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赵冬梅：王安石变法将皇权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了

北大教授赵冬梅：王安石变法将皇权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了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时代，王安石开创了一种鼓励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这样一种政治风气。

同时建设了一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非常善于执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队伍。

这支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放弃思考的；他们能干，但是没什么大的格局，不再考虑大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时候还开始排斥异己，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离开朝廷、离开权力，让他们靠边站。

本文为6月29日“共识国际讲坛”赵冬梅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赵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大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

原题为《北宋的改革与政争》
从北宋政治观察王朝兴衰之道
我在2020年出版的书《大宋之变》，谈的就是北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大宋之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从1063年到1086年。

按照我的理解，我这本书其实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如果简单地说，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1063—1086这24年间，北宋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北宋政治是儒家政治，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状态；在这24年间，北宋的政治发生了法家转
向，而这种法家转向，应当说是王安石变法所开启的。

这是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今天我想不完全按照这本书里的内容来讲，我们笼统地讲一下北宋的改革与政争。

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大宋之变》之前我出版有《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再往前还有一本书叫《千秋是非话寇准》。

《千秋是非话寇准》和《司马光和他的时代》都是给“百家讲坛”做的系列讲座，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寇准系列，一个系列是司马光系列。

大家能够看到的是，我在讲北宋的宰相故事，讲了一个寇准的故事，讲了一个司马光的故事。

我自己知道我在做的是什么，就是除了这两个宰相故事之外，或者说在这两个宰相故事之上，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图。

我这个大的企图就是，我想要讲一个从头到尾的北宋政治兴衰的故事。

我认为，在帝制时期，每一个比较长的朝代、超过一百年的朝代，都构成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治的发展单元；而北宋这个单元，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我们可以通过北宋这样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有盛有衰的个案来看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脉络。

北宋政治可以作为观察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一个个案，那我怎样去观察它呢？我采取的观察方式就是，把北宋的政治家分为创业一代（就是零代），然后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即从零代到四代这样五个代际。

我的大计划是，在每个代际之中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这个人物通常会是一个宰相，比如说一代里边是寇准，三代里边我选的是司马光。

当然如果我们再往前，零代里边可能就是赵普，二代里边是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庞籍这些人。

然后四代里边可能会是苏轼、苏辙兄弟。

我现在已经做的，选了一代里边的寇准和三代里边的司马光。

我在每个代际里边选一个人物，以这个人物为核心，讲述他所处的时代的故事。

然后把所有这些不同代际的政治家，和他们时代的故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一个大的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故事。

而这个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故事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观察帝制时期王朝政治兴衰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同时又非常特殊的个案。

这是我在做的。

我向大家交代了一下我这些年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大家看到的寇准、司马光
的故事背后那个大的故事是什么。

纲要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北宋的改革与政争。

在这个题目之下我打算讲五个小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北宋前期政治。

第二部分是谈改革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的普遍呼声。

接下来第三、四部分我们看北宋所进行的两次改革。

北宋有两次大的改革浪潮。

第一次是在宋仁宗的庆历年间，通常称之为“庆历新政”，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是第二代政治家。

第二次改革浪潮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是属于第三代政治家当中的代表人物。

当然我的系列写作里选的是他的对立面司马光来作为一个枢纽人物。

在关于改革和改革是否失败的这些讨论当中，我们会贯穿着对于北宋政治的特质以及北宋政治文化兴衰的介绍。

最后，我们在结论的部分，要谈一谈北宋究竟是怎么灭亡的——我自己对北宋灭亡的看法。

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首先我们来看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我们知道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我们说北宋前期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一直到1063年，其实就是我的《大宋之变》所涉年代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一）“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北宋前期的政治，按照宋太宗即位的诏书里面所说，有八个字是精要，这是当时的宋太宗的总结。

