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行动元分析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叙事的行动元分析
摘要《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外历史上的经典名著，两部作品采用多方式叙述，把人物的内心情感细腻而深刻地表现出来，这里采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揭示《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发展的动力和人物性格变化。

首先，对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从内涵与意义的角度进行阐释；其次，对两部作品的实施者、对头、助手分别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迥异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了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赋予人物不同的性格内涵。

关键词女性；行动元；主体；阻碍者；性格
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叙述学家，他的理论源于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认知和理解。

结构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法陶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

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真实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

”①也就是要从事物之间，局部之间的关系去掌握整体文本，从表面的意义结构上去寻找深层结构下的文本意义。

结构主义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经过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福柯人的研究掀起了结构主义。

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热潮中，涌现了大批的研究者，格雷马斯是其中之一。

他提出了“行为者”这一概念，“行为者”是指一种结构单位。

格雷马斯将“行为者”分为六种。

三对“二元对立”的形式：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

这三对“行为者”对应了三种基本模式：欲望一追求(主体／客体)，交流(发送者／接受者)，帮助或阻碍 (辅助者／反对者)。

这几个行动元就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②
一、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
1．行动元理论内涵
格雷马斯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转换,即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 这种转换也只有两种:从有到无或者从无到有。

将文本分析分成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马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

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

而叙事语法则指的是表层结构。

表层结构,指的是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

格雷马斯在总结了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把行动模态划分为四个,即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从而建立了叙事语法。

这四个阶段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具有逻辑关系的, 其中实现目标是它们的核心。

实现目标是指一个使状态发生转换的行为,实现目标
有两种类型，即从拥有到失去或从没有到拥有。

如果写成函数形式,则是，如果一个行为能使状态发生转换,那么这一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这就是获得方法阶段。

为了实现目标先有能力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推动者,即是什么使施动者产生了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欲望,这就是产生欲望阶段。

产生欲望阶段指的是一个外界因素,我们叫做发送者对施动者施加的影响,从而说服施动者完成某个动作,代表它们两者的关系。

最后为了判断实现目标这一行为是否发生、结果如何、就进入了获得奖赏阶段,获得奖赏阶段是对最后状态做一个判断,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权衡。

这里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所说的真实事实毫不相干,它是被限定在封闭的文本之内的,每个文本都有它自己的真实性。

为了阐明真实性我们需要引入两个概念: 形式与内涵。

形式即文本本身,即我们所读到的每一段话,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单词；内涵指文本深层的含义,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在这两个层次上被确认。

③
2．行动元理论的意义
格雷马斯在普洛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

格雷马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给出了一个叙事转化公式，即行动元模式。

它告诉我们故事的形成机制，在媒介故事中谁在说话，通过这个叙事结构,我们可以明白，看似千变万化的故事内容,其形成规则却是有限的。

这就如同我们掌握了语法规则,语法规则是有限的,而我们实际说出的“话语”却是无限无穷的。

一个叙事文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被扩展了的句子。

而且仅仅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最常见的叙述结构就是:“故事中一个平衡向另一个平衡的过渡,于是构成一个最小的完整情节,典型的故事总是以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 ,接着是某一种力量打破了平衡,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局面。

另一种力量进行反作用,又恢复了平衡 ,第二种平衡与第一种相似 ,但不等同。

”④不仅使叙事脉络和话语脉络清晰了,而且还挖掘出了文本背后的深刻含义。

二、用行动元分析实施者差异
基于人类的思想和行为都朝向一定的目标这一个假定，我们可以构造出表现与这一目标的关系模式。

模式始于故事成分之间一种目的论的关系，行为者具有某种意图，企图达到某种目标或者渴望达到某种目标，因此我们区分两类行为者为主体、客体。

行为者 X渴望着目标Y，因此X是主体，Y是客体。

而实施者是不断变化的。

1．实施者追求爱情的差异
因为主体的意图本身无法直接到达客体,发送者则可以支持主体实现其意图,
并将利益发送给主体。

发送者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一定是人物,而可能是一种抽象物,表现为某个契机、某个偶然的事件。

