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的隐逸情怀及其矛盾性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论文分类号：
2009届学士学位论文
论王维的隐逸情怀及其矛盾性
系别、专业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学生姓名纵伟伟
学号200501401261
指导教师姓名付嘉豪
指导教师职称讲师
2009年5 月15日
目录
摘要、关键字 (3)
引言 (4)
正文
一、王维隐居的概况 (4)
三、王维隐逸的矛盾性 (6)
三、王维隐逸对后世的影响 (10)
结语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论王维的隐逸情怀及其矛盾性
摘要：作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王维的生活和创作离不开自然，当然更离不开隐。

隐逸既是他人生的主要情趣，又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内容。

他在人生的后半期选择了亦官亦隐的“吏隐”（《酬贺四赠葛巾之作》）生活，正式对官场、自然山水与佛理的调整，亦官、亦隐、亦禅，又非官、非隐、非禅。

他始终徘徊在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在盛唐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背景下，他的隐逸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就是从王维隐逸的概况出发，初步探讨王维隐逸的矛盾性以及这种矛盾性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王维隐逸概况矛盾性影响
On Wangwei’Seclusion and contradictory
feelings
Abstract:Idyllic landscape of China on behalf of the writer, Wang Wei's life and crea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natural, of course, more can not be hidden. Seclusion is not only a major taste of his life, his poetry is the basic content. In his life, chose the latter half of government-implicit "Liyin" ( "He paid the four gifts for Ge towel") life, an official of official circles,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adjustment of Buddhism, but also official, but also hidden, but also Zen and non-official, non-hidden, non-Buddhist. He was always hovering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fficial and hidden, and in a high degre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of the Tang dynasty background, his recluse with the uniqueness of its own, this article is an overview of Seclusion from Wang,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Wang and Seclusion This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the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Wangwei 、Seclusion Overview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Impact、
引言
中国隐逸文化源远流长。

孔子讲“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庄子讲“无为有国者所羁”，说的就是隐逸。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卫风·考槃》和《陈风·衡门》就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赞美隐士和歌唱隐逸情趣的。

孔子之后，受“不学诗无以言”的教诲，诗歌开始滥觞，不满政治现实的隐士所写的隐逸诗也大量涌现，成了中国诗歌艺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隐逸文化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盛唐就不得不提到王维，他为后世开了一个亦官亦隐的先河，其中夹杂有性格、思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然而各方面因素的糅合又使得他的隐逸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之中，本文试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其矛盾性，并进一步研究王维隐逸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维隐居概况
王维一生曾隐居过几个地方，大致情形是：
第一，开元六年前隐居过终南山。

他十八岁所作《哭祖六自虚》[1]有“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

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语，曾与好友祖自虚隐居长安终南山，《太平广记》说“王维年未弱冠，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所眷重。

”《旧唐书·韦安石传》又说韦安石之子韦陟开元初居父丧，闭门不出八年，“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

”王维在《哭祖六自虚》诗中，以“花时金谷隐，月夜竹林眠”来比喻其“隐逸”“东洛”的生活，即指其在开元六、七年前这种游于王公贵族门下的生活。

第二，王维于开元十六年暮秋回京，开元十七年在长安，与孟浩然、张九龄等过从甚密。

张九龄“时属（张说）朋党，颇相排拫，穷栖岁余，深不得意”（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一时难于引荐贤俊。

王维遂隐居淇上，当时他有个朋友丁寓在淇上黎阳县当官，为他筹措了隐居的田宅。

不久储光毅也来淇上，与王维相去不远，他和王维个有一组唱和的《偶然作》组诗，主要就作于此时。

《偶然作》其三“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地表达了自己弃世归隐的急切心情。

又如《淇上即事田园》“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

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

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

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

“静者”指隐者，即自己。

先写隐居地——淇上的形势，接着在写傍晚乡村的景物，最后写自己寂静的隐居生活。

第三，因其弟王缙在登封县作官，王维便从淇上移到蒿山隐居。

有《归蒿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蒿高下，归来且闭关。

”写归蒿山途中所见的风景，末尾写归山后的心情。

第四，从开元末到天宝三、四年间，王维先在终南山隐居，后来又购买得宋之问
蓝田辋川别业，晚年在距长安较近的地方隐居瓜园高斋，一直过着吏隐的生活，直到逝世。

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如。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它的颈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行到水穷处”，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

