成 非意图后果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ꎮ[１４]评价精确的目标指向为现代大学带来了价值再生产机会ꎮ新评价工具不仅要带来对组织绩效的监控与问责ꎬ更要满足全社会对于高声誉大学的需求ꎮ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ꎬ声誉在评价文化的流行中获得了强化ꎬ成为竞相追逐的特殊资本ꎮ就像布迪厄所言: 竞争ꎬ作为这些变化的根源ꎬ实际上是由每时每刻在这些名牌大学之间建立起来的力量关系的结构决定的ꎻ任何一个机构为了确保或者改善自己的位置所能够施展的策略ꎬ都取决于学校所拥有的特殊资本的总量ꎮ [１５]成本约束机制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ꎬ将商业评价思维移植到高等教育中ꎮ对大学的评价也不限于问责和绩效衡量ꎬ而是生产出更多显眼的标签和头衔ꎮ评价的内涵也就成为对标签和数据的统计ꎮ借助大众传媒ꎬ争相进入各类评价指标体系或排行榜ꎬ成为大学吸引外部资源的新策略ꎬ 在讨论评估过程的绩效结果时ꎬ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 大学的资本主义重新设计ꎮ这些策略在内部指向效率和有效性的边界ꎬ以 少花钱多办事 为中心ꎬ在外部指向新的公众和机构的市场知名度 [１６]ꎮ其实从积极意义上看ꎬ新评价理念与其说是一种监控办学质量的手段ꎬ不如说是激励大学及其办学者参与竞争ꎬ实现 锦标赛 式治理动员ꎮ但量化
评价的盛行重塑了整个社会对大学的认知ꎬ成为对数据㊁指标等商业标签无序竞争的驱动机制ꎮ虽然大学的声誉无法准确评估ꎬ但对声誉的追逐可以用精确数据的方式表达出来ꎮ如周雪光所言: 声誉必须建筑在产品或人们行为的差异之上ꎬ这种差异必须是人们共同承认的:也就是说ꎬ人们必须共享这些评价产品行为的标准ꎮ声誉之所以有意义ꎬ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其行为或品质无法加以确实无疑的评估ꎮ [１７]如果说传统社会大学的声誉来自其使命和历史沉淀的话ꎬ那么今天则必须要借助精确的统计工具㊁详细的指标系统来认定ꎮ
更进一步看ꎬ今天以各类排行榜和量化指标为依据的评价工具制造的是稀缺性符号ꎬ在大学之间产生等级格局ꎮ人们需要各类评价工具并非是因为测量办学绩效ꎬ而是可以满足更多社会成员对精英学校身份标签的追逐ꎬ而政治体制和权力又会给予这些大学充分的资源和制度保障ꎬ 精英大学开始彼此竞争以争夺更好的生源及捐赠人更多的财力资源ꎮ普通大众也开始对大学活动㊁大学成就及大学间的比较结果感兴趣ꎮ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兴趣促进了高等教育排名系统的形成 [１８]ꎮ有更多的大学能被贴上 一流 的标签ꎬ国民也能为自己国家大学的排名提升感到自豪ꎮ然而随着排行榜认知的盛行ꎬ被贴上 精英 标签的大学却会产生排他效应ꎬ 通过强制推行对学校进行评价的一种统一标尺ꎬ这些排行榜使得人们对具体学校的了解脱离了学校具体的背景ꎬ并忽视学校之间可能存在的大量差别ꎬ比如各校入学人群类别上的差别等ꎮ通过建立学校之间明确的等级性关系ꎬ以及暗化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形式ꎬ学校排名榜强化了相关组织场域的存在 [１９]ꎮ如此一来ꎬ评价制造的声誉标签放大了每个社会成员心目中的 精英主义情结 ꎮ其实践的结果就是:办学者一方面会对高声誉大学加大投入ꎬ巩固精英大学的数量ꎻ另一方面则会利用生产出来的标签诱导其他学校模仿ꎮ所有大学都会因为评价系统的规训而变得平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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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号化与象征资本的生产
量化评价的流行不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导下的产物ꎬ而是整个社会都需要以这种形式去了解大学ꎮ伴随普及化时代的到来ꎬ高等教育活动在量化评价思维的支配下逐步走向了 符号化 ꎬ加速了行政取向㊁商业活动与评价工具对办学行为的渗透ꎮ随着大学数量的膨胀ꎬ通过各种质量评估㊁专业认证和排行榜建构公众对大学认知的方式显然更加直观ꎮ但是公众不可能对各类评价指标有更加深刻的理解ꎬ于是ꎬ对大学进行等级和类型的划分更加易于接受ꎮ换言之ꎬ评价就是对大学的分层ꎬ诸如 ９８５ ２１１ 等标签符号就是大学的新名称ꎬ 有一种特殊但极其重要的客体化ꎬ这就是符号化ꎬ即人类社会对符号的生产ꎮ与其他的客体化相比ꎬ符号的独特性在于它把刻画主观意义当作自己的明确任务 [２０]ꎮ评价原本是一种后置行为ꎬ是对组织发展一个时段内数量和质量的判断ꎮ但在符号化过程中ꎬ评价行为却被前置ꎬ作为诱导办学转向的目标ꎮ尤其在各类 集中建设 重点投入 建设项目中ꎬ其遴选过程中的评价标准就是推动各高校实施短期突击行为的驱动因素ꎮ比如最初的« ９８５ 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中虽没有提到建设成效的绩效衡量ꎬ然而项目遴选事实上已经将评价行为提前了ꎬ入选即为获评通过ꎮ触碰 最低标准 获得 冠名 成了大学最现实的选择ꎮ部分大学利用符号取得 象征资本 就具备了先发优势ꎮ