而实施者则不一定是主体，实施者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不断变化的。

《西厢记》主要围绕着张生对爱情的追求。

张生是主体，客体是崔莺莺，而主体的意图有时并不能直接到达客体。

因而发送者给主体一个契机，某个偶然的事件，就可以缩短主体走向客体的距离。

发送者的一次偶然机会支持主体实现其意识。

或许并不能直接达到目的，但可以起到引导、铺路的作用。

主体在获得目标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实施者与主体常常是同一个人。

他自身期望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在这里,就是张生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实施者。

实施者和发送者是直接与客体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客体既是主体愿望中的客体,又是被发送和被接受的客体。

这两种关系对于故事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⑤故事的开始是张生接近莺莺。

第一步就是实施者张生借厢，实施者是张生一人，后来莺莺心生爱慕之意，实施者则为他们二人，对爱情的追求。

实施者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见是偶然：为凯普莱特家族举办的舞会通知贵宾的仆人竟不认识通知单的名字，罗密欧为他念诵时知道了这一消息，为了见到自己迷恋的美人罗瑟琳，罗密欧才决定冒险参加舞会，不想却见到了娇美、清纯的朱丽叶，两人一见钟情，于是他们俩展开对爱情的追求，成为悲剧的起因。

作为实施者罗密欧失手杀死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也是偶然。

于是被大公判决逐出维洛那城，成为悲剧情节发展的关键性的动因。

罗密欧最后服毒还是偶然，劳伦斯神父设计朱丽叶服药昏睡假死，然后送信通知流放的罗密欧，使两人一起远走他乡。

但信未送到罗密欧先得到朱丽叶死的传闻，遂秘密潜回维洛那，劳伦斯神父得知消息后，匆忙赶往墓地，而罗密欧已经进了墓穴，服毒死在即将苏醒的朱丽叶身边，这一切成为导致悲剧性结局的最后的直接原因。

总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是一系列偶然性的情节，使家族的世仇与真挚的爱情构成了矛盾，并不断地激化着矛盾，使矛盾的解决无法采取圆满的方式，只能选择了最后的毁灭。

（一）《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同之处,首先表现在实施者的不同的性格上。

东方人的内向、含蓄，西方人的外露、宣泄。

在《西厢记》里, 张生邂逅莺莺，由惊艳而产生了无限爱恋的疯魔。

但他仍然节制着自己,把行为停留在东风摇拽杨线的臆想上,停留在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染的单相思上。

与张生的行为相比较,罗密欧的行为要开放外露得多。

他初见朱丽叶惊艳的一刹那,爱火就熊熊燃烧,开始了忘情的赞美。

于是,在舞会散了后,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跳进了凯普莱特的果园,连夜跟朱丽叶相会并交换了爱情的盟誓。

第二天,他又按照计划找到了神父,并在神父的主持下,与朱丽叶举行了婚礼。

从情节的发展上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显然没有《西厢记》那样委婉曲
折和含蓄。

(二 )表情达意方式上的敛露之分。

东方人的相对含蓄和节制跟西方人的相对热烈和外露,决定了剧情发展的线索以及戏剧主人公表达感情的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物心理的或藏或露,或含蓄或奔放的描写。

何况两剧的作者王实甫和莎士比亚,本身就是天各一方。

深受其时代、民族、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影响和制约。

就朱丽叶与崔莺莺相比,她们俩在感情传达上所表现的含蓄与宣泄,节制与直露是最明显、也最典型不过了。

当朱丽叶在舞会上离别了罗密欧回到自己的房里后, 尽管她明白自己爱上的是仇家的人,却仍然情不自禁地呼唤起罗密欧的名字来。

与朱丽叶性格相比,莺莺心思的流露和推三阻四的行动要曲折、委婉得多。

她的恋爱过程又充满了表与里、言与行的矛盾,剧作家愈是细致地刻画莺莺的这种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复杂性,也就恰好透露了一个情窦初开,私情萌生的中国封建时代的贵族小姐的复杂心理,同时,也就充分显示东方女性的那种含蓄的、有节制的民族性的典型性格。

