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经过
操纵论下许渊冲《离骚》英译本分析黎映彤
操纵论下许渊冲《离骚》英译本分析黎映彤发布时间：2021-09-02T05:41:07.790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7期作者：黎映彤[导读] 翻译操纵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进一步发展了翻译操纵论。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051430摘要：翻译操纵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进一步发展了翻译操纵论。
他认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三种因素的影响，是出于某种目的对原作品的重写。
本文以许渊冲翻译的《离骚》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在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观三个因素下如何有形无形地操纵译文。
关键词：操纵论；勒菲弗尔；《离骚》；许渊冲一、翻译操纵论及“三要素”英国翻译理论家赫尔曼斯最早在他的论文《文学操纵：文学翻译研究》中提到：从目的文学的角度看，翻译都会为了某种目的而操纵源文本。
之后，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就进一步发展了操纵论。
“操纵”是指译者在加工原文和生成文本的过程中，有权根据个人需要改写文本。
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是创造文本形象的另一种形式。
（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般是指许多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
因此，翻译的意识形态就是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
译者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译者本身的个人价值观、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等都影响着译者如何处理翻译过程和使用何种合适的翻译方法。
如果原作中所传达的文化或观念与译语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不相符，译者就会按需进行修正。
因为源文本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不相适应就不能传播，因此，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译者必定会操纵源文本。
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改动和删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刚刚上文所提到的译者对源文本进行改动，第二种就是出版社编辑根据政治需要进行的出版审查。
最后一种则是相关出版管理部门来控制最后出版译本的发行量，如若译本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也会控制其流通。
（二）赞助人赞助人指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与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因素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可以是政府机关或有政治影响力的个人，也可以是宗教团体或党派，还可以是出版社等。
新时期文学思潮
四、重写文学史
1985，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 《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 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 “整体”把握的主张，反对把文学史的 分期与社会政治史分期作简单的比附。
五、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1、缘起 1993、6《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人 的对谈录《旷野上的废墟——人文精神 的危机》，以情绪化的语言对当时的文 学现状展开激烈批评。
新时期文学思潮
第一节 政治思想的拨乱反正
一、政治思想领域的解放潮流 1、告别文革 1976、10，四人帮被逮捕。 1977、8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 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
2、思想解放运动
延续文革的思想禁锢。
1977年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意见
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 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2、观点的多元
批评态度，对市场经济造成的现状忧心忡忡， 言论带有激进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上 海学者陈思和、王小明。作家张承志、张炜 乐观态度，更多看到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积极 的一面。北京批评家张颐武，作家王蒙、刘心 武 谨慎态度，对文学精神品位的下降表示忧虑。 北京的学者谢冕、洪子诚
六、关于现代化的想象
三、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
1、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 1985《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来自于 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 2、陈涌等人的坚决否定 忽视社会实践，不赞成把文学规律分为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错 在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倾向；不成体系，概念混乱，甚至自相矛 盾；出发点不符合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实际；作家与人物之间的 “二律背反”难以成立。 3、对陈涌等人批评文章的反批评 这次讨论的热烈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从心态的角度说，它 解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精神上的舒服，为推动文艺的发展开辟了 广阔道路。
叶渭渠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翻译
叶渭渠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翻译在中国当代译坛上，作为学者型翻译家叶渭渠教授，自20世纪70年月到21世纪初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与讨论领域始终笔耕不辍且硕果累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讨论领域的传播和接受做出重要贡献，并被日本《图书新闻》称作“中国的日本文学最先的领悟者和阐释者”。
【关键词】叶渭渠日本文学翻译家川端康成一1929年诞生于广东的叶渭渠，其童稚教育启蒙开头于南洋的一所旧式私塾，后就读于越南西贡堤岸知用中学。
