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文字学中“三书”对“六书”改造的合理性

浅析中国文字学中“三书”对“六书”改造的合理性
“六书”是战国末年出现的文字学理论，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但其中并没有对六书的含义作出解释。

直到西汉末年，才有了刘歆《七略》中的："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其后有郑众的《周礼·保氏》注中提到的“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序”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1无论是刘歆还是郑众、许慎都在其著作中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六书是造字之本, 即造字的规律和法则, 尤其是许慎将六书进一步系统化，他认为六书都是从造字的方法上来说的，所以, 通过六书也就可以了解汉字造字构形的法则和客观规律。

这种思想对后世文字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许氏的“六书”并非十分完善和严密。

其立足小篆, 参以古籍, 从探求汉字的本义入手, 企图寻求古人造字的意图, 研究字形与词之间存在的规律。

从而了解汉字的构形法则, 引导人们正确地根据字形求索词的信息。

○1在其所归纳的六种法则中,转注的界定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所举的例，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其在书中所举的示例有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在“会意”中其所举的“信”，“人言为信”见于《谷梁传》，似乎很有道理，但从现在眼光看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

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

而“信”字，只能是从言人声的一个形声字。

至于其所谓的假借, 实际上并没有体现为字的构形, 似乎更难以自圆其说。

到了清代, 小学大师戴震对许氏的六书进行实质性地改造。

他提出的“四体二用说”即象形、指事、谐声、会意为书之“体”，乃造字法。

转注、假借为“二用”, 即用字法。

而后其弟子，“说文四大家”之一段玉裁对此大加弘扬,从文
字、声韵、义理三方面考证, 否定假借和转注为造字法, 而是用字法, 与其师相唱和。

于是“四体二用”为广大学者所接受。

○2
“四体二用”不是立足于汉字产生孳乳这一历史过程, 而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观察, 以结构类型来寻求造字之法, 甚至离开造字法则和规律来谈汉字的构形, 是缺少根据的。

应该指出,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四种结构类型,亦是造字之法, 构形之法。

但转注和假借不能简单说成是用字之法, 尤其是假借, 在造字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深受“四体二用”的影响, 现代学者唐兰着眼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划分, 提出了新的汉字构造理论“三书说”。

他认为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涵盖一切中国汉字,“不归于形, 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形声意是文字的三个方面, 我们用三书来分类, 就不允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1但是唐兰只着眼于汉字构形, 静止看待形音义的结合关系, 简单以类型框架归类, 忽略了造字伊始之时为语词谋求书写的实际背景。

所以, 裘锡圭先生指出唐的“三书说”有诸多的不足。

之后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对唐氏“三书”进行改造, 赋予新的内容, 即象形、假借、形声。

他认为假借必须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 象形、象意应该合并为象形。

○3裘锡圭对此予以肯定, 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是合理的, 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

他进一步将汉字归纳为“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三大类型, 他说: 表意字使用意符, 也可称为意符字。

假借字使用音符, 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

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 可以称为半表意字或意符音符字! ○2这样分类, 眉目清楚, 合乎逻辑, 比六书说要好得多。

掌握裘锡圭的“三书说”,必须首先准确理解假借。

假借是无关造字构形的,故将它称为汉字的基本类型, 而不是结构类型。

假借是不造字的“造字法”,说他不造字, 就是指假借并没有体现为造字中的构形, 即就字体结构来说,众所周知，创造文字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标写语言中词语的书写表达符号, 而许多抽象的事物难以造像, 具体的事物难以刻画, 即汉字的形体无法直接表现其意义。

为了表达语词概念、记录语言, 假借字便应运而生。

换句话说, 它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

譬如“所”字, 《说文》云：“伐木声也，从斤户声。

”本为表达锯木声这一概念而造的字，读hǔ, 《诗经·伐木》：“伐木所所，”《毛
传》：“许许”。

假借为处所、地方,于是处所这些概念具备了“所”这一固有的形体。

这里假借满足了词语表达的需要, 其实质即为造字之法。

这种一字记多词的现象即字符音化现象, 充分反映了词汇的文字发展的规律。

○3反映了汉字以字表意并逐步走向表音的发展趋势。

○4因此, 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 只有一条出路即采用表意的方法。

这就是借用某个字或某种事物的图形来作为表音符号, 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相近的词。

这样, 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 也就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种方法即我国传
统所称的假借, 用这种方法为词配备的字就是假借字。

裘站在汉字孳乳产生这一实际的历史过程去合理改造传统“六书”,不像唐兰那样只着眼于汉字形体结构, 干脆将假借排除在“三书”之外。

而是以表意字、形声字囊括汉字形体构造, 以假借字照顾文字创造的实际情况即先民的思维心
态和社会发展, 使无字形可表达的语词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

所以说裘锡圭的“三书说”对汉字构形原理和字形特质的研究是细致而深刻的,引导人们摆脱了汉字研究的思维定势, 拓展了视野,为汉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书目：○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殷寄明《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4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