2．作为实施者—女主人公性格的不同
莺莺与朱丽叶分别是中西方女性的代表。

朱丽叶与罗密欧从相爱到殉情始终显示出一种独立人格、一种我行我素的胆量，朱丽叶所追求是不计功利不顾后果、凌驾于一切高于一切的火热的爱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行动也是积极、主动、剧烈而又毫不妥协的爱情。

而崔相国小姐却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黑字白纸的请人家待月西厢下,人家来了, 却遭她一顿怒斥,快人快语的小红娘不得不承认小姐有多少假处,张生也总是左顾右盼,举步不知迈向何方。

离开了帮助者,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仍然是一树如火如荼的玫瑰,相较下,没有了红娘,崔张二人的爱情则是一茎背阳处的苍白失色的衰草。

西厢记虽然在红娘的鼎力相助下最终取得了大团圆的结局,但其中明显的妥协成分已使胜利的喜悦大打了折扣, 莺莺作为大家闺秀既爽直又含蓄,既秉礼又多情,既孝顺又刚直,而且颇具反抗心，既稚拙娴静,又聪慧灵变而多才多艺,性格非常丰富复杂,莺莺的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其实当莺莺由被动变主动时，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罗米欧与朱丽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崔莺莺与张生则毫无主见,软弱、妥协。

身份、文化差异形成了他们面对爱情时的不同表现。

3.民族文化下爱情观的不同表达
两部作品的实施者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

莺莺与朱丽叶两位少女对待爱情的性格差异，是由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因为爱情婚姻，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的体现，不同的恋爱方式和婚姻观必然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和限制。

西方人的注重个人权益，自由与勇于冒险的进取意识。

因而西方民族自古重视个人与个性，倡导个人至上、个性奔放精神，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益。

因而莎士比
亚笔下的朱丽叶与罗密欧从相爱到殉情始终显示出一种独立人格、一种我行我素的胆量。

朱丽叶的性格，是由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决定的，也是西方民族性格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同样，王实甫笔下的莺莺的性格也是与她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也是民族的性格与文化背景的具体反映。

与西方不同，在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产生的农业文化条件下，中国自古重视群体，重大众利益，提倡一种理性控制精神，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扬自我上，而是从根本上扼制了个人主义和个人情欲的恶性膨胀，这种理性控制精神在封建社会就是封建礼教。

婚姻的目的在于续香火，兴宗族。

婚姻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社会行为，而是家族行为，是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因而讲究门当户对。

婚姻当事人只是为家族利益而履行必须履行的义务，因而，封建家族中家长是主宰，父母可以命令子女与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对象结婚，媒妁不是婚姻当事人的代表而是双方家长的代表。

违背父母之命，自主结合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不能成立的。

在婚姻中，女子的选择范围比男子要狭窄得多，除门当户对外，男子可以娶比自家地位低下的女子，而女子只能嫁比自家财势更大的男子。

这种传统的观念使得作家笔下的莺莺成为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

同时大团圆式结局也是中国人期待视野的传统模式。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剧留给人们的首先是对于本可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悲剧结局的遗憾，是对于殉情所导致的家族和解的欣慰。