1952年6月叶他怀揣一颗报效祖国之心经香港回国并将燕园北大作为第一个憧憬的神圣殿堂，就读于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
叶渭渠曾回忆自己尽管“在班上成果平平”，但是“对文学课老师刘振瀛先生讲授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幽默的笑，却认仔细真地听，认仔细真地领悟，大大激发了我学文学的热忱，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为我后来从事日本文学翻译与讨论打下了虽是初步的、但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
”①高校毕业后被安排到当时的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做秘书的叶渭渠虽然没有能够从事他所憧憬的日本文学讨论，但在从事对日文化沟通工作中，却与很多日本作家、评论家如加藤周一、山崎丰子、有吉佐和子、松本清张、野间宏、小田切秀雄、长谷川泉等开头了亲密交往，并着手翻译、撰写一些介绍日本文学的书籍和文章。
特殊是此时的中国译坛1954年全国翻译工会议召开后呈现出勃勃生气，一些在20－30年月就活跃在译坛上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丰子恺、楼适夷、周作人、钱稻孙等和涌现出的一批译坛新秀如刘振瀛、文洁若等共同努力使日本文学的翻译进入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富强阶段。
这对年轻的叶渭渠自然是一种鼓舞，他乐观利用业余时间预备资料，加强文艺理论学习，为选择讨论课题和方向做预备。
可是不久开头的“文化大革命”将他全家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务农。
当面对将来脑中绝不存回京再做学问的念头时，1972年中日邦交关系的正常化却给了他们回京的机会，叶渭渠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现代生活污染与防治(精神污染)
姓名：娄亚军班级：钢构10-1 学号：1040263122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
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他着重讲了整党工作要防止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加强思想战线领导的问题。
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他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
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
当时“清除精神污染”的声势很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有关言论、评论文章和“清除”的消息。
人们的思想很紧张，过去多年来搞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很多人心有余悸。
团中央于10月19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团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谈话，号召团员、青年积极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
各地共青团的组织在正面向团员、青年进行“三热爱”教育的同时，也在青年中搞“清除精神污染”活动。
本来，邓小平同志是“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但是，一旦把“清除精神污染”搞到群众里面去，不少地方就针对青年日常思想、生活中一些“看不惯”的穿戴，或者“标新立异”的现象进行“清除”。
比如当时流传：“反对打扮、穿花服；剪掉长发、喇叭裤；不准烫发、抹口红；活动不能搞跳舞。
”把这些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加以反对。
这些做法，引起很多青年和群众的不满。
现在环境污染需要下大力气治理，这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识，那么，精神污染是否也需要治理?或者说，当今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精神污染?在我看来，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比前一个问题要复杂得多。
社会变迁：教育变迁根本动力
以致于最终出现失范行为。
（5）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过程来 看，社会观念混变所致最根本的教育失 范，是教育者自身利益意识极度膨胀， 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代表者资格。 不难看出，这主要是在个体与社会关系 问题上的社会本位观与个体本位观的混 战的影响下形成的。
在这一论争中，无论是个体本位观还是社会 本位观，都无完全取胜之举，而作为对两者加 以调和的产物的个体与社会兼容观，则也因缺 乏足够的可操作性而尚难以在事实上完全成为 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新的评价标准。
（3）旧体制虽已在形式上被完全打破，新体 制也已基本上或完全建立，但新体制存有诸多 不完善之处，致使旧体制实际上仍发其威。
（4）社会混变状态在客观上使各种不同观念 处于平等竞争的关系，并因此而相应阻滞着任 何旨在使某种特定观念成为支配性观念的努力。 其结果往往导致观念权威的丧失。于是，衡量 观念的是非标准或优劣尺度均变得模糊不清。 这样，社会混变状态极易导致人们感受到程度 不同的价值困惑或价值迷惘，产生选择的困难，
体制混变指的是这样一种格局：新旧两种体 制同存于世，既相互耦合、又相互冲突；同具 功能，时而相互弱化、时而相互强化。具体来 说，包括三种情况。
（1）旧体制尚未完全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 建立，新体制取代不了旧体制；
（2）旧体制虽已在形式上被基本打破，但新 体制仍未完全建立，导致旧体制实际上打而不 破；
三、何谓振荡式社会剧变？
振荡式社会剧变是变化的主题时有切 换、重心时有转移、过程时有反复的社 会剧变。我国春秋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 制的艰难过渡，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 命的几起几落，都可视为振荡式社会剧 变的典型。
四、我国政治领域的六次振荡。
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政治（思想）领 域至少出现六次较大的“振荡式剧变”， 并由此促发了教育系统政治（思想）层 面的六次相应的“振荡式重构”。
导读38《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导读
