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白杨木的春天》“历史的”“美学的”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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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白杨木的春天》“历史的”“美学的”的解读
作者:***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1年第07期
摘要:《白杨木的春天》叙述了曾怀林一家在特殊年代的遭遇。
作家吕新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那段岁月,他始终保持客观的心态,正视历史,描述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
真实的日常生活、鲜明生动的民众形象成为小说审美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说的先锋色彩和人物形象深深地烙印在读者心中。
关键词:历史的;吕新;白杨木的春天;先锋性
吕新小说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写童年记忆和印象的,譬如山里的景色以及农民的生活等。
从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吕新,对山里的草木鱼虫、对农民的日常生活都十分熟悉,因此他写起来非常顺手。
吕新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承续了日常生活的叙事传统,以颇具个性的文笔表现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精神历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历史时段的缩影,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无根漂泊,则是这一缩影中的重要内容与含义所在。
本文试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对《白杨木的春天》进行解读。
一、对《白杨木的春天》“历史的”解读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自希腊文,意为“调查、探究”。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的”原则强调文学与在历史中演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反映着人类历史的生活,必须从根本上把文学这一美学事实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对其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看其在历史上是否有进步意义,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否给人类增加了文化财富。
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抛却“历史的”而独立存在。
因此本节从小说反映的现实生活角度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两个方面对《白杨木的春天》进行历史的解读。
(一)人物生活环境与关系的创设
小说叙述了曾怀林一家在特殊年代的遭遇,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小家一座小城里。
曾怀林一家被安置在小城北开阔的原野上,两间不新不旧的房子,几条羊肠小路。
在老宋的帮助下,曾怀林将两间屋子用白杨木栅栏围成一个小院子,成了一个“家”,这让曾怀林漂泊的心终于有所皈依。
国营理发店、宣传队的鼓声、没有路灯的道路等带有时代烙印的场景设置,勾勒出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人的生活印记。
不仅如此,在描绘小城景象时,作者还有意识地以“鼓声”作为线索,以“长镜头”式的方式,将小城的布局串聯起来:小城的鼓声从宣传队的院子里传出来,穿过有十个小朋友的育红幼儿园,穿过大玻璃窗的国营理发店,穿过蔬菜公司扭扭歪歪的试验田。
仔细看来,从城北的原野上往城里走,有很长一段路没有路灯,一直过了三义店以后,才能看见3里外的一盏灯,一路上黑得让人窒息,这是冬冬去医院实习必经的路,陪她走过最荒芜最黑暗的路的正是他的父亲——曾怀林。
作家运用现实主义手法逼真细致地还原了人物生存的具体生活场景,把有着相同生活经验的读者代入到那个年代、那段历史之中。
除生活空间外,小说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也十分丰富。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刻会发生变化,他们彼此划分界限,不敢交流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因此,小说中的人与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就像文中所说的:“每一个成年人的内心里都筑有一个顽固而冷漠的堡垒,而筑成那个堡垒的材料和动因又各不相同……不知是何时筑起的,看样子并非是短时间内才有了的,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堆砌和构筑,才形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的:像龟又不像龟,似碉楼又不太像碉楼……”[1]
在利益交错的人与人的关系里,昔日最密切的搭档也能形同路人,但就是在这样冷漠的人际关系下,曾怀林却对明海说他喜欢这里,小镇、乡村、花木、河川,他都喜欢[2],可悲的是明海却不相信他所说的。
成年人心里的堡垒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但是他们表现各异,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曾怀林的无根漂泊就是他的精神之旅,因此,不论是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都显得分外冷淡。
(二)作者的思想倾向
历史既是“过去的全部结果”,又是当下现实的精神体现[3]。
作者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以对特殊年代的人、事、物都是十分熟悉的,而写作对写作者来说,就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乡的过程,这个过程注定是不断审视、不断反思以及在这之后不断尝试去矫正的过程。
曾怀林一家刚来到这座小城的时候,结识了养马的老宋。
有一天,老宋突然被马踢伤了,这时候有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跑过来跟曾怀林急要7岁男孩子的“童子尿”。
