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三侠五义_看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变化_李艳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从《三侠五义》看清代侠义小说中
的侠士形象变化
李艳１，刘政１，岳超群２，张岩龙３（１．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２５；２．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４；
３．西丰第一高级中学，辽宁铁岭１１２４００）
侠义小说是中国大众侠义精神的文化表现物。

寄托了底层人民对社会公正、正义的愿望。

一代代的侠义小说（主要从唐代开始）所记载的侠义精神，不断丰富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反过来，侠义小说也是大众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这反映了平民百姓或优或劣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

侠义小说发展到了清代，愈来愈带上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高雅的文人趣味逐渐退出主流，取而代之的是流行审美眼光以及大众文化精神。

侠义与公案合流，《三侠五义》横空出世，成为此类型的代表作。

如果说，前代的侠义文学多为单篇论文或侠客单像的形式，那么这部小说及其续书更像是部专著，塑造的是民众理想中的侠客群像。

伴随着这一类型的真正成形，原先从《史记》和历代游侠诗篇、唐宋传奇、宋元话本甚至元明戏曲中那独立于世、狂妄不羁、极富个性的侠客形象逐渐消失了。

下面我们就以《三侠五义》等清代的侠义小说为例，分析一下这些侠客的形象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侠士的职责发生了变化。

在清代之前，侠客大多是独立于世、我行我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形象，他们完全没有什么职责可言，完全是由着自己的性情来行事的。

但是，侠义小说发展到了晚清，产生了新的结构和意义组合。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走向了合流，出现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小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优秀的作品。

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

”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义士已经走出了草莽，走进了官府的殿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朝廷的封赏。

比如，南侠展昭、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都是在包公的贤德感召之下投奔于他，受他差遣，为他办事。

发展到此，这些侠士身上的职责性就越来越浓厚了，他们在包公的带领下同邪恶的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他们这时候的行为已经不受个人所支配了，他们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要做，因为，为国为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拿国家的俸禄就得为国家办事，尽职尽责。

侠士的自由自在、随心而为的独立个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沉重的责任感。

其次，侠士的处境发生了变化。

侠士是侠义内涵的载体，历史上对侠士记载较早的当数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武侠是反政府的，同统治者唱反调的，并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惩恶除奸；他们藐视国家王法，因此为统治者所痛恨。

这也决定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多舛的命运，甚至遭
至杀身之祸。

但是，到了清代，很多的侠士都成了官府的御用之侠。

《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被封为四品带刀护卫，卢方、徐庆、蒋平等人也都封了六品校尉；《绿牡丹》中鲍自安被封为安国公、花萼被封为定国公，其余的人不是总兵就是将军；《七剑十三侠》中各义士均得总镇、副将、提督等封赏。

一方面，他们凭借高超的武功投奔清官、明君，为官府效力，铲除奸恶势力，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封建的官府在无形当中也成了他们的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受到了官府的关照。

再次，侠士的奴性化增强了。

唐传奇中的侠，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之类，有较多的与同时代人不同的个性，其行为也不大与世俗相合，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取得了某种自由。

他们也为他人服务，甚至是权贵。

但仅是服务某事而已，至于侠客的自身，却并不受拘束——
——
—不图功名，没有对功名的渴望，这正是他们得以自由的重要前提。

随着封建社会日趋成熟，随着统治这个社会的思想越来越专制，中国人的个性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内敛。

以寻找生命自由为出发点的侠，无一例外地回到了出发点——
—回到被禁锢生命自由的道德文化系统里。

在这个“归顺”的过程中，侠的灵魂，从独立自由、勃发生命野性变得卑微；也从睥睨万物、无所畏惧演变为谦恭驯服；侠已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展昭原是“器宇轩昂”、“暴迭着英雄精神”，母亲去世后，他“便只身出门，到处游山玩水”、“行侠仗义”，潇洒自在，无拘无束。

但到了仁宗面前，听到“御猫”二字，即使在房顶上也向皇帝磕头。

被封为护卫后，展昭与包拯从朋友关系成为官场中的上下级关系，在包拯面前“恭恭敬敬，连连称是”，连说话的语气、行事的作派都不同了。

从任性的侠客成为尽职的官员，自由的个体重新纳入等级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之中。

外表仍强悍，身手仍不凡，而内在却以奴性取代了主体性。

展昭的人生历程是很有代表性的。

侠义小说和侠义形象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侠士形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１．侠义小说的流行，侠士形象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着侠义精神对人们的激荡，其间也不乏社会背景的影响。

《三侠五义》小说的盛行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

当时的社会除如鲁迅所说的内忧之外，更有着外患。

一场场失败的战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人能平静视之吗？尽管被他们压迫的人们不能靠一刀一枪去搏击、抗争，但这样的社会现实，总会在心里投下阴影，内心不能不有所感发、有所期待，渴望着力量之士痛惩暴虐者，以扬眉吐气。

这力量之士在中华民众的心理上当是侠士。

就像一个被凌辱欺压的弱者渴望着侠的力量雪耻扬威一样，即便是愿望，也当是快意的。

从这一点来说，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的出现，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的。

于是，侠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美好的期待，也是激励国人奋进的力量。

人们对它的嗜好，除了得到“为王前驱”的审美愉悦之外，还可以使身心的长期压抑得以松弛。

２．清官和侠士在职责上的认同。

在漫长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只是一纸空文，致使一些残暴之徒践踏法
１２５
・・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７期律、欺凌孤寡、危害人民的安全，其势力所及处，人们含冤负
屈，敢怒而不敢言。