2.推动清除精神污染现象取得成效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这 是继1979年和 1981年后的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 1983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 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提出要高举马克思 主义旗帜,防止 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逐步展开。10月21日至26日, 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270多人举行座谈会,传达全会精神。11月5日 至8日,中央宣 传部召开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强调要对整党和 清除精神污染抱高度负责的态度。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 为 《建设精神文明 反对精神污染》的评论员文章。实 践证明,坚决 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营造奋发向上的社会 风 尚具有积极作用。由于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缺乏经验 且存在不同认识,思想 战线上也出现了某些缺点和偏差,软弱涣散状况 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致使清除精神污染 斗争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写作背景
1.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必然要求 2.加强党对思想战线领导的郑重宣言 3.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要求
基本思想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指出:“在工作重心转 到经济 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 防止埋头经济工作、 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 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灵魂工 程,是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建 设的一条重要战线。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 状态上有显 著的进步,要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需要通过思想 政 治教育,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净化社会风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 倾向,表现在党 的建设上,就是党的领导软弱无力,忽视党员教育。为 了改变这种错误的认识,《党在 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指出,“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 力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 自由 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 解决,也 不难解决”。
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
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前史把老栗介绍给西方社会老栗在小堡放眼望着刚建成的“宋庄美术馆”时，坐落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正迎来2007年11月5日的开业首展，是对“85新潮”艺术的回顾。
“'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展出的作品都有不俗的展出、收藏经历，对比当年这些作品被创作时从物质到精神的嘈杂，时隔20多年的回顾展被布置得优雅纯粹，普通邀请函与VIP邀请函的区别以及门口穿黑衣的保安形象，都突出了一种与身份等级有关的秩序。
3天后的11月8日，老栗在小堡村支持了另一个对上世纪80年代艺术回顾的展览：“1980年代当代艺术青岛梦”。
同样是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群体，但在这个展览中回顾的艺术群体则没有辉煌的记录，甚至至今无闻于艺术圈。
有人议论说，老栗是在与尤伦斯式的回顾唱对台戏。
其实更有感情色彩的原因大概是，对于老栗来说，“85新潮”并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或者是关于当代艺术的定义有别.1978年老栗从美院毕业，随后进入《美术》杂志做编辑，这个时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老栗的梦开始的地方。
那时候《美术》的负责人是何溶，他被认为是一个开明的领导，“文革”前他的一篇《牡丹好，丁香也好》的文章曾引起过美术界的思想风波，“文革”后他又以一篇《再论牡丹好，丁香也好》的文章，鼓励多种类型的艺术创作。
当时这本杂志周围有一批艺术批评家，如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等，他们不仅介绍评论活跃于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介绍了“星星画会”这样的非学院艺术家，吴冠中、袁运生、尚扬、何多苓，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
在1980年第三期，栗宪庭采写了《关于“星星”美展》的报道，这是对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报告。
1981年，栗宪庭作为责任编辑在《美术》第一期发表了陈丹青作品《西藏组画》，在同期封面刊发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批评家贾方舟在多年后评价说：“罗中立绝不仅只是以超写实手法画了一个老农的肖像，而是提出了一个到底是谁应该被我们尊称为‘父亲’的问题。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王绍光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
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
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
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
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
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
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
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
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
[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
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
潘晓讨论
潘晓讨论直到今天，相信仍有许多人保存著《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因为八十年代初无数中国青年参与的“潘晓讨论”正始于此。
弹指20年，“潘晓”的路是“宽”还是“窄”？《中国青年》刊登彭明榜的文章，介绍了“潘晓讨论”对“潘晓讨论”的始末。
文章指出，对于“潘晓讨论”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说它掀开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扉页，有人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
它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也曾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糕典型进行清算。