小说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细致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母夜叉似的女人取尿的整个过程,表现出那个年代人们的愚昧、无知。
细细品读,作者深处那个时代,时代的问题也会一点点植入心灵。
“救助老宋”虽然表现得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温情的一面,但是用“童子尿”的做法作者显然是不赞同的,甚至是极为反感的,作者内心希望人们能够摆脱愚昧、相信科学、走向新生。
作者把从前发生的一切以真实、生动的形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供读者咀嚼消化,但是事物都是时刻变化发展的,时代是事物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变化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但也不可避免会带来灾难。
人会对过去保留情感,但是不应该把这种
情感变成仇恨或者诅咒,而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让自己变得柔软、绵善。
作者认为,对过去事物的追及,其最大的益处就是拥有一次反思的机会,让自己也让读者去真正明白灾难、黑暗都是暂时的,要以史为鉴,如何在人类不断的选择中不再去重复过去的错误,这正是小说的落笔所在。
小说淡化了故事情节,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叙述了主人公曾怀林的日常生活,在惨淡叙事中间也包含了大段反思性的议论,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反思”的文学表达,小说中对历史、时代、人生现实及存在困境等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的议论与追问。
小说中还包含着对历史的真实重现,对知识分子的深度剖析,对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的生动刻画,同时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思考。
例如:在曾怀林和车耀吉谈话过程中谈到世界永远是运动着的,他们相信,时代形势一定会改变,无数人为之奋斗和追寻的理想一定会成功。
吕新在小说中表现得反思着重体现在对民众的刻画和描写上,将眼光转向民风淳朴、风景宜人但却不被人关注的乡情民意。
本文不是一个特殊年代受难者的追忆和诉苦,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懊悔和愧疚,而是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和对未来不尽的憧憬,就像《白杨木的春天》里的主人公曾怀林一样,作者也在寻找,寻找怡然乐适的风景,寻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寻找普度众生的人间正道。
映射入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吕新想要表达的东西,他认为希望依旧存在,将希望之光留给生活在迷茫之中的人们,这同样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二、对《白杨木的春天》“美学的”解读
“美学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在西方,“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最初的意义是“对感官的感受”。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原则强调文学代表作家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种“诗意的裁判”,因而要求文学批评也要运用同样的“诗意”的或审美的尺度,其核心在于,文学批评是“美学的”,如马克思所说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美学的事实去对待,并按照美学的观点去加以分析和评价,就是要求批评家对作品采取审美态度,以获取审美感受或审美体验为动机,着力阅读和体会作品的语言特色、艺术形象和审美意蕴。
本节重点从小说叙事的先锋意味和人物形象塑造对《白杨木的春天》进行“美学的”解读。
(一)叙事的先锋审美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辞典》,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后来转向文化和文艺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作家拥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善于打破传统和规范,对艺术风格和形式不断创新,引进被忽略和遭禁忌的题材进行文学创作。
吴义勤曾这样评价吕新:“吕新之于新潮小说和新潮小说之于吕新其意义是相同的。
没有吕新,新潮小说就减少一份光芒,而离开新潮小说,吕新的价值也无从呈现。
吕新实在是主动而宿命般地登上了新潮之船并义无反顾地分享着新潮的孤独和磨难。
”[4]这里的新潮小说即先锋派文学,作为“先锋派”作家中的一员,吕新以个人的姿态发声,以个人独特的人生境遇中的心理状态与精神追求为写作基点,拒绝向大众审美靠拢[5]。
而作为他文学追求
的载体——《白杨木的春天》给读者呈现出深刻的艺术审美和广泛的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带有先锋性的色彩,他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方式上。
当代叙事学认为故事是一种结构,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情节,以及语言的连接需要有固定的形式,并且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能够给读者完美的视觉体验。
《白杨木的春天》先锋叙事性首先体现在“零碎事件”频繁出现,例如裸身搜查、明训自杀、接冬冬上下班、和车耀吉闲谈,在这些看似不完整其实完整的故事中体现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从而探寻小说的内在意蕴。
同时,小说中还有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情景描写和意识流式的叙述,这些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模糊不定、扑朔迷离的面貌,所以在主题意蕴的把握上也是暧昧不清的。
此外,叙事时间的模糊不明确,冲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时间顺序链条,给读者的印象也是朦胧的,甚至是晦涩难懂的。
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却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时代,依据文本信息,小说中的故事时间只能推断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时间区段。
