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山人乐队中国好歌曲

[山人]山人乐队中国好歌曲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日趋多元，随着读书人增多，知识阶层的出路也多样化。

许多人走不通科举做官的老路，开始尝试别样生涯，“山人”即为一种。

“山人”不住山里，住在山里的叫隐士；只有那些不具政治身份但颇具社会影响、以一介平民而四处交接的人，才有资格称作山人。

早期的山人以自娱娱人为主，他们多才多艺，不但善诗能文，还会谈玄论虚，乃至丹青岐黄、医卜星相，都信手拈来。

他们既可与上流社会分庭抗礼，又能博得一般大众赞赏膜拜。

做得好可以结交公卿，名动天下，等而下之也可做清客、打抽丰，混口现成饭。

生活在弘治、成化年间的太白山人孙一元，就属于这类文化人。

孙山人字太初，原是陕西人，曾流寓山东，郁郁不得志，后辗转来到江南，寓居支硎山南屏寺。

江南人文化水平高，又多“好奇之士”，而孙一元长身玉立，长得高洁飘逸，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谈吐娓娓可听，作诗也十分漂亮，很快成为吴越间文化界的著名人物。

根据李梦阳为其所作传记，太白山人还“善说时事”，虽在山林，心忧天下，是一位出色的时事评论家。

他的拥护者除
一大堆附庸风雅的市井小民，还包括一批关心政治八卦的忧国忧民者。

孙一元谈论时事的态度相当激烈，经常切齿不平于天下事，诗也写得越来越激愤悲壮，越极端，越流行。

这让孙山人自我感觉很好，常与两三友好泛舟弄月，自诩举世无双。

有位湖州举人很欣赏孙一元，又觉得他生活太不安定，于是把妹妹嫁给他，买了房、置了地，请山人安家，孙一元“欣然从之”。

他从此返璞归真，跟当地几位文人结成文社，开始讲起“吾儒性命之学”，直到去世。

孙一元是山人的早期代表——彼时“山人”还是尊称。

他看准时代潮流，投合大众好神仙、好议论、好猎奇的社会心理，有着敏锐的时代触觉；而且注重经营自我形象，不仅名利双收，还收获了幸福的家庭。

不过后起的效仿者渐渐没有这么悠哉，他们每每染上政治色彩，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特殊存在。

嘉靖朝以后，内忧外患，时局紧张，朝中大佬为应对危机而乞灵于各式“高人”，吸引大量山人涌入北京，成为各级官僚的门下客和高级参谋，出现“相府山人”“内府山人”“帅府山人”。

甚至连权力中枢的内阁和司礼监，都有山人参预其中，例如那位著名的狂生徐渭，就曾入胡宗宪幕中，参与抗倭军事，甚至还有山人专门投奔边境镇帅。

他们无不冀以三寸舌换得百两金。

有的山人直接介入政务，进而影响政局。

万历末到天启年
间的山人汪文言，本是一介布衣，花钱买了个监生，活动能力却十分惊人。

据说他联络、鼓动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策划“移宫”等案，还在京城刺探消息、离间政敌，一时云动风从，史书说他“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到天启五年，魏忠贤罗织罪名，将汪文言逮捕，当年四月惨死狱中。

阉党所作《东林点将录》将汪文言拟为“鼓上蚤时迁”，正说明汪氏以小搏大的特殊能量。

处士横议本是中国政治的优良传统，对朝廷也算一种无形的约束，怎奈山人头衔不像进士那样需要经过考试，而是人人得而用之，因而混入不少欺世盗名之徒。

山人的形象也越来越负面，这是他们的先辈孙一元始料未及的。

“东林”与“阉党”的是非，历史学家还在持续争论，但夹杂其中的这些看似小人物、实则有大作用的山人，代表着政治上的一种新现象——在体制僵化之后，就会有身份暧昧、行动灵活的人物出来，起到润滑作用。

太白山人及其他诸多山人的经历，恰好可以代表这个群体在晚明的命运：他们游山玩水，自娱自乐，然后参禅修道，出入佛老，再后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而其最终目的，统统不过是为谋得出路，图个现世安稳。

对这种体制外的不和谐因素，皇帝深恶痛绝，几次下诏要求缉事衙门随时驱逐访拿，连明亡之后反思历史的清初遗民，
也把山人看成政治上的痼疾，深加挞伐。

有不止一人写过辞让山人头衔的文章，表示不愿与那些“蜂还蚁往”、飞来飞去宰相家的所谓“山人”为伍。

晚明社会对山人现象的应对无能，淋漓揭示出那个时代在面对多元化社会时的不知所措。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