塑造了一种悲剧美，是由于不同作家对美的认知的差异，不同文化下对完美结局的期待不同造就的残缺美。

三、作家笔下的助手、对头的差异
莎士比亚避开了青年贵族间的正面冲突, 因为他无法想象两个体面的贵族如何展开一场夺爱战,王实甫则让布衣旗开得胜,贵族落荒而逃。

莎剧中仆人对主人的事情无所补益,王剧中的丫头却能在小姐的情事中推波助澜。

主体渴望某种东西，但过程往往并不这么简单,目的总是难以企及的。

主体在获得的过程中会遇到阻碍和反抗,也会得到帮助。

这些帮助或阻碍就是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中的助手和对头。

助手是指在主体追求客体过程中提供帮助,或促成其愿望实现的有利因素，对头则是有碍于主体愿望实现的不利闲素。

主体欲望的实现是分过程的。

不同阶段中的助手和对头也是不同的。

1．两剧中助手与对头的承担者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对头是两个家族间的仇恨和对立。

故事的发生是俩人竟在一次舞会上一见钟情，彼此相爱，于是家族的怨仇与个人爱情之间便形成了尖锐、巨大的戏剧冲突。

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无视于家族的仇怨，他们轻蔑地觉得妨碍他们结合的只是姓氏。

真正的爱情，使他们变得勇敢而无畏，他们背着对头父母的反对到助手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秘密成婚，最后他们为了反抗封建家族势
力和包办婚姻，不惜以死殉情。

实施者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见是偶然，两人一见钟情，成为悲剧的起因。

罗密欧失手杀死朱丽叶的表兄也是偶然，于是被大公判决逐出维洛那城，成为悲剧情节发展的关键性的动因，这一系列事件是他们对爱情追求过程中的对头。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乳母由助手变对头，朱丽叶从小由她带大,对她的信赖胜过亲生父母。

她溺爱朱丽叶,支持朱丽叶和罗密欧结合,并为之奔走,也不在乎两个家族的世仇。

在此过程中，她是助手。

但是就在罗密欧被放逐的当天, 凯普莱特来逼迫女儿嫁给霸礼时,乳母又竭力吹霸礼,甚至不惜把罗密欧比作“洗碗巾”她劝朱丽叶第二次结婚,因为她认为罗密欧既然回不来了,就等于死了。

她关心的是朱丽叶的“幸福”，她始终巴望朱丽叶有个有钱的绅士做丈夫。

“逼婚”之后,朱丽叶当然不再相信她了,并斥之为“最坏的魔鬼”。

此时她是爱情的阻碍即对头。

罗密欧最后服毒还是偶然，劳伦斯神父设计朱丽叶服药昏睡假死，然后送信通知流放的罗密欧，使两人一起远走他乡。

神父在此也是助手。

但信未送到罗密欧先得到朱丽叶死的传闻，遂秘密潜回维洛那，劳伦斯神父得知消息后，匆忙赶往墓地，而罗密欧已经进了墓穴，服毒死在即将苏醒的朱丽叶身边，这一切是导致悲剧性结局的最后的直接原因。

偶然的错过使得神父由助手变成了对头。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是一系列偶然性的情节，使家族的世仇即对头与真挚的爱情构成了矛盾，并不断地激化着矛盾，使矛盾的解决无法采取圆满的方式，只能选择了最后的毁灭。

在毁灭的同时，对头也消失了。

《西厢记》中帮助者的功能毫无疑问落在了红娘身上。

小红娘始终如一地呵护着小姐与张生的爱情。

若没有红娘的再三诱导、激将,莺莺根本连正视自己感情的勇气都没有,张生也将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两个人的故事可能会没有开始就收场了,彼此都只能是对方生命中的雾中花、水中月。

而正是红娘的两边奔走, 穿针引线,使双方由小心试探进而大胆献策,为二人筑起了近水楼台。

甚至在东窗事发老夫人审问的情况下,毫无惧色,有胆有识,说出一番话来,既有对过去各人功过是非的分析,又有对未来的部署安排计划,连老练世故的老夫人也无法不心服口服。

2、助手对实施者的作用
《罗米欧与朱丽叶》中帮助者的功能似乎由朱丽叶的保姆和劳伦斯神父分担,而细读却发现保姆在罗米欧与朱丽叶二人关系进程中的作用几乎可有可无,真正的帮助是劳伦斯神父。