“潘晓”有一个著名论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时光倒转20年，这种观点以及刊登这种观点的勇气确实令人震惊甚至感到战栗。
文章称，当时的《中国青年》女编辑、现任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的马丽珍是最初倡导开展“人生观讨论”的人之一。
而另一位受命与马丽珍共同进行调研的是马笑冬，她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现在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
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请黄毫不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
后北京经济学院团委书记又向“二马”推荐了刚自杀被抢救过来的潘祎，并由马丽珍去和他单独交谈。
文章写道，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吧，潘祎对这一天的准确日期记得特别清楚。
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的他回忆道，“那天是1980年4月7日！”他当时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谈到六点多。
黄晓菊、潘祎的稿子分别交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
两相比较，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
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由潘祎、黄晓菊姓名中各取一字便成了“潘晓”。
“潘晓来信”发表后，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中宣部长王任重都表示赞同。
12届2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日期：1983-10-11 作者：来源：新华社（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这一重要决定的问题，确定从今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
（一）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损害，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机构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及纠正各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进行了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和斗争，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健康力量在党内已占强大优势。
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
但是，几年来我们党在紧张地进行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的过程中，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
对党员的教育还进行得不普遍、不充分。
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
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我们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还不够有力。
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有些党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
初中语文文摘(历史)“投机倒把”的来龙去脉
“投机倒把”的来龙去脉2005年9月初的一天，有媒体报道北京月球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在办公地点门口挂起“月球大使馆”的牌子。
该公司的业务是专门销售月球土地，每英亩（合6亩）298元人民币，同时给购买者一张月球土地证书。
10月19日，“月球大使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开盘。
三天之内有34人买走了49英亩的月球土地。
或许是怕更多人上当受骗造成更大经济损失，北京朝阳工商分局随即制止、叫停了这桩买卖，并对该公司做出相应处罚。
朝阳工商分局是以涉嫌“投机倒把”制止、叫停并处罚这家公司的，其法律依据是国务院1987年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月球大使馆”当然不服，2005年11月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朝阳分局的强制措施，返还扣压的款物等。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攻防焦点是《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适用性问题。
2006年10月，海淀区法院认定，该公司销售月球土地，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属于投机倒把行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月球大使馆”上诉，2007年3月，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在这一年半的“热闹”之中，“投机倒把罪”再度回到现实生活中。
源起通过低买高卖实现货畅其流，填补价值洼地，是市场经济最正常不过的经济活动，但与计划经济却扞格不入。
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个人的经济、商业行为被称为“投机倒把”。
早在1950年11月，还未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就发布《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将超出人民政府批准之业务经营范围，从事其他物资经营；不在各该当地人民政府规定之交易市场内交易；囤积、拒售有关人民生产或生活必需物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企图暴利；故意抬高价格抢购物资或出售物资及散布谣言，刺激人心，致引起物价波动；不遵守各该当地人民政府所规定的商业行政管理办法，扰乱市场；使用假冒伪造，掺杂或违反商品规格及使用其他一切欺骗行为，以谋取非法利润；一切从事投机活动等八项行为，定性为“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明令禁止、取缔。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教案及重点[1]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教案及重点[1]](https://img.taocdn.com/s3/m/70c60b12f78a6529647d5353.png)
下编：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第七章八十年代文学概述（3课时）具体到中国，特别是30年代民族矛盾加深后，文学渐渐成为政治的仆役；17年中，文学几近毁灭。
但是，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个总的特征和趋势是政治放松了对文学的控制。
1：原因（1）：文革推行的极权和极左的封建专制模式使人们思想僵化，要想彻底根除文革影响，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步入正轨，就必须推行一种思想解放运动。