他说：太祖创业，然后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作风，就叫作“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而这八个字是我们以后要世世恪守的。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后来就成为北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现代宋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奠基人之一邓广铭先生给这个政治传统一个总结，就叫作“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宋朝立国的法度，它的特点就
是要防止一些弊端的出现，它所有制度的设计其实都是奔着要防弊去的。

防什么弊？在宋朝建立之前是五代：在五十三年之间，在中国中原、北方地区曾经出现过五个短命的王朝。

这五个短命的王朝，用欧阳修的话讲就叫作“五代之乱可谓极矣”。

在五代之前是唐帝国，五代是在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一。

从晚唐到五代，朝廷、国家呈现出来的那个弊是什么？那个弊其实就是中央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地方上的这种分裂的倾向是大大地加强了。

我们通常讲唐朝灭亡原因的时候，说唐是亡于宦官专权，亡于藩镇割据，还亡于党争。

所以，宋朝建立之后要防的那个弊，其实就是晚唐、五代的那个弊，因此宋朝这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就特别强调要防止分裂割据。

我们能看到，为了防止分裂割据，宋朝做的工作包括什么。

原来在地方上，像唐代开始出现的节度使是一个什么都管的要职：军队是归节度使的，财政归节度使，还有地方上的人事权也归节度使。

节度使是一揽子什么都管，兵刑钱股什么都管，因此才会造成割据。

宋朝建立之后，什么叫“防弊之政”呢？就是把节度使、地方长官的这种兵权全都收归中央，然后把地方财政权分割化，就是让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只能管一件事——管民政。

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武装力量的管理方面，宋朝所采取的都是防弊。

一定要防止武装力量威胁到中央集权、威胁到皇权的安全。

所以，“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从积极的一面看，就是它是安全的。

对于维护朝廷、国家或者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讲，它具有一种可“以策安全”的一面。

当然还有消极的一面。

北宋前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当中还有因循的一面，就是从建国以来，在制度上都比较缺少大规模的改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既有的、非常实用主义的模式安顿下来；而且，北宋前期的政治家，从太祖、太宗到真宗时期政治的主流，就是反对“生事”，反对做什么新的事情、做什么改制的事情。

前期“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除了它的积极面——安全以外，还有一个消极面就是因循。

因此，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造成各种弊
端丛生。

这些弊端里比较大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养兵政策造成的冗兵，就是军队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不能打仗。

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中高级官员的特权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官僚队伍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这是北宋前期政治的两面性。

北宋前期的政治用邓先生的总结，邓先生是从太宗即位诏，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那八个字往前延伸，得出来的一个也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纳的一个说法，就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而这个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积极面就是安全，消极面就是因循，容易积弊丛生。

（二）仁义与包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深处去看的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以外，北宋前期的政治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优秀的东西在的。

放在王朝政治的这样一个轮廓、这样一个体制里边去看的话，北宋前期政治有相当多优秀的成分。

这些优秀的成分，就是我说的它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

比如说什么？从太祖开始这个朝代其实是一个讲究仁义的朝代。

大家应该都知道，宋朝的建国是赵匡胤以后周的禁军都检点，也就是以后周禁军当中最精锐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兵变出身，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

表面上看，他是被那些哗变的士兵拥戴当了皇帝，而哗变的士兵拥戴自己的代理人做节度使或者是做皇帝，这是晚唐到五代那个长时段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赵匡胤的即位可以说是一个旧瓶。

但是，为什么说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是旧瓶装新酒呢？在兵变上台，士兵拥戴了他们代理人的这个表现形式之下，其实对于改朝换代这件事情，赵匡胤和其他的零代（宋朝的开国一代）的政治家有一个共识——他们强烈地认为、坚定地认为：改朝换代虽然说是天命，但最重要的还要系之于民心。

因此，这个新生的朝代是非常重视民心的，是非常重视社会稳定的，它追求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

