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与城市研究

空间转向与城市研究空间转向是近年来城市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推动下，西方国家城市化迅猛发展，也出现很多城市问题。

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1974年《空间生产》一书中指出，关键是理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

它表现为城市的迅速发展、社会的都市化，这种生产将全球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连接起来。

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对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起重要作用。

在社会城市化的条件下，空间生产是理解城市问题的关键。

美国学者卡斯特在1972年《城市问题》中指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永远是由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及其联合形成的关系来决定的。

城市是一个系统，是诸多因素组成的特定空间。

美国学者哈维在地理和空间研究中注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活力，对城市问题进行探讨。

他的城市研究相对集中在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85年的《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2003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等著作中。

从城市和空间与地理的关系看，他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城市中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活动，看作是资本控制下形成的。

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是构成城市空间的核心因素，城市空间布置是由资本支配的。

美国学者索亚是总结、概括并大力推广空间转向理论的重要人物。

他认为空间或者空间性是具体的，即空间已经是城市的，或者彻底城市化的。

在1989年《后现代地理学》中，他明确提出并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转向。

在2000年的《后大都市》一书中，他提出在城市与区域研究中，空间性分析是第一位的，我们需要在后现代视野下综合现有对城市的各种理解，以形成城市建构或者重构的新认识。

在2009年《时代精神到空间精神：空间转向的新纠结》一文中，他指出空间转向在当代的突出表现就是空间作为资本出现，由于这些空间是社会生产的而不是自然给予的，这些城市化的空间中形成的问题应该通过社会行为来改变。

他对空间生产和消费中实现空间正义给予强调并充满期待。

总的来看，空间转向首先是空间的社会转向，从社会的资本化和市场化的生产模式来理解空间问题；其次是空间的城市转向，空间在现代和当代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主要指的是城市空间。

所以，城市难题应该从城市社会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和市场化的角度来分析。

资本逻辑与城市危机的生成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各种城市难题，比如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

从空间转向的角度分析，城市危机就是资本和市场的危机，经济危机与城市空间危机联系紧密。

较早对城市危机进行探索的是卡斯特。

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城市问题意味着城市危机、城市化加速、城市规划的矛盾后果等。

卡斯特认为城市危机表现为城市核心区域社会秩序的破坏、城市核心区域地方政府的危机、城市发展模式的危机等。

他把城市危机理解为城市系统中诸多因素之间冲突和矛盾的结构性危机。

后来他用更加实证的方式，以空间的集体消费来理解城市问题。

他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国家对大众住房、交通、医疗、休闲设施等干预加深，这些消费直接和某一空间区域中的人有关，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性。

国家干预作为城市结构中的一个因素并不能单独决定城市空间集体消费，城市就成为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民众自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

这是城市难题的根本所在。

索亚在《后大都市》一书中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

城市危机与这种危机是契合的。

这种危机的波长大约是50年，19世纪70到80年代、20世纪20到30年代、20世纪60到70年代都发生过城市危机。

每次城市危机都表现为，城市发展出现实验性时期，城市建设中试错行为较多，城市发展方向重新定位和改变，同时有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发生。

危机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经济生活效率受到影响。

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在后现代话语基础上达成共识，超越大都市，将人们从市场和资本的不正义的空间统治中解放出来。

哈维理解的空间和地理问题中包含很多内容，有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支配问题，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不平衡问题，有资本逐利中的跨地域逐利即资本积累的空间修补问题，有社会高度发展形成的时间和空间的压缩问题。

城市问题与这些都有关，而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

在2010年《资本之谜》一书中，他提出危机和繁荣的交替是资本积累的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生产尤其是城市化变成了大买卖。

这是吸收剩余资本和迅速增长的人口的关键方式。

大量的相关资本，通常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出现，被放进城市发展过程中。

这些债务推动的投资，经常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震中。

当不平衡发展、城市空间发展不能容纳这些过剩的资本和人口的时候，危机就到了。

2008年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并传递到全球，就是因为城市空间危机、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不可分割。