“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点的表示。

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潜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见《归去来兮辞》）。

通过这隐居终南山的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随遇而安的闲适恬淡的心境闲适也就明白揭出了。

《归辋川作》中“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

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

菱蔓弱难定，扬花轻易飞。

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

”，则流露出了归辋川时惆怅与孤寂的情绪。

《积雨辋川庄作》“中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表明自己已经不再去和人们争夺名誉地位了，为什么海鸥还猜疑我呢？写出了内心被人猜疑的愤怒。

在辋川习静吃斋的悠然生活中，王维创作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组诗，也是最集中体现他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代表作《辋川集》，如《漆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漆园是辋川二十景之一，但这首诗的意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于通过描写与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诗的前两句，反用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的诗意。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曾为漆园吏，楚威王遣使聘他为相，他不肯，反而对使者说：“子亟去，无污我！”这就是后世所称道的庄子啸傲王侯的故事。

郭璞称庄子为“傲吏”，其实是赞美他。

王维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认为庄子并不是傲吏，他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匡世济国的本领。

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

显然，王维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彻悟的味道。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做漆园吏这样的“微官”呢？三、四句“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

在诗人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就无可无不可了。

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作精神寄托，这样不是也很不错吗？《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表明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

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

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说树“婆娑”，是以树喻人；写人“婆娑”，是以树伴人。

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又还奢求什么呢？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然而，王维的隐居终南和隐居辋川
并不是一回事，隐居辋川时王维居官，隐居终南时则未居官。

王维的隐居辋川是一种亦官亦隐，而隐居终南，王维《过太乙观贾生房》云：“昔余棲遁日，之子烟霞邻。

共携松叶酒，俱簪竹皮巾。

攀林遍云洞，采药无冬春。

谬以道门子，征为骖御臣。

常恐丹液就，先我紫阳宾。

夭促万涂尽，哀伤百虑新。

……泣对双泉水，还山无主人。

”太乙，《元和郡县志》卷一：“按经传所说，终南山一名太一(即“太乙”)，亦名终南。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中南一名太一。

”王维《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太乙即指终南山，由这首诗不难看出，王维曾与贾生共隐终南，那时他并未任职，是后来被朝廷征召，才出为“骖御臣”的。

在瓜园高斋隐居时，曾作《瓜园诗》“穷巷正传呼，故人儻相存。

携手追凉风，放心望乾坤。

蔼蔼帝王州，宫观一何繁。

林端出綺道，殿顶摇华幡。

素怀在青山，若值白云屯。

回风城西雨，返景原上村。

前酌盈尊酒，往往闻清言。

黄鹂囀深木，朱槿照中园。

犹羡松下客，石上闻清猿。

”可见作者隐居时的恬淡的情怀。

二、王维隐逸的矛盾性
王维一生虽仕途坎坷仍身居高位，但隐逸避世的思想却时时显露出来。

当然，在他早年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隐居行动。

比如，在他擢第后的第七年就曾经有过隐居的行为，但那时因为他刚做大乐丞才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仕途上的曲折加上他在济州的一些经历使他产生的这种思想，只是一时的，并没有使他彻底地隐居起来。

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不遇咏》中有这样的句子：“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

……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

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

”他的眼光扔关注着现实，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官复原职，施展抱负。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他的晚年官职高了，没有了仕途的不顺，反而隐逸思想更强烈了呢？
一、从个性上看，王维的性格决定了他这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

荣格认为“性格决定命运”即“性格是人最本质的象征。

……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

”以及“性格具有矛盾性，现实向人提出的各种要求或人向现实索取之间烨存在着矛盾。

” [2]王维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知识分子，他并不是一个激昂慷慨、豪迈乐观的人，他生性敏感、细腻、淡逸而多慧、闲雅而有情思。