老保姆在罗米欧遭流放后甚至开始在朱丽叶面前贬损罗米欧而赞美起帕利斯来了。

在第三幕第五场中,朱丽叶要求老保姆说点儿让她高兴的话,给她点儿安慰,老保姆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啊,他真是个可爱的绅士! 罗米欧比起他来简直是个破烂!小姐,苍鹰的眼睛都没有帕利斯的那样青绿、锐利与美
丽。

而《西厢记》重点的小红娘却是始终如一地呵护小姐与张生的爱情。

若没有红娘的再三诱导、激将，两个人的故事可能会没有开始就收场了。

而正是红娘的两边奔走,对双方由小心试探进而大胆献策。

甚至在东窗事发老夫人审问的情况下,毫无惧色,有胆有识,说出一番话来,既有对过去各人功过是非的分析,又有对未来的部署安排计划,连老练世故的老夫人也无法不心服口服。

同样是一对相恋男女中女方的贴身女仆,为什么小红娘勇挑重担,老保姆倒无足轻重呢?东西方人性格的差异是形成助手对头差异的根本原因。

3、时代、民族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
《西厢记》大约写于十三世纪末,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成1595年。

这两个剧本上下相去三百年,左右横跨欧亚洲。

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迥异的民族、文化传统必将在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

并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赋予人物的性格及其所反映的意蕴不同。

红娘与乳母同作为助手，在帮助实施者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不同身份、年龄、性格、以及东西方人处事方式的差异。

同样是父母作为对头在阻碍的过程中，由于民族性格本质的不同使得故事的结局存在差异。

这不仅仅是人物自身特点，而反映的是东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同结尾还体现了艺术的不同民族风格我国的戏剧,包括传奇在内,算得上“悲剧”者寥寥无几 ,一般都以大团圆作结, 一切矛盾在最后一场戏里均得到解决。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利于增强信心和斗志,因而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

当然,崇高的悲剧,不作毫无意义的粉饰而痛快淋漓地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则更能激起观众的强烈情感。

《罗密欧与朱丽叶》全剧的气氛和作家第一创作时期的喜剧是一致的, 很可以写成喜剧。

西班牙戏剧家洛卜·德·维加便是用这同一题材写了一部出色的喜剧。

可莎士比亚似乎觉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封建世仇不可能轻易消除。

所以他写到剧情的高潮处,笔锋一转,让这对恋人双双自杀,造成悲惨结局。

这样,矛盾更显得尖锐,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的批判也就更加有力。

诚然,真正的悲剧还应留给人们以光明和希望,就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青年主人公虽然毁灭了, 但他们的爱情理想和人文主义者的生活原则却取得了胜利。

王实甫和莎士比亚毕竟是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受制于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审美习惯的影响,因而两剧在人物刻画、艺术传达方式和戏剧的结局处理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结束语
这篇文章,我主要利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对两部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从实施者性格的差异，助手对头的差异，以及对实施者的作用、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 受制于不同地域的政治、经
济、文化、风俗和审美习惯的影响, 因而两剧在人物刻画、艺术传达方式和戏剧的结局处理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它们各自所反映的毕竟是两个民族、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其差异也是必然的。

注释：
①黄丽芳.《孔雀东南飞》的结构主义分析[J].东南大学人文学院,2009(4):19.
②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64.
③田春,孙辉.罗米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行动元比较[J].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9(6):21.
④陈莉.结构语义学视野中的西厢记解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
(5):30.
⑤桑敏健.《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的比较[J].杭州大学学报，1986(1):16.
参考文献：
[1]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陈莉.结构语义学视野中的西厢记解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
[3]莎士比亚.柔密欧与幽丽叶曹禺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周淑茹.台读《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J].那州大学学报, 1999.
[5]王实甫.西厢记[M]王季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桑敏健.《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的比较[J].杭州大学学报，1986.
[7]黄丽芳.《孔雀东南飞》的结构主义分析[J].东南大学人文学院,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