日本也有过惨痛教训。

没有对资本的控制与超越，城市危机不是最后一次。

资本批判与城市难题的解答国内对空间转向与城市有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空间与城市哲学的研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空间与城市理论探索，一些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者也涉及这个问题。

第二，城市问题研究，这些主要在社会学、地理学、建筑理论、城市研究中展开。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在重大现实问题推进下，比如世博会、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问题需要理论支持的背景下，评介国外有关研究，这个角度多有跨学科特征。

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开启了更多研究的空间。

而我们需要重视市场和资本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局限，以形成解决城市难题的新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也面临很多难题。

空间转向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应该从资本和市场的局限性来理解城市难题的形成和解决。

在当前，我们用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城市化，进行城市建构、重构。

资本和市场以追逐利益为导向，这与构建多数人宜居的城市这个目标有矛盾甚至对立。

比如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与政府博弈的能力大增，导致国家的调控屡屡不能到位。

这样，城市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受到严重侵蚀。

城市房地产难题是非常典型的城市空间生产难题。

当然，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建构和重构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很多城市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发展还不充分，城市空间的集体消费偏好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而从空间转向看，城市空间生产中市场化和资本化存在问题，才是产生城市难题的关键所在。

（破解大城市发展空间难题网络化大都市：破解大城市发展空间难题本期话题经济地理学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一门学科，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系统和它的发展过程，这一领域具有自然、技术、经济相交叉结合的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地理数量方法、计算机和遥感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和推广，并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方面引进有关理论方法，使经济地理学朝着数量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本期特邀学者共同探讨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空间发展新趋势。

□李国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

其中，特大城市的快速增加和大都市圈的加速发展尤为突出，2008年我国人口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到122个。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支撑和组织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并将继续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城市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交通、住宅、环境等问题尤为突出。

而网络化大都市作为大城市空间发展的新模式，是解决我国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呈现新特征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不仅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也影响了地域经济形态，最终使城市和区域空间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首先，随着城市的郊区化，郊区出现新的聚集中心，又称郊区次中心。

这些郊区次中心具有相对综合的功能，并高度专业化，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转化。

其次，城市由中心向边缘扩张过程中，区域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化程度加强。

这不仅在老的城市中心以外造就了新的城市中心，而且也加强了区域内不同城市中心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使传统的“中心—边缘”关系趋于淡化，单中心聚焦的空间发展模式不再适应城市发展需要，最终导致城市发展观念和模式的革新。

最后，受网络化经济生产体系影响，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呈现大范围集中、小范围扩散的发展趋势，即在大城市地域内从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扩散和再集中；同时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城镇群体化的发展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实现集中，形成大的都市区域。

而大都市区域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它们在本国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特别是依托于全球城市发展起来的全球城市区域，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商贸中心和跨国公司的控制中心，在国家和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枢纽作用。

网络化城市空间发展备受关注城市空间发展新的趋势导致发展模式和理念的革新：在空间组织上，由传统的、等级型的中心地模式，向多中心、扁平化、网络型模式转变；在空间范式上，由传统的“地方空间”向基于网络的“流动空间” 转变；而在空间增长上，由早期的“城市蔓延”向强调空间管治的“精明增长”转变。

近年来，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空间发展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探索的前沿。

在美国，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大都市区的多中心化现象。

而在欧洲，更多关注由多个同等规模城镇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区域。

在我国，随着大城市郊区化发展，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天津等已显现出多中心空间结构。

而且随着这些中心城市形成的大都市区域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城镇群体化、区域化发展趋势明显，正在从传统的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区域（或区域城市）转变。

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发展模式也在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规划中被强调。

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指出，要打破传统的单中心聚焦蔓延的空间发展模式，北京全市域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确定了“一轴两带三区”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并明确提出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为主副中心，建立由主副中心、新城、中心镇和一般建制镇组成的四级城镇体系；杭州不仅提出了构建市域网络化大都市，并且组建了“推进杭州市域网络化大都市建设领导小组”，开始了实质上的杭州市域网络化大都市的建设。

网络化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过程的快速推进，也带来了城市空间发展和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我国许多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仍未摆脱“一极集中”的空间发展格局，城市职能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造成城郊、城乡差距明显，联系薄弱，难以统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