由于以精英标签为代表的 象征资本 可以获得资源注入ꎬ精英大学所追求的就不再是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公共性ꎬ而是尽量让各类遴选评价体系㊁符号生产机制变得排他ꎬ 经过仔细选拔之后录取的学生被构建成了一个被分离的群体ꎻ当人们将这一过程当作合法化的选择来理解和认同的时候ꎬ它本身就会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ꎻ如此构建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ꎬ排他性越强ꎬ其象征资本的意义就越大 [２１]ꎮ
同国家综合实力的分布相类似ꎬ全球学术体系是在中心㊁半外围和外围之间分层结构的ꎬ也呈现出 中心－边缘 的分布状态ꎮ而在国家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实力的 中心－边缘 格局中ꎬ处于学术中心的国家为大学带去的象征资本要超越具体学科所呈现出的发展质量ꎮ[２２]大学对象征资本的依赖会使外界利用评价指标㊁影响因子等工具强化对其控制ꎮ对绩效的强烈需求和严格问责反过来又是为了维护象征资本的排他性ꎬ也形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低端循环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ꎬ文献计量学的专家们一直呼吁警惕使用影响因子评价个体科研人员的荒谬性ꎬ但这并没有阻止决策者以及许多被认为理性的科学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对影响因子的不当使用ꎮ许多国家(如巴基斯坦㊁中国㊁韩国和日本)的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ꎬ甚至建立了直接以期刊影响因子为基础的经济激励措施ꎮ [２３]象征资本和各类标签的持有量成为全社会判断大学价值的主要依据ꎬ也成为高等教育市场唯一的博弈资源ꎮ
总之ꎬ评价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问责与激励大学绩效的作用ꎮ但量化评价的盛行又会制造出符号与象征资本ꎬ利用这些来刺激办学者和大学展开竞争ꎬ 以测量为主要方式的绩效评价和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问责制强化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以及高等教育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性ꎬ而忽略了高等教育之于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重要性 [２４]ꎮ更准确地说ꎬ评价重要的功能一方面在绩效测量与问责ꎬ另一方面则让大学完成集体的 脱域 ꎬ进入重新设计的叙事语境中ꎮ热衷量化评价的背后是高等教育的利益主体对象征资本和精英符号的共同需求ꎮ二、大学评价机制运行对治理的挑战
作为一种治理工具ꎬ评价机制能够打破大学组织与办学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ꎬ并监控大学运行绩效ꎮ而利用各种常规和临时性发起的评价项目或质量评估ꎬ各级管理机构可以达到向下的 增责 ꎬ同时又实现了本层级组织 卸责 的效果ꎮ高等教育评价的兴起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党政工作建立起的 目标管理责任制 极为类似ꎬ 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ꎬ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ꎬ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 管理 (如考评㊁奖惩等)的依据ꎬ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以指标体系为核心ꎬ以责任体系为基础ꎬ以考核体系为动力ꎬ辐射形成目标管理网络 [２５]ꎮ以１９８６年政府开始对科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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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征资本到公共价值:大学评价的理念重申与治理改进