使人们思想自由独立，也就必然要使文学脱离政治的束缚。
（2）：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文学有自身的独特性，要遵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加以引导，不能横加干涉。
2：过程，我们重点看一下文学解放的过程，分两个层面：（1）：政治批判阶段——批四人帮。
即配合全党全国上下的批判四人帮运动，在文学领域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批。
这一批判来自并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A：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图谋和极左政治路线。
“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夺权而炮制的一些作品：包括《反击》、《欢腾的小河》、《春苗》、《盛大的节日》等，写所谓的革命群众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
同时还对其中体现出来的创作方法“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唯心和实用主义进行批判。
B：批判“文艺黑线论”。
文艺黑线论否定17年甚至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造成一种文学空白，为自己炮制阴谋文艺找借口。
1977年《人民文学》开辟了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的专栏。
但文革结束的头两年，对四人帮的批判在形式上是激烈的，在思想理论上并未摆脱左倾。
特别是中央推行的两个凡是方针，压制了对左的错误的批判，因此这一时期的批判仍是在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
只是批判四人帮，并不批文革，这说明文学界只是把批判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来看待，用错误观点来批判错误的事件。
要彻底拨乱反正，必须建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2）：思想层面：思想反思阶段——批文革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展开讨论，目的是破除两个凡是，寻求思想解放。
我参加三个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回顾
我参加三个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回顾作者：暂无来源：《上海经济》 2014年第1期文高尚全从历史经验来看，党的三中全会一般都是部署改革的重大会议，每次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历次三中全会上做出的。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一个是1984 年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 年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 年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下面谈谈我对三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起草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决定，是在1984 年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从历史经验来看，党的三中全会一般都是部署改革的重大会议，每次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历次三中全会上做出的。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一个是1984 年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 年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 年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下面谈谈我对三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起草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决定，是在1984 年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
一篇受到邓小平称赞的讲话
一篇受到邓小平称赞的讲话作者：雷厉来源：《百年潮》2013年第10期1983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中央在批示这个决定时，指出要首先集中一段时间清理精神污染。
11月2日，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在谈到清理精神污染时，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这不仅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而且在政治上会造成离心离德的消极后果，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余秋里最担心的是有些同志站在“左”的立场上对待清理精神污染的问题。
他在谈到清理精神污染应该注意的问题时，强调指出：“我们军队‘左’的错误思想根子深，影响大，这点一定要注意。
清理精神污染，一定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也不能因为清理精神污染，就否定过去一些同志‘左’的错误。
”余秋里在工作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每当一项工作部署下去以后，就抓落实检查工作的进展情况，注意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经验。
11月中旬，余秋里连续听了两天的汇报，了解清理精神污染的情况。
总的情况还好，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比如：有的单位把穿高跟鞋、烫头发、戴太阳镜、抽过滤嘴香烟、不愿吃高粱米、战士退伍申请困难补助、农村籍的干部在城市找对象，都说成是精神污染；有的单位把战士自费订阅的《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大众电影》《新体育》等杂志没收了，原因是这些杂志有“美女”的肖像，有的甚至没收了战士亲友的彩色照片。
汇报的同志形象地比喻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边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单位还出现了搞运动的苗头。
有的单位提出：“要把清除精神污染作为加强基层建设的‘纲’来抓”；“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
有的单位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翻箱倒柜地查，集体的、个人的东西都要查。
有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到家属宿舍和单身宿舍一家一户地去进行检查。
学习邓小平反对精神污染的思想
作者： 张保进
出版物刊名： 学习论坛
页码： 11-12页
主题词： 邓小平;精神污染;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产品;人道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列主义