这种叙事手法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较大,遵从多样化、碎片化的世界观,例如故事的开头就运用宏大的场面,着重描写曾怀林一家所住的那座偏僻的小城,两间房之外的一圈白杨木栅栏和栅栏之外等着吃肥肉的排列整齐的小狗,然后转而论述食品公司的杜加禄以及和杜加禄的交往。
最后先锋叙事还表现在内心化的叙述方式上,文中写道:“入夜,当整座小城完全被黑暗笼罩了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那盏灯还亮着,他本人也是清醒着的,他在思索关于社会主义的含义和实质……”曾怀林对自己和现实存有深深的怀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也会像陌生人一样不可信赖,像遇到难题的小学生哪怕做出了答案也无人验证。
文章中很多这样的内心独白将曾怀林的内心描写得生动完整,充实了小说的内容,也为小说增添了先锋色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的语言,跳跃、灵动,增添了小说的审美内蕴。
英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语言》中说:“小说家的媒介是语言:无论他做什么,作为小说家,他都是运用或者通过语言来完成的。
”[6]文学艺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如果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再好的文学作品也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带给读者的是不同的阅读体验。
吕新小说中的语言具有诗的美感和律动,跳跃而灵活,包含有大量的意象、隐喻和象征,具有一种诗歌语言的美学性质。
而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他的小说语言与传统的文学语言相比较具有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打破了语言的惰性,激活了文字的表达功能,使读者产生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
与此同时,吕新小说的叙述语言冷静而克制,用冷漠的话语去叙述人物的遭遇,这种叙述内容与文字表达的不对等之间就产生缝隙,构成表达的张力,产生奇特的文本效果。
例如:“白杨木”象征着他们一家人有安身立命的场所,给了他和孩子们安全感和归属感;“春天”一词象征着光明、前途和美好,对于曾怀林来讲,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反转;对于他的小家来讲,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热闹、幸福;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必然会迎来进步和光明。
(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曾怀林是主干人物,全文就是围绕他的生活和遭遇展开的。
除他之外,还有同病相怜的车耀吉,政工干部明海、降永芳、阎松长,贫苦民众伍桂梅、老宋、杜加禄等共同组成了小说的审美意象,因此将这些人物分為两部分进行解读。
1.无根漂泊的知识分子
曾怀林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由于政治原因被发配、改造的知识分子形象。
曾怀林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贫困的。
一家人在偏远的小城里吃住都很困难,有时受到在食品公司上班的杜加禄帮助才能有肉吃,就连冬冬用的月经纸都很匮乏,这种物质的贫困及其给曾怀林带来的困扰,贯彻于全文的始终。
虽然他在困境中艰难生存,没有自由,还要定期检查并且上交思想汇报表,但他对国家对家人的责任意识丝毫没有减少。
曾怀林每次听到咚咚的鼓声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有时候会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所以被惊醒,只是因为他把鼓声和战事联系起来,反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被教化者的身份。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写作就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曾怀林却不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意愿。
他给文艺宣传队写的文艺节目,都是相当严肃、正经的革命题材,杜加禄看了只会发笑,曾怀林本人也是笑了无数次。
在那个年代,曾怀林无法找到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但好在他遇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同病相怜的车耀吉。
二、对《白杨木的春天》“美学的”解读
“美学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在西方,“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最初的意义是“对感官的感受”。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原则强调文学代表作家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种“诗意的裁判”,因而要求文学批评也要运用同样的“诗意”的或审美的尺度,其核心在于,文学批评是“美学的”,如马克思所说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美学的事实去对待,并按照美学的观点去加以分析和评价,就是要求批评家对作品采取审美态度,以获取审美感受或审美体验为动机,着力阅读和体会作品的语言特色、艺术形象和审美意蕴。
本节重点从小说叙事的先锋意味和人物形象塑造对《白杨木的春天》进行“美学的”解读。
(一)叙事的先锋审美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辞典》,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后来转向文化和文艺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作家拥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善于打破传统和规范,对艺术风格和形式不断创新,引进被忽略和遭禁忌的题材进行文学创作。
吴义勤曾这样评价吕新:“吕新之于新潮小说和新潮小说之于吕新其意义是相同的。
没有吕新,新潮小说就减少一份光芒,而离开新潮小说,吕新的价值也无从呈现。
吕新实在是主动而宿命般地登上了新潮之船并义无反顾地分享着新潮的孤独和磨难。
”[4]这里的新潮小说即先锋派文学,作为“先锋派”作家中的一员,吕新以个人的姿态发声,以个人独特的人生境遇中的心理状态与精神追求为写作基点,拒绝向大众审美靠拢[5]。