用古代的话来讲，这叫“仁义”。

仁义两个字，我们从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支哗变的军队，跟此前十年前后周太祖郭威哗变进首都的那支军队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宋朝开国是在960年，而在950年也曾经有过一次黄袍加
身，那个是后周的太祖郭威，他也是被军队拥戴着进了开封城，进城之后是什么状况呢？郭威先允许他的士兵掳掠，就是进了城之后新的皇帝接收了政权，但并不忙着去建立秩序，而是把整个城市作为战利品给他的士兵，让他们随便抢。

起初的约定是抢三天三夜，但是，抢了一天一夜，就有人来告诉郭威：这事儿不行，再抢下去开封城就没了。

于是，一天一夜之后，郭威就赶紧地收了，甚至不惜杀了几个抢劫厉害的士兵，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这是距宋朝建立十年之前的那个黄袍加身的状态。

而赵匡胤在960年的这个黄袍加身是什么样的？他穿上了黄袍，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跟士兵们说：“你们想要富贵，所以拥戴我当皇帝，可以。

但是，你们要听我的话，我才当你们的皇帝。

”赵匡胤跟拥戴他的这些士兵约定的是说，“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正是我曾经的主人，而后周的那些将相大臣，他们曾经是我的同事，不允许你们去骚扰他们。

同时还有就是，你们不能够对开封城里的老百姓进行掳掠，安安静静地进城，我会从国库里边给你们赏赐。

”
那么这个约定的目标达到了没有呢？史料记载是说，这支哗变的军队是“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

从一开始，北宋政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仁义的态度都影响这个朝代。

开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具有定调功能的。

赵匡胤的这支哗变的军队进城所表达出来的“仁义”这两个字，其实是贯穿在北宋前期政治当中的。

北宋前期政治的另外一个由赵匡胤开创的传统是什么？是一个温和解决权力之争、包容共存的政治传统。

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我们大家也熟知的一个故事中——“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释”的是谁的兵权？“释”的并不是藩镇的兵权，而是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这个故事通常是这样说的：
赵匡胤有一天就把他从前的那些兄弟们——像石守信他们以前都是跟他一块在禁军里边做高级将领的——就把他们召进宫里来，请他们喝酒，然后就跟他们说，“你看我就是因为被黄袍加身不得不当了皇帝了，那如果有一天你的手下要把黄袍披到你的身上，你该怎么办呢？”这帮人说，“我们自己肯定是不会的”。

但是赵匡胤说，“如
果有士兵把黄袍披到你的身上，你被动那该怎么办呢？”于是这帮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让赵匡胤出主意。

赵匡胤出的主意就是说，“你们交出兵权，我和你们约为儿女亲家；人生苦短，好好地享受荣华富贵就行了”。

赵匡胤所承诺的荣华富贵，包括赵宋皇室和建国初期的这些新贵之间的一揽子的结亲计划，都是执行了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儿跟明朝明太祖对于那些拥戴他的老将们的处置方式做一个宋明对照，你就会发现：宋朝的开国皇帝对于那些有可能威胁到皇权安全的国初新贵，采取的是一些温和的解决方式。

在这个温和的解决方式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包容共存的精神；这个精神也是贯穿在北宋前期政治当中的。

除此之外，作为皇帝，赵匡胤还有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

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体现在很多的故事中。

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说，赵匡胤有一天下了朝，回到后宫就闷闷不乐。

有人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他就说，“我今日很快处置一事”，就是我一时没过脑子就决定了一件事，后来发现错了。

一个皇帝做错了事情，这个事情就非常之危险，所以赵匡胤觉得不愉快。

赵匡胤逞快处置一事，后来感到闷闷不乐；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赵匡胤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皇位的这种责任感的认知，就是皇帝这个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着权力，但另外一方面，它代表着责任。

在这儿，赵匡胤表达出来的是作为皇帝的自我克制。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赵匡胤有一回在后宫，也是下了朝之后，在休息呢。