摘要： 在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重要方面。
反对精神污染的论述,则是这个重要方面的组成部分。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开展好反对精神污染,开展“扫黄”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反对精神污染。
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理论界一些人“热心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1页。
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文艺界一些
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
朦胧诗论争中的小插曲与大智慧——论艾青与朦胧诗论争
朦胱诗论争中的小插曲与大智麓——论艾青与朦胧诗论争司真真(葡封I弹中l瑟铰学研究中J心，江苏南京210046)摘要：在新时期持续十年的朦胧诗论争中，从最初向青年诗人提出诗要写得让人看得懂，到清除精神污染时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艾青与朦胧诗人的论争可谓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
艾青参与到朦胧诗论争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人事关系误会、诗学观念不同之外，既是诗人严肃认真的批评态度所致，也与他无以匹敌的地位密切相关。
艾青参与朦脆诗论争所产生的影响是意味深长的，遗留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以论争的形式暴露出来。
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艾青；朦胧诗论争；地位；批评态度；反思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4-0057-04“朦胧诗论争”是新时期以来声势最为浩大、影响最为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不胜骇异”。
提出深远的一场文学论争。
长期以来。
朦胧诗论争被理解为两个“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和对他们加以“引导”的“新的阵营两代人的论争，非此即彼，似乎他们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课题”。
n哎青出场迟至1980年，他在<答<诗刊>问十九题》的，对立是他们本质化的立场。
其实，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朦中首次提出对青年诗人的期望和要求是“希望写好诗一胧诗批评群体并非是一味否定朦胧诗的，而崛起批评群体让人看得懂”。
吼但艾青在这次问答中并未针对具体作品展也并未像他们说的那样宽容，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他们论开论述。
因此，此文被当时评论者所忽略，艾青此时也就被争的过程。
进而透过论争的表层深入到他们产生论争的实认为尚未卷入论争之中。
1980年4月全国诗歌讨论会在广质原因中去。
西南宁召开。
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诗人和评论家对朦胧诗开在这场持续10年(1979-1988)的文学论争中，艾青与始出现不同的意见。
会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下<在新朦胧诗的论争可谓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一直缺乏足的崛起面前》。
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可编辑）
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1983年10月，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刘陶来我家，通知我报社要办一张星期六周刊，成立一个筹备小组，由我当组长，其他两个人是陈兆川和陈秋舫。
他说由于考虑周刊初开办在稿件上和人力上都会有些困难，所以暂时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兼任主编，你任文艺部副主任，实际工作是负责主持这张新周刊的编务工作。
我说我要见丁希凌，跟他谈话之后才决定接不接受这个任命。
第二天丁希凌就接待我，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办一张独立刊号单独发行的周报？他说，以前我们对外面世界完全不清楚，改革开放了，我有机会出了三四次国，我才知道国外的报纸是一大叠的，只有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
他说，这个不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们文化和经济落后的表现。
他还说人家外国人读报都是有选择地去读。
我们中国人读报是从一版头条的第一句话读到第四版最后一句话，这不是好的读报习惯，报纸应该有更多的内容让读者去选择。
所以今后报纸增张是必然趋势，现在还没有广告市场，解决不了增张的成本问题。
《南方日报》作为省内机关报，对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批评报道，宣传先进典型都有丰富的经验，报纸增张主要是增加专栏专刊，而我们最缺乏的是办专栏专刊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要办这个周刊，是为《南方日报》未来的增张探索经验和准备人才的。
接着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让我当筹备小组长，而且让我主持编务工作？他说我是通过对你一年审查了解你的。
你这个人呢，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
当你想对了你也为党做了很多好事，你想错了的时候也犯错误。
但是我新办这个周刊，是个一开创性的事业，与其用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
第二条理由是从你进《南方日报》那一天起，你就是一个实干派，你是个干实事的人。
第三条是尽管你这个人什么都敢干，但是在最根本的原则上你是能把握住的。
你夺《南方日报》权却没有不把《南方日报》办成派报，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他说，我是根据这三条决定用你的。
丁希凌要求我负责起草周刊的编辑方案，我最初对周刊的设计是这样的：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做两个事，一个是恢复五四运动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把它作为周刊的灵魂，用以提高我们人民的素质；第二是拥护改革开放，全力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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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经过作者：胡乔木传编写组来源：《读书文摘》2015年第10期一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于1983年10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贯彻、落实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
