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史学之互鉴：传承性差异的探讨与当代历史学的需求

中西史学之互鉴：传承性差异的探讨与当代历史学的需求
历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始终承担着记录、解释过去事件的重任。

在不同的文明中，历史学的形态各异，其传承性和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

而中西史学研究的差异也自近代以来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虽然不同人的见解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所有学者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承模式，这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则不甚明显。

那么为什么西方古代史学的传承性不如中国古代史学？当代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本文旨在探讨这一差异的根源，并思考当代历史学应有的面貌。

首先，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传承性，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制度化的史学实践。

杜维运就曾列举中国史学的几项优点：中国文化中富有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中国官修正史是一极优良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中存在纪实与求真的丰富实践、中国史家长于叙事艺术。

杜维运还认为是儒家的道德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学“中国两千余年来，由于儒家在思想界居于正统的地位，中国史家有意无意的将儒家思想成分，渗入了史学之中”。

从《春秋》最开始使用“春秋笔法”强调史实的客观记载和道德评价，到二十四史的陆续编撰，中国史学以其官方背景和严谨的体例，在不断实践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传承模式——历史记载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不仅被视为君主的镜鉴，更成为教化民众、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

而对于编撰者来说，撰写史书可不止在于实现借鉴和教化等实用性，他们还注重历史的会通和贯通，其集中体现就是司马迁“通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思想。

钱穆说，所谓“通天人之际”，是说天时与人生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两者需会通和合以求之；在这种历史生命通变观下，中国人便能将我心等同于史心，将个人小生命融入五千年民族大生命中。

这样，人生便无所谓新旧之分，中国五千年历史便能一气相承和绵延不绝。

而西方史学则更多依赖于个体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创新精神，缺乏中国式的官方史学体系，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基本上是由私人编写，而且主要是谈论一个特定战争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对整个历史进行系统性的串联，导致有的时期史学研究就遭到中断。

其次，中西方古代史学的观念和方法论亦有所不同。

中华史学传统极重史为
经世之用，历代官员献策，常引历史故事为说，所以经世致用是中国历代的实践，非仅理论，因此更加重视记录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西方现代史学强调史学以求真相为要务，无关致用，后现代理论则认为，历史已然失真，更无致用的价值，这都根源于西方重视数理轻视历史，坚信历史不为人力左右的传统，其传承性自然大大不如中国。

西方以“实证”史学自负，讲究用原手史料，实事求是，重建信史；而中国史学亦讲实事求是，惟更重纠谬、辨伪以求真。

汪荣祖提到，语文考证并非史家的目的，而是求真的手段，而此手段之炉火纯青，中国较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殊不必舍我从彼也。

中华考信之方法、技巧与成果经过千余年累积，实取之不尽的家藏，不能坐拥宝山而不自知。

中国史学还具有体裁繁多的优势，除编年、纪传之外，尚有会要、十通、学案、考异、随笔、杂史等，不同体裁的史书使我们能够从多角度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一个多维度的历史画卷；此外我华夏众体之中，纪传体最称主流，由于包揽各阶层的人物，使许多不见经传之人，也能名传后世。

而西方史学仅纪事本末一体，不但视角相对局限，希罗多德等作者还在其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神话色彩和个人见解。

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中西史学传承方式的区别。

中国传统史学能够一脉相承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史学也遭遇了其前所未有的挑战：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中国史学存在“四弊”、“二病”和“三恶果”，认为这些问题妨碍了史学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梁启超等人都大赞史学革命，主张告别传统、师法西洋，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准则；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则企图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建构起新的史学，认为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才能够根除旧史观之弊端，唯物史观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直到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再次反思回顾中西史学之差异，方逐渐意识到中西史学是殊途同归的，朱本源、何兆武、刘家和等人更注重从历史思维方面入手来理解中西史学理论之异同，并采用“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法来思考作为史学理论的一般性问题；而在西方，美国学者哈代、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等人也在为寻求某种跨文化的普遍性历史思维，介入了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

人们总结到中西史家都认识到历史是人的历史，由人来书写人的遭遇，皆具备人文色彩等等，史学理论研究出现新气象。

当代社会的历史学面临着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双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不仅需要承载文化传统，更应对现代社会的需求作出响应，响应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使命和任务。

在史学理论体系构建方面，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路。

乔治忠《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提出建设史学理论学术体系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问题，认为应从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中吸收有益内容。

瞿林东在《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中指出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是理论研究的着力点。

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认为“中国历史哲学”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考察，提出要建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

用简单的话来说，当代需要的史学是继承古代史学对真实性的追求，弘扬中华传统史学精神；跨越文化界限，开展比较史学研究，更全面地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即融通古今，荟萃中外。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这便是我们今天探讨中西史学差异性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