就有一个人过来找他，报告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回禀。

既然是重要的事情，赵匡胤就换上他办公穿的衣服，接见了这位官员。

可是当这位官员开口说话之后，赵匡胤就发现他报告的这件事一点都不紧急、一点都不重要，于是赵匡胤就非常愤怒：“我本来在休息，你说你有紧急的事、重要的事，可竟然拿这样不重要的事情来烦我，打扰我的休息。

”赵匡胤表达了愤怒。

皇帝表达了愤怒，那这个官员什么反应呢？这个官员说，“我这事再不重要，也是一件国家的事；你的事，你不就是在玩儿嘛。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赵匡胤就非常生气，他拿起手里头常玩的一个玉做的小斧头，就朝这个人的脸砸去。

这一砸呢，就把那个人的两颗大门牙给砸掉了。

这时候，掉了门牙的这个人干了什么？掉了门牙的这个人就开始蹲在地上找他的门牙。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门牙掉了，肯定是一嘴的血，但是他蹲在地上找他的门牙。

找到了他的门牙之后，他不慌不忙地拿手卷就包上了，收了起来。

这时候赵匡胤就看傻了，看傻了之后就问他说：“你干吗？你包着证物打算找地儿去告我吗？”这个官员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告你，但是历史会记载下来这件事情”。

赵匡胤听到这句话之后，顿时就是“改容谢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立刻脸色温和下来，而且表示自己错了——当然，是不是会说“我错了”？那不一定，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擅长说“对不起”“我错了”。

可是赵匡胤表达出来了，他用行动表达出来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这两颗门牙的故事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的自我克制。

还有一点就是，皇帝对于儒家传统当中对皇帝那种较高要求的一种自觉的服从，对于未来书写的历史上皇帝自己形象的一种清醒的认知。

赵匡胤还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重视读书人。

刚才我们列举的赵匡胤的这些故事和故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宋朝的开国皇帝给这个朝代所打下的非常重要的烙印，就是仁义，包容共存，温和地解决功臣兵权，还有皇帝本身的自我克制，以及对读书人的重视。

另外，关于赵匡胤还有一个到了南宋才出现的传说，叫作“太祖誓碑”。

传说太祖曾经留下誓言，要求他的后世子孙、后世即位的皇帝要世世代代遵守下去的政治原则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

这是什么？这也是包容共存。

北宋前期政治，对于统治阶级内部采取的是一种包容共存的态度，另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人。

开国兵将进城的那种对于整个开封城不掳掠的态度，透露出来的是仁义，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尊重。

关于这一点，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里有一个总结说，太祖是“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

什么叫“安利元元”呢？就是说，对老百姓要有好处。

我们用今天的话更准确地说，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是要考虑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的，不能对社会过度剥削。

要让“元元”得以“安利”，要让
老百姓有稳定的生产生活。

整个北宋前期，从太祖所开创的这种政治风气，经过太宗、真宗，一直抵达第四个皇帝仁宗。

宋仁宗在位42年。

我们看，这前四个皇帝基本上延续了这样一种仁义、宽容的政治氛围。

在这四个皇帝当中，仁宗在仁义的方面更是格外突出的。

宋史的《仁宗本纪·赞》里边提到他的一些事例，比如，“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

就是遇到水旱灾害的时候，他要不就在宫廷之中进行秘密的祈祷，要不就干脆光着脚立在殿门之下。

为什么？这就要向上天表达一种诚意，要请求老天原谅统治者的过失，然后降下雨来。

宋仁宗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有关部门曾经请求说要扩大皇家花园禁苑，可是仁宗拒绝了。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

就是有一天晚上，仁宗半夜忽然就很饿，饿的时候就很想吃烧羊，可是虽然很想吃烧羊，但是他就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去宣索（不要去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他担心，他一天晚上偶然想要吃这个烧羊——因为当时没有冰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厨房意识到皇帝有可能在三经半夜会要吃羊肉，那就可能会天天杀了羊备着；所以仁宗觉得，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他虽然很馋，但是还是忍住了。