关于解决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提出他同胡乔木会前商量过的意见：“我们解决党内同志精神污染问题，要划清两条界限：一要同触犯刑律区别开来，二要同敌我矛盾区别开来。
党内同志思想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
”书记处同意胡乔木、邓力群的意见，并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一个学习邓小平、陈云讲话的通知。
这个通知由邓力群负责起草、胡乔木负责修改。
10月17日这天，胡乔木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关于邓小平、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重要讲话在全国传达讨论的问题。
胡乔木指出：（1）参加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同志认为，两篇重要讲话同整党决定同样重要，要求全党有关同志结合整党决定一起认真学习，深入讨论，努力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对党外重要代表人物特别是思想界、教育界、文化界的党外人士，也要有适当通知，有些讨论也要邀请他们根据自愿原则参加，但是不勉强他们到会、发言，尤其不要对他们批评，或勉强他们作自我批评，但是欢迎他们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批评。
（2）要充分估计到这一工作的难度和可能遇到的阻力，作好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上的各种准备。
思想战线的问题有外来资本主义影响和本国封建主义影响，因此斗争要作长期性的准备。
思想战线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好转，思想界的风气也不容易根本好转。
在这三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同时综合治理。
（3）根据中央整党决定，一定要先整顿好思想战线各组织的领导班子，还要对报刊进行整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是精神污染严重的，就愈容易畅销。
建议领导部门首先把文艺性、学术性和一般刊物来一次全面的清理，凡不能保证编辑质量和没有出版必要的刊物一律实行关停并转。
（4）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的文章不在多，批评的面也不要广。
重要的是要切实用说理的方法解決一些最根本、最尖锐、最有影响的原则问题。
批评文章一般不点名，点名要经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
要允许被批评者作澄清论点澄清事实的答辩。
对公开全面反对社会主义的极少数人，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此外，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一定要继续发表对好作品的介绍，以免使作者和读者发生党认为文艺界一无是处的误解。
10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第九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并决定由胡乔木根据提出的意见再作修改，尽快下发。
会议还作出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问题的决定。
10月22日，胡乔木根据书记处会议意见作了修改，即送胡耀邦审阅，附信说：“中央通知稿已重新作了大量修改（参照书记处讨论意见和启立书面意见），现送上，请审改批示。
”胡耀邦当天批示：“启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请排成清样送各专职书记看看，如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请乔木同志过目一下即可印发出去，争取25日前发出。
”胡启立当天批：“按耀邦同志指示印清样，送各书记并请乔木同志过目后发。
”10月24日，各书记传阅完毕，都没有意见。
胡乔木即批示：“照此件发。
”中央办公厅即在当天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3]第36号发出。
与此同时，自10月2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听取意见。
彭真受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发表讲话，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介绍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精神污染的情况。
10月23日，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就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讲了三点意见：（1）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
（2）要建立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央党校决不允许那些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留在里边。
（3）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
二10月22日，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给胡乔木、邓力群写信，提出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整个报纸宣传对反对精神污染问题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
要加强宣传反对精神污染的力度。
胡乔木即在信上批示：“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
” 邓力群当时正忙于组织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他让副部长郁文主持召开了有宣传、文教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迅速落实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和文章。
《人民日报》于10月31日发表了《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评论员文章。
同日，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该部邀请出席工会十大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谈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指出精神污染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理论方面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等观点;二是在文艺作品或文艺表演中，宣传淫秽色情、凶杀恐怖、荒诞离奇的东西和吃喝玩乐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这两类污染的危害性都很大。
他表示，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与此同时，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精神污染的人采取了组织或行政措施。
除调整人民日报社领导班子外，中央党校开除阮铭的党籍（此人以后到台湾，曾任陈水扁的“国策顾问”），北京大学的郭罗基被调出北京。
按照36号文件的要求，1983年11月2日上午，胡乔木与邓力群一起同《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谈话。