而作为他文学追求
的载体——《白杨木的春天》给读者呈现出深刻的艺术审美和广泛的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带有先锋性的色彩,他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方式上。
当代叙事学认为故事是一种结构,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情节,以及语言的连接需要有固定的形式,并且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能够给读者完美的视觉体验。
《白杨木的春天》先锋叙事性首先体现在“零碎事件”频繁出现,例如裸身搜查、明训自杀、接冬冬上下班、和车耀吉闲谈,在这些看似不完整其实完整的故事中体现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从而探寻小说的内在意蕴。
同时,小说中还有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情景描写和意识流式的叙述,这些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模糊不定、扑朔迷离的面貌,所以在主题意蕴的把握上也是暧昧不清的。
此外,叙事时间的模糊不明确,冲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时间顺序链条,给读者的印象也是朦胧的,甚至是晦涩难懂的。
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却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时代,依据文本信息,小说中的故事时间只能推断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时间区段。
这种叙事手法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较大,遵从多样化、碎片化的世界观,例如故事的开头就运用宏大的场面,着重描写曾怀林一家所住的那座偏僻的小城,两间房之外的一圈白杨木栅栏和栅栏之外等着吃肥肉的排列整齐的小狗,然后转而论述食品公司的杜加禄以及和杜加禄的交往。
最后先锋叙事还表现在内心化的叙述方式上,文中写道:“入夜,当整座小城完全被黑暗笼罩了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那盏灯还亮着,他本人也是清醒着的,他在思索关于社会主义的含义和实质……”曾怀林对自己和现实存有深深的怀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也会像陌生人一样不可信赖,像遇到难题的小学生哪怕做出了答案也无人验证。
文章中很多这样的内心独白将曾怀林的内心描写得生动完整,充实了小说的内容,也为小说增添了先锋色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的语言,跳跃、灵动,增添了小说的审美内蕴。
英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语言》中说:“小说家的媒介是语言:无论他做什么,作为小说家,他都是运用或者通过语言来完成的。
”[6]文学艺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如果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再好的文学作品也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带给读者的是不同的阅读体验。
吕新小说中的语言具有诗的美感和律动,跳跃而灵活,包含有大量的意象、隐喻和象征,具有一种诗歌语言的美学性质。
而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他的小说语言与传统的文学语言相比较具有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打破了语言的惰性,激活了文字的表达功能,使读者产生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
与此同时,吕新小说的叙述语言冷静而克制,用冷漠的话语去叙述人物的遭遇,这种叙述内容与文字表达的不对等之间就产生缝隙,构成表达的张力,产生奇特的文本效果。
例如:“白杨木”象征着他们一家人有安身立命的场所,给了他和孩子们安全感和歸属感;“春天”一词象征着光明、前途和美好,对于曾怀林来讲,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反转;对于他的小家来讲,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热闹、幸福;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必然会迎来进步和光明。
(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曾怀林是主干人物,全文就是围绕他的生活和遭遇展开的。
除他之外,还有同病相怜的车耀吉,政工干部明海、降永芳、阎松长,贫苦民众伍桂梅、老宋、杜加禄等共同组成了小说的审美意象,因此将这些人物分为两部分进行解读。
1.无根漂泊的知识分子
曾怀林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由于政治原因被发配、改造的知识分子形象。
曾怀林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贫困的。
一家人在偏远的小城里吃住都很困难,有时受到在食品公司上班的杜加禄帮助才能有肉吃,就连冬冬用的月经纸都很匮乏,这种物质的贫困及其给曾怀林带来的困扰,贯彻于全文的始终。
虽然他在困境中艰难生存,没有自由,还要定期检查并且上交思想汇报表,但他对国家对家人的责任意识丝毫没有减少。
曾怀林每次听到咚咚的鼓声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有时候会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所以被惊醒,只是因为他把鼓声和战事联系起来,反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被教化者的身份。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写作就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曾怀林却不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意愿。
他给文艺宣传队写的文艺节目,都是相当严肃、正经的革命题材,杜加禄看了只会发笑,曾怀林本人也是笑了无数次。
在那个年代,曾怀林无法找到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但好在他遇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同病相怜的车耀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