除此之外，还有“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

就是说，砍头的案子有疑点的都要上报到中央，每年因此存活性命的就有一千
多人。

而且那些让人“失入死罪”的，就是那些误判别人死罪的官员，都是“终身不迁”，就是终身不得升官的，这是仁宗的仁义。

我们看北宋前期的四个皇帝，从太祖到仁宗，都是保持了这种政治上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的包容共存、温和的态度。

另外还有就是，对老百姓是“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

北宋前期有着这样一些优点，应该说，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最好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总体上，就制度建设而言，用邓广铭先生的那个总结，就是北宋前期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它的政治除了防弊一面以外，还有因循守旧的一面。

改革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普遍呼声
北宋中期基本上是从仁宗朝开始。

基本上，从仁宗朝一直到王安石变法，这几十年间其实几乎所有的士大夫、有识之士都在呼唤改革。

绝不是只有王安石一个人才要改革的，而且改革也绝不是只有一个样式的，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一）士大夫——“科举”造就的新型统治精英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个词，什么叫士大夫？英文里一个翻译是特别言简意赅、特别简洁明快告诉我们它是什么的：scholar-official。

就是，士大夫是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僚）two in one的。

在中文里，“士”和“大夫”加起来也是，“士”就是学者scholar，“大夫”是official。

士大夫是由科举所造就的一种新型的统治精英。

我们今天说科举，通常说科举的创立是以进士科的设立为标准。

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科举是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呢？是隋朝开始创立的。

隋朝创立了科举，从隋到唐，甚至在五代那53年——乱得不得了、几乎年年都打仗的那个年代，科举考试每年都在举行。

科举的要义、最核心的含义是什么？科举就是凭个人能力能够进入仕途；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

科举是和之前的九品官人法、世族门阀政治相对应而言的。

在科举之前，是一个家族决定个人的时代；从科举开始，个人终于可以有一个不讲究家族地位、靠个人奋斗来成就自己抬升家族地位的可能性了。

以进士科的出现为标志的科举是从隋开始的，但是从隋到唐、五代的科举，甚至一直到宋太祖这一朝的科举，相对而言，录取的人数都是比较少的。

而且，在唐代，科举一度为那些高级官员所利用，变成了高级官员提拔自家子弟、给自家子弟营造升迁高速路的手段。

只有到了宋朝，特别是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社会；而且科举出身的人，特别是进士科出身的人，才真正成为文官的主流。

就是你要想当大官、当好官，就必须去考进士；而且，进士出身的人，既成为主流，也成为核心。

进士出身的这些人开始形成新的精英群体，开始改变和塑造整个官僚集团。

他们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根本面貌。

只有从宋朝开始，科举出身的人才真正改造了统治集团的成分和精神面貌。

从宋代开始，科举出身的人，特别是进士科，成为做官最主流的途径。

高级官员，比如说宰相，90%以上都来自科举。

那些在国家当中最重要的职位、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职位，包括地方大员、管理军队的、管理财政的，基本上都是进士科出身的人在做。

在这个意义上，科举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统治精英，就是士大夫。

（二）“大忠”与对改革的追求
这是一群新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这种新的精英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当然是多侧面的，包括他们的审美。

今天我们去博物馆里，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宋画，还有宋代的器物，和唐代追求的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宋代是一种更加温文尔雅的、更高雅的审美。

唐代其实更开放，有更多异质文化的因素，但是宋代更高雅。

宋代可以说是一个高雅文化达到了顶峰的时代。

关于新文化，其他的部分我没有办法来展开，我在这儿特别强调新精英的新文化当中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点，就是“大忠”。

“大忠”是什么？“大忠”这个词是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里赞美寇准的时候提到的。

寇准是属于第一代的政治家，我在《百家讲坛》里讲过他。

寇准最重要的功绩是什么？就是在宋朝北边那个大国举国南下、大兵压境的时候，他帮助他的皇帝真宗实现了亲征，最终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