马达首先汇报了文汇报学习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的情况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
胡乔木就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文艺界的状况，讲了很多重要意见。
邓力群时有插话。
马达当场作了笔记。
胡乔木说，“精神污染”这个名词是小平同志的创造，创造得非常正确。
通过整党整风，认识错误，清除污染就行了。
在精神污染方面，理论不如文艺的影响面广，但理论的影响很深。
如社会主义异化，是个理论问题，不是文艺问题，但影响很深。
讲到反对精神污染的政策问题，胡乔木说这次设了许多保护障，防止扩大化，防止急风暴雨，允许答辩，允许保留自己的观点。
没有谁讲谈异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周扬同志讲异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干这种荒谬的事情。
所谓软弱涣散者，是指领导。
马达对《文汇报》发表过错误文章作了自我批评。
胡乔木要他不必有太多的精神负担。
《文汇报》的负担大概是登王若水的文章，这没有什么关系，登篇把有错误观点的文章这不算什么。
《人民日报》登的错误文章及错误程度，远远超过《文汇报》。
所以中央决定把人民日报的班子作了调整。
他们不仅是对党的主张，而且对党本身抱着一种怀疑态度。
小平同志讲话后，他们还坚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王若水在上海一次讨论会上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作为前提，而思想解放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
还说思想解放永远没有过头的问题。
如同民主没有过头的问题一样。
《人民日报》发了谈论四项基本原则的三篇文章，都是做的反面文章。
他们还说，只有党会犯错误，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
胡乔木再次说，你们不必紧张，精神状态紧张了，工作就不好做。
邓力群插话说，反对精神污染宣传要有一定声势，但决不要造成紧张空气。
胡乔木说，中央决不会再搞反右，但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方法也与1957年不同。
你们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一定要讲究质量。
在讨论过程中要保持讨论的气氛，不要什么都是一边倒。
邓力群说，不要形成一部分人批，另一部分人挨批的架势。
接着，胡乔木就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谈人道主义问题。
他说，巴金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
当然，法国大革命指导思想是对的，与“文化大革命”不同，但法国大革命也有错误。
大革命的三个领袖，马拉被暗杀，丹东、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
在某些场面，某些侧面上也可以比较。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是群众性错误，群众性错误与“四人帮”的错误不能混为一谈，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人道主义的结论。
文艺界用人道主义来总结“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有些问题（如刑事犯罪）讲人道主义也解决不了。
他们读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就能改邪归正吗？我们讲人道主义，如人与人的关系，行为道德规范，我们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不能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那样任何问题也解释不清楚。
胡乔木指出：有些作品结论是因为共产党搞了阶级斗争，因而产生“文化大革命”，现在改弦易辙，不要再讲阶级斗争了，应该讲人道主义了，所以出现了《女俘》《离离原上草》《晚霞消失的时候》《人啊，人》这样一批作品，企图用人道主义作为立身处世的药方来解决社会问题。
能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吗？人道主义也不能解决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的话，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了，变成牧师传教了。
我们讲人道主义，是当作公民的行为道德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要宣传，而且也要实行。
革命战争年代提出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红军中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优待俘虏，世界上哪个军队能做到？上海解放时，部队为了不让居民、工厂受损失，几次改变作战方案，不惜牺牲，采取迂回的办法;为了不扰民，解放军睡马路，这是同国民党完全相反的。
和平时期也是这样，学雷锋活动的出现和兴起，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
胡乔木强调指出，小平同志讲，谈人道主义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不搞好建设，人民生活如何改善，搞好社会主义事业，才是人生的意义。
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去空讲什么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和尊严，是不对的。
现在宣传人道主义的共同特点，是把人抽象化，什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要把人当作人，虽然有一定意义，但抽象化了，就必然造成相反的结果。
同时，胡乔木又提醒，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应当注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与资产阶级政客是有区别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把一切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范围内去解决。
胡乔木对雨果、左拉、狄更斯等进步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不可能革命;主张阶级调和是人道主义的必然，所以，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来教育青年。
胡乔木还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他的剧本《肮脏的手》《锁着的大门》，指出：萨特的出发点是悲观的，没有指出什么出路。
他强调自我选择，把自由和必然对立起来。
他认为存在就是荒谬，社会就是地狱。
人若是在地狱中生活，还如何选择自由？胡乔木指出，《文汇月刊》发表的《疯狂君子兰》，存在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很深。
作者认为人与人就是互相斗爭，在她的小说中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相反，她认为这个社会是没有出路的。
胡乔木还指出：人性也在发展。
古时候的人是吃人的。
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性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