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比较
引子
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觉得很难入手，“中西方城市规划比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如何在千五百字内把个人对这个命题的看法阐述清楚确实需要一番思考。

……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从无尽的信息中随缘拾取一些记忆的碎片，也许这些被拾起的片断正是自己被触动的瞬间。

中国城市规划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

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

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

”；“经涂九轨，九经九纬。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等一系列理论。

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

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

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

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

《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

《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

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

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
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

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

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

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

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

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

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造之城。

西方城市规划
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

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

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

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

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

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

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

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

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

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

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

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

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尺度也会使原有的
周边建筑显得“娇小”。

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结语
正如开头所言，这是一篇随感而书的“杂”文。

中西方城市规划比较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但当我们横纵的比较他们时，我们又似乎能嗅到一些这个命题的味道。

也许是因为地理条件和政治状况的不同，中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而后的演变只能说是其的补充和改良，这好像和中国的哲学发展史是一致的。

而在西方，规划思想随着时空的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更新。

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越发的明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