只是他所处的社会如旭日东升般的辉煌、灿烂，激发了他后天习得的儒家进取有为之热情，在时代大潮的带动下，如同一枚石子，按照惯性向前滚动，潮势稍一松懈，就有可能停下来。

他没有李白那样，在政治开明的历史瞬间表露出布衣知识分子的自信、乐观和锐气，也没有杜甫在历史由剩转衰途中所表现出来的“穷年优黎元”的坚毅、悲悯和“子使风俗淳”的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理想。

他又出身贵族地主阶级，有着与农民阶层不同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他不可能把自己定位于农民，
始终不愿过清贫的生活，他笔下的农民是赋予地主阶级理想化的农民，在蓝田购置别业，不是他躬耕，而是在他的理想下的躬耕。

如《田园乐》七首中的“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讵胜藕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

”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富足的，追求山水田园隐逸生活情致以使精神获得满足的人，古代隐士那种闲散慵懒的情调就在他身上存在着，他的这种高傲与谦虚、懒惰与勤奋等因素，构成了其性格的对立统一体，于是性格变得复杂矛盾，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彻底的像陶渊明那样有真正的隐逸。

二、思想上，融合了儒、释、道三者思想并外化为一种矛盾性的隐逸。

从儒释道三者关系来看，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

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

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

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

王维早年的诗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充满乐观浪漫的幻想和积极进取的少年意气，《少年行》、《燕支行》等以游侠、边塞为题材的诗篇，热情地讴歌建立不朽功名的理想：“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在《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中勉励失意的友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显然他真诚地相信圣明时代定能做到野无遗贤，可见王维积极出世的心态。

王维思想中也有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

”（《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

”（《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

王维一生笃信佛教，受佛教的影响深刻，此时的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体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如。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另一种境界，这种思想就自然地反映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中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即早年有儒家的抱负、中年具道家的风采、晚年得佛家的精髓，很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人格理想，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人格理想铸就了他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王维的仕途抉择的过程中，这一点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不谋而合。

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他们不免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而这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其迈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在诗文中陶渊明曾表述自己的干云之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拟古》其八）其中充溢着豪侠之气，是心中不甘抛弃的价值关怀意念的体现，也正是在这种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几次离开田园，外出求仕谋职。

可见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对于陶渊明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里的陶渊明不但高标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价值关怀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王维也曾在《燕支行》中写道“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

”表明自己要到边疆去抵御外辱、捍卫国家。

可见儒家的出世对文人的影响。

陶渊明的归隐经历了“先儒后道”的过程，当强行入世的儒家行为遭受重创之后，道家思想自然而然就会从内心中发出来用以慰藉，然后变得旷达、适性。

这也体现了儒与道的分野在于儒不能释道，而道能化儒。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化的佛，即“禅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而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其禅宗意识更是渗透其诗歌创作中，王维在19岁时所创作的《桃源行》，在这首诗中，王维超越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着意塑造了另一个“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鱼樵乘水入”的境界。

这已经是一种文人雅士对于内心禅意境界的向往，有着精巧典雅的格调，也有着幽深高远的文化气了。

逸本来就是从隐逸风尚中超拔提升出来的，它超然、悠然、隐遁、空灵的旨趣最自然不过地表现了隐逸的人格精神中的另一种气度。

隐逸文化与禅宗结合，使王维的诗由城市的喧嚣走向山野的宁静及孤寂的文化，更注重将自然美、人的美和精神美提升到人格精神的层面，从艺术的角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由于与禅学理念的互渗与交融，王维的对于淡泊生活的追求更呈现出一种深奥的冥想，更是一种悠然的心境，已不再不同于陶渊明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而是要达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审美体验之中去。

另外王维有意将自己一生的悔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

换言之，空门山林、寂静之乐就是他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这样，它就必然要通过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禅悟这种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的目
的即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中国文人徜徉于大自然中优游山水之审美体验也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与天和谐，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和洽之境界。

加之王维一生的仕途都不很得意，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然在官场又屡遭排挤，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

”（《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即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他要在宗教体验中寻求一种解脱，自然会有这样的句子出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