取竞争性项目拨款的资助方式为起点ꎬ包括 ２１１ 工程㊁ ９８５ 工程在内的一大批项目实施都与 目标管理责任制 有诸多的相同点ꎬ例如项目目标与领导政绩相挂钩ꎬ都带有集体动员机制ꎬ项目目标被下达到各级科层组织中ꎬ以及要定期接受项目执行情况的评估等ꎮ无独有偶ꎬ在«２０２０年总体方案»中也强调了
各地根据国家层面确立的评价内容和指标ꎬ结合实际进行细化ꎬ作为对下一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依据 ꎮ但是ꎬ利用频频发起的评价机制ꎬ尤其是量化评价会打破大学的常规运行状态ꎬ也会产生 象征性治理 ꎬ也就是 一种趋近于理想治理的方式及状态ꎮ其对事务的处理力度较低㊁成效较差 [２６]ꎮ评价能为大学鉴定绩效ꎬ但也面临着治理目标上的冲突和挑战ꎮ
(一)评价机制生产与治理目标的冲突
今天量化评价的流行来自办学者对高等教育治理质量的期待ꎮ到达一个时间阶段后ꎬ从政府到大学都会对责任与目标进行对照ꎮ于是ꎬ用一系列量化工具模型测量出的数据更能证明被评价者绩效的科学性ꎮ而在这个过程中ꎬ科层组织的理性选择是淡化本级责任而强化绩效ꎬ或者说用绩效抵消责任ꎮ设立新的评价机制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偏差ꎬ并降低治理成本ꎮ我国高等教育拥有超大体量和规模ꎬ渴望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解决治理负荷问题ꎮ但事实上ꎬ这种来自规模扩张的挑战在短时间内无法利用管理技术克服ꎬ反而由量化评价工具造成的任务与指标分解机制加速了大学内部绩效与责任的分裂ꎬ 公共服务 实质上正在变成以项目评估和项目管理为中心的治理体制 ꎬ这种项目式治理所体现的ꎬ仍然是经济竞争㊁运营的逻辑ꎬ由政府推行的这种经营性运作ꎬ会多方展开ꎬ从而侵蚀公共领域ꎬ将其逐渐产业化 [２７]ꎮ现代政府在面临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带来的问题时ꎬ需要兼顾绩效产出与责任控制两个治理目标ꎮ而在科层组织本能的行动逻辑下ꎬ治理意图的释放需要达成三个不同方向的目标: 权威㊁价值和控制 [２８]ꎮ仅仅通过常态化与临时发起的评价行为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目标ꎬ反而在治理目标与评价机制之间造成了较大的裂痕ꎮ具体来看ꎬ首先是权威设置与评价机制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ꎮ在«２０１５年总体方案»中ꎬ评价机制改革是伴随着 简政放权 第三方评价 的引入来实施的ꎮ然而评价机制的生产主体是各类行政机构ꎬ改革强化了权威ꎬ因为只有统一的权威才能驱动下级组织展开评价行动ꎮ不可避免的是在执行过程中ꎬ这种主体权威会被一套符号化的管理行为取代ꎬ评价机制的运行成了 象征性权威 的生产过程ꎮ后者的生产由一套仪式㊁符号㊁测量工具和制度化程序来构成ꎬ 现在国家的官员ꎬ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中游离出来ꎮ他们通过一些抽象的象征来评估他们的社会生活ꎬ但是这种抽象的象征总与他们所要掌握的真实社会距离甚远 [２９]ꎮ通过对大学评价的组织动员所建立起来的仪式强化了这种 象征性权威 ꎮ但如果按照治理原则ꎬ正常的大学办学活动应该强化的是 程序权威 ꎮ愈加细化的评价指标与符号目标增强的反而是 象征性权威 ꎬ会让大学办学行为走向 短期突击 ꎬ对正常教学和科研的流程增加仪式控制ꎬ迫使治理走向空心ꎮ
其次是价值设置与绩效产出的矛盾ꎮ价值设置是指利用评价机制获得物质和符号收益的过程ꎮ大学评价的初衷是为了实现 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ꎬ办出特色和水平 ꎮ现有的评价机制既驱动大学运行各项职能ꎬ在知识产出与人才培养上实现规模与质量提升ꎬ又承担了筛选工具和生产符号的功能ꎬ可以根据绩效对不同大学进行分层治理ꎮ 发展评价程序需要面对入学人数增长㊁教育创新等问题时ꎬ要使用各种形式的因素分析ꎮ还需要面对不同人群的可教育性ꎬ整个地区的学业诊断测试ꎬ学习者的角色ꎬ知识的本质等问题ꎮ如果教育评价要做出积极的贡献ꎬ它就必须与已经在运行的教育项目的基本假设保持一致ꎮ [３０]虽然从国家层面渴望将各级政府与大学在责任上融为一体ꎬ但评价机制一旦运行起来ꎬ行政系统的本能还是会被唤醒ꎬ各级行政组织最终会使评价工具的价值达到最大化ꎮ到了具体的高等教育活动中ꎬ大学使命就会被评价目标所牵引ꎬ就像布雷格曼(ＲｕｔｇｅｒＢｒｅｇｍａｎ)质疑的: 他们的焦点全都放在能力上ꎬ而不是价值上ꎻ放在教学法ꎬ而不是理想上ꎻ放在 解决问题的能力 ꎬ而不是哪些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上ꎮ一切都围绕着一个问题转:今天的学生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ꎬ才能在明天的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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