于是，人们渴望着能有人出来除暴安良，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使负屈含冤者得以平反昭雪，使社会秩序得以暂时相对的安定，使人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

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只有两种人，这就是清官和侠士。

清官应该是既清廉正直而又贤能明达的人，身居统治阶级，却能替人民办事。

他们借助于政府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在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为民请命，以解民之困危，使民安居乐业。

侠士斗争的对象同清官一样，是骑在人们头上的剥削者。

他们有血性，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３．长期的斗争使侠士厌倦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渴望安定。

对于为侠者来说，官侠互补模式也是在长期实践以及压迫中逐渐摸索出的一种互相成全之路。

先秦刺客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唐朝任侠行侠也是个人私欲或是私仇居多，虽然行侠过程大快人心，但不能深究其结果以及所造成的影响。

久而久之，侠义精神、侠肝义胆慢慢衍变成了“侠义恩仇、江湖义气”，恩仇的比重越来越大，江湖的气息越来越浓，真正侠义的成分却越来越少了。

到了宋明之后，忠奸对立观念日渐明晰，对清官企慕的增强，濡染到江湖文化中，自然便形成了侠敬清官的普遍民俗心理。

《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的故事是侠与官府相对立悲剧的第一次阐述，历代统治初期，也有屠杀侠士的记录。

面对正统的压力，对于具有匪盗身份的侠客来讲，重返正常的社会并得到认可，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投身官府，谋得一官半职，也不失为理想之举。

《三侠五义》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本是山贼草寇，得到“招安”后，立刻“将山上粮食金银俱各分散，只带了得用伴当五六人，前来开封府投效，以全其行。

”
４．清代对武侠小说的继承和改造以及文化传统的禁锢使侠士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公案侠义小说各有各的源头，而清代侠义小说贯以公案只是在于公案小说的大量创作启发了侠义小说家的创作意识，使他们对武侠小说的体制以此进行改造，用同一位清官串起所有断狱故事以获得小说的整体感，与“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使得八方漫游、四面出击的侠客，不至于如一盘散沙。

而这种以破案作为侠义小说框架和引子的处理，便使得侠客形象在清代侠义小说中丧失了个体的人格独立性。

因为侠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作为统治者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的独立人格、侠义精神，都产生在这个基础之上，即所谓“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

而侠义与公案的结合处理，使得侠客形象丧失了这个独立的基础。

总之，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和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

一方面，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在保留部分的侠义精神之外多了强烈的责任感、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丧失了一部分侠客应该具有的品质，带上了深深的奴性。

（责任编辑：宁沈生）
暗示教学法初探
杨丽娟
（沈阳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暗示教学法认为，理智和情感、分析和综合、有意识和无意识是不可分割的，而暗示是环境和个人之间的一个经常不断的交流因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通过暗示建立无意识的心理倾向，创造多变的学习动机，以开发学生的潜力，提高其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充分地发展自我。

而外语学科对培养创造型的、富于开拓精神的新一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暗示教学法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能增强学生自信心，使之愉快地学习
暗示教学法的创始人洛扎诺夫认为，教学最主要的是调动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启发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使他们在愉快轻松的心境下学习，这样才能使学生的内心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在讲授新知识前，教师利用组织教学的环节向学生简单介绍学习任务后，可和蔼、亲切、十分有把握地向学生保证说只要师生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学习就一定会成功，这就起到了提高学生信心的暗示作用。

在教学中，凡要求学生背诵的内容，教师应先背，以此建立教师的“威信”。

此外，还应有意识地分层次对学生提出要求，让他们每读一遍都有明确的目标，如《基础英语》第一册第四课，讲完课文后，给学生五分钟背诵第二自然段，随即检查效果；再给五分钟背第三自然段；最后背诵二、三自然段，听到语误时，要轻声纠正。

对于背得比较好的学生，则应及时表扬、鼓励。

教师的这些细微活动，利用了语言交际时的无忧无虑和轻松的心理机制，减少和消除了阻碍自由交际时的抑制性障碍，并为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由于要求明确，学生有一种紧迫感，注意力高度集中，潜力充分发挥，因而感到容易记忆，加之教师的及时肯定和表扬，学生更加增强了自信心。

二、设置情境，采用交际性练习
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学生是否掌握句型，要看他们是否能在各种情况下熟练运用学过的各种句型进行交际。

首先，教师提供情境，让学生进行交际活动；其次，交际操练要尽量逼真，选用生活中的实物、实事，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可适当提示；最后，交际时要求学生有应变能力，能运用学过的各种句型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

（Ｔｅａｃｈｓｈｏｗｓａｓ１ｉｄｅ）
Ｔ：Ｙｏｕｃａｎｓｅｅｔｗｏ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ｙ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Ｈｅｒｅｉｓｍｙｈｉｎ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ｈｏｌｄｓａｔｉｃｋｅｔｉｎｈｉｓｈａｎｄ．（学生问答）
Ａ：Ｈａｖｅｙｏｕｓ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ｌｍ？
Ｂ：Ｎｏ，Ｉｈａｖｅｎ’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ｅｒｙｇｏｏｄｆｉｌｍ．
Ａ：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ｔｏｓｅｅｉｔ？
１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