王维的审美体验就与他的禅学理念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也就是王维与陶渊明的不同之处，王维既承袭了陶渊明归隐田园的高洁精神，又超越了他所创造的“结庐在人境”的心隐，开拓出一片“亦官亦隐”的新天地。

三、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文人选择归隐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陶渊明如此，王维也不例外。

纵观陶渊明从29岁到42岁13年中的五次出仕的目的以及四次归隐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他离开田园出仕多年，最终回归田园又走上隐逸之路是与晋宋时期动荡的政治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东晋一代政治，常有悍将构乱，跟着也有名将定乱，所以政象虽不甚佳，也还保持水平线以上的地位，到渊明时代却不同了”（鲁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一系列残酷的政治现实使“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陶渊明几经思想的矛盾，几经情感的挣扎后，远离是非之发，抛开对社会的价值关怀意向，把握住生命的有限性，在“独善”和“固穷”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回到他眷恋的田园。

尽管生活艰难，尽管后来朝廷两次征他为著作郎，但他再没有动摇翻悔过。

因为现实的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使他深切地感到：人的性命的无常而短暂，在混乱的世界中，个体的人所能抓住的只能也只应是生命的自然，而隐逸则是与“自然”相亲合的最佳道路。

王维处在唐朝由胜转衰的时代，一方面，安史之乱前后遭到巨大的打击，以致心灰意冷。

在朝期间经历了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旧唐书》中是这样叙述这件事情的经过的：“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

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

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

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

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

”虽是出于无奈，可王维逃脱不了朝廷的惩治，幸好他在为乱朝伪官时写了那首《凝碧诗》，表达了他当时对朝廷的忠心，对国家的担忧，再加上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减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为他赎罪，因而得到当时皇帝唐肃宗的宽宥，不光没有治什么罪，反而还“责授太子中允”（《旧唐书》）。

后来他的官职还得到一路上升，直到尚书右丞。

尽管没
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王维却身很是心灰意冷了，他不再象年轻时一样抱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希望做出什么业绩来，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田园，倾向于隐逸生活了。

另一方面，朝廷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

唐玄宗后期，政治统治开始由前期的清明转向腐朽。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罢相，次年四月，张又被贬为荆州长史。

而李林甫任中书令，大权独揽。

这是玄宗政治统治的转折点。

从此之后，朝政日益荒废，腐败现象日益暴露。

大批奸臣出现在朝堂之上，忠直之士却受到排挤甚至打击。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奸臣杨国忠执掌了朝廷的大权，玄宗的统治状况进一步恶化。

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

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

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

于是只能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由此可见，隐士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隐士和社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集与矛盾之中。

对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而言，治国平天下往往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但是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尔虞我诈与个体生命的冲突，往往使得他们在最后选择隐逸。

这种隐逸通常称为“归隐”归字巧妙地表现了隐逸的特征：“归去、回归”这意味着对中国古代而言从政可能只是现实自我的某个方面，对于生命而言，生命的本真在于自然，在于心灵的完整，因此陶渊明、王维选择自身“心灵的归隐”。

三、王维的隐逸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维的隐逸是古代隐逸体系中的一部分。

隐逸是一种针对仕宦而产生的概念与行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士人阶层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都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隐逸现象波及到封建统治的历朝历代，尽管轻别有重，隐显不一，但它却在客观上为中国熔铸出了发达的隐逸文化传统。

隐逸文化孕育于先秦至两汉，此时期为第一高潮的隐逸文化，开启了一个张扬主体性及凸显隐逸人格精神的时代新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极大的，他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后人，不只是因为其作品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境界，更因为他真率、清高的人品，放旷、达观的精神风貌，以及他用一条平民化、艺术化的隐逸之路。

陶渊明的追求隐逸固然同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

泰伯》）的隐逸观有思想承袭关系，王维对他的仰慕不仅表现为对他的所描绘隐逸境界的向往，最重要的是坚持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原则，他批评现实社会不会理的现象，充满了正义感，同时又以廉洁奉公责己律人，他坚持隐则以顾穷首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