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艺心理学解读中国古诗词

以文艺心理学解读中国古诗词
20112432 夏丽丽现代文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入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八十年代，才重现光彩，并渐渐在文艺研究、评论和鉴赏中崭露头角。

文艺心理学作为传统文艺学与现代心理学相结合后所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作为研究文艺创作和鉴赏中的心理活动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科学性与方法论有不容置疑的一面。

中国古代诗词都是诗人在特定心态下创作的，以意境美取胜。

在凝固的语言形式中，贮存着大量的信息。

而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对象主体，其心理内容、特点及规律，都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解读，找到古代诗词作品的最佳切人点，获取其中蕴藏的信息，以至于破解作品艺术生命的密码。

本文将站在文艺心理学的角度上，从直觉审美和意识流以及创作心理三方面，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文本解读。

一、以“直觉审美”鉴赏诗词
对古代诗词作品的直觉把握,就是一种相当重
要的不可或缺的文艺心理学方法。

所谓直觉，是指主体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获得感觉和知觉。

这本是人类感官的一种认识功能，与眼、耳、鼻、舌、身的功能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所以又被称为“第六感觉”。

首先我们以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一词为例从直觉审美这一方面对文本进行解读。

燎沉香,消溽暑。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揖轻舟，乱入芙蓉浦。

王国维曾对此词激赏曰“真能得荷之神理者”，但笔者认为这首周词在艺术上最大的妙处，还是对于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曲折有致的传写。

作品的开头便使我们深感主人公所面临的巨大困扰，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而从字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种源于自然的天气因素，再读下去,下片“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两句使人恍然悟出，这首词所表达的是浓浓的羁旅之情，这是我们可以在瞬间完成的对周词的整体把握，虽然还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如果以此为基础,再细加寻绎，伴之以理性思维,那么我们就可能获得对全词明晰的诊释：上
片开头两句写清晨室内情景，实际上写出了词人所面临的双重困扰，困人天气与作客厌倦。

同时以写异乡的荷塘为契机,很自然地引发了对故乡及其“芙蓉浦”的思忆。

下片“故乡遥，何日去”二句是思乡之情的迸发，接着以“家住吴门”二句承之，写出了思乡的缘由。

对古代诗词作品进行直觉把握，鉴赏者无疑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这种审美能力，主要靠文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的修养，也与悟性、天分以及生活经验等密切相关。

无疑我们对作品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瞬间完成的感悟阶段，而应当上升到理性的感知阶段，我们对文本的解读,最终应当是感性的和知性的统一。

二、从“意识流”出发解读古代诗词文本
意识流作为一种心理学学说，首见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

那么，意识流手法何以能与解读古代诗词发生关联呢？这是因为意识流概括了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现象，即意识的自由流动，大致相当于下意识活动和自由联想。

这一方面的例证，笔者暂且引用刘学揩先生对李商隐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赏析为例。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他指出: “李商隐的无题往往着重抒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事件与场景的描叙常常打破一定的时空次序，随着心理活动的流程交错展现。

”这实际上是对李诗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一个阐释。

在他看来，上述《无题》诗表现得相当典型:起联明写昨夜，暗含由今宵到昨夜的情景联想与对比；次联似应续写昨夜，却突然回到今夕相隔的现境；颈联又转为对对方处境的想象，末联则再回到自身。

这样大幅度的跳跃(加上其他手法的运用),就使这首诗显然断续无端,变幻迷离,使读者感到困惑。

他的结论是:“把它看成古代诗歌中的‘意识流’作品,许多困惑和歧解原是不难解说的。

”
诗词作品中写意识的流动，表现的是一种心理时空，心理流程是连续的，而心理内容是无序的，时间、空间的顺序都给打破了，从而在作品中创造出广阔、丰富而又灵动、多变的艺术世界。

三、作者创作心理——心理补偿说
第三个方面涉及的是作者的创作心理分析，即创作动力心理机制，在此我们需要引进一个心理学名词——心理补偿说。

当一个人在事业上、生活上遭到某种挫折、失败,或者在肉体上、精神上蒙受某种灾难、伤害的情况下, 除了承担相应的精神痛苦之外,还往往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补偿的心理,甚至在濒临绝境时也不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可以说是弱者的一种心理补偿。

对古代诗人来说,这种在特定背景下所萌生的补偿心理,可能成为一种创作动因,从而创作出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各朝文豪中不乏典范来证明创作心理中的心理补偿这一说，或者说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更为耳熟能详的词——“发愤著书”。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里明确指出创作的心理动力为“愤”,这就是说著书的心理动力是为了使“不得通其道”之“郁结”心理有处发泄，此后，钟嵘、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大家也都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从文艺心理功能的角度讲,“愤”是我国古代文人进行创作的直接动力, 并决定着我国古代文学的特有风格。

它经由代代相继和潜移默化的影晌，逐渐形成我国民族传统的艺术理想和审美情趣，决定着我国文学创作和欣赏所特有的审美倾向。

宋开宝八年(975)李后主出降,沦为阶下囚之后,曾写过一首游仙词,调寄《开元乐》，词云: 心事数茎白发,
生涯一片青山。

空山有雪相待,
野路无人自还。

词中描绘了一个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的隐士形象,流露出自由浪漫、清雅脱俗的生活情调,这同词人昔日帝王、今日囚徒的身份与处境都大相径庭。

对此,苏东坡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解释:“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离(催)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他的意思是说,李后主的创作心态, 出自由“遭离(摧)世故”的际遇所引起的“欲脱世网而不得”的心理,因此而创作的“神仙隐遁之词”,自然成了词人的一种心理补偿。

尽管古代诗词的创作与鉴赏与人的心理密不可分，但以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诗词并不是一个
万全的研究方法，但无论以何种方法论去研究任何一个文学事物，都不能尽善尽美。

但以文艺心理学的视角去分析中国古代诗词也许可以拓宽人们研究诗词的道路，在本文中笔者只是简略叙述了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出发探究诗词的三个方面，难免都缺漏之处，望观者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