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

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
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

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

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

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

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

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

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力图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透视宋代政治制度的时代特性和发展脉络。

关于宋代士大夫家族研究,近年来颇受关注。

如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8]对三苏子孙行实、文献及部分年谱进行了扎实的考证研究。

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9]对以三苏为中心的宋代眉山苏氏
家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史考察,通过对眉山苏氏家族教育、经济、婚姻、祭祀等日常生活的深人细致的剖析,并对照宋代其他士大夫家族,探讨了宋代士大夫家族与专制王权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

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10]在传统史学基本方法基础上,借鉴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重点对北宋名门望族三槐王氏中的优秀人才进行了个案分析。

蔡东洲《宋代闻州陈氏研究》[11]对自北宋初年陈省华随孟爬归宋到南宋湖南宣抚使陈充去世的间州陈氏家族一个多世纪的兴盛衰败历史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另外有关宋代士大夫的年谱及事迹著作编年近年来也颇有出版, 为士大夫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如孔凡礼《苏轼年谱》[12]、《苏辙年谱》[13],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14], 欧小牧《陆游年谱》(补正本)[15]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16],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17],陈植愕著、周秀蓉整理《石介事迹著作编年》[18]等。

四川大学古籍所吴洪泽等主编的《宋人年谱丛刊》(全十二册)[19]为我们汇集了两宋30年间宋编的宋人年谱。

在此基础上,学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宋代士大夫传记,此不赘述。

二、论文综述
(一)政治方面
宋代士大夫参政意识增强,在政治生活中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

对士大夫在宋代政治制度构建以及政治生活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学者们做出了褒贬两种不同的评价。

大部分学者肯定了士大夫们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20]指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基本政治架构,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J恃,形成“共治”架构。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法治色彩,在古代社会是一种进步。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21]指出宋代士大夫通过对皇帝进行激烈的抨击与劝谏,对皇帝命令的抵制,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来限制皇权,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等手段来限制皇权的膨胀,体现了一种时代的进步。

付海妮《宋代士大夫对后妃预政的抵制作用》[22]则认为在宋代
后妃临朝听政并没有危及宋王朝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抵制作用。

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23]指出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造就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而且北宋士大夫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独特而又积极的文化和精神风貌。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24]、《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25]二文深人探究了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确立的原因及过程,进而揭示这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具有进步意义,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关于变法原因学界多有探讨。

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26]新颖地论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是推动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凸现出士大夫们救弊图强的爱国情怀。

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27]则认为宋朝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等措施迅速提升了宋代士大夫的地位,这也更有利于士大夫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为国效力。

士大夫政治是把双刃剑，宋代士大夫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自不容抹杀,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腐败性和落后性。

冯小琴《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28]从两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根源出发,认为社会政治环境和体制压制了士人才能的发展,而士人沉缅于物欲享受、自我才华的过渡消磨也是他们缺乏“治世”才能的重要原因。

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29]首先点破“不杀士大夫”是一条伪家法,认为这种做法败坏了宋代的政风,产生了极其消极的社会影响。

陈志刚《宋廷士大夫与绍兴八年和议》[30]则指出绍兴八年和议时,宋廷士大夫们主张和议人数众多,最终导致宋金和议势所难免,这体现了南宋士大夫阶层的集体软弱性。

（二）士风方面
士风是一个时代士大夫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

不同的社会环境,士风常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相应地,士风的变化也常常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郭学信《“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31]指出北宋推行“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极大地唤起了士大夫们志在经
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

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32]、郭学信《略论北宋后期士风的变化》[33]两篇文章通过对北宋晚期社会环境以及士大夫阶层特点的分析,重点论述了这一时期士风已开始诸多转变,表现出腐化败坏的一面。

宋馥香《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34]则细致概述了当时士风三个主要特征即强烈的使命感、读书人仕的人生理想、兼具文章、经术的文化风格,并精辟论述了士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章志平的《宋代士人的参政议政风气》[35]、喻学忠的《晚宋士大夫隐逸之风述论》[36]、《晚宋士大夫奔竞之风述论》[37]、《晚宋士大夫贪墨之风述论》[38]、《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39]则是就宋代士风的单面表现作了详尽的考察,重点概述了宋代士人的参政议政之风、晚宋士人的隐逸、奔竞、贪墨、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形成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

（三）文学艺术方面
宋代文学艺术高度发达,而士大夫们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他们是参政主体,更是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

宋代士大夫与文学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则研究宋代士大夫,不能抛开这一重要层面,从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亦可反映出士大夫们的某些精神寄托。

词是宋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

作为一种心绪文学、音乐文学、娱乐文学,词能够细腻地表达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

董希平《论宋儒人格塑造背景下词人的重新定位》[40]指出宋代文人很好地做到了传统的诗人之志与词人风流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词人身份以新的姿态成为士大夫完美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玉璞《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41]认为在宋代道学的伦理约束和世俗享乐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士大夫词人的人格开始出现分裂,其心态也在“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中渐趋复杂。

彭洁莹《从歌妓词看宋代文士的审美情趣》[42]、张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43]通过对歌妓词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分析和对士大夫与歌妓实际交往状况的再现,揭示歌词所表现的深层文化意蕴和世俗审美情趣,体现了当时人性的复苏和解放。

杨海《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44]重点剖析了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
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孙维城《“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45]通过对姜夔其人其词的研究,认为这些表达了士大夫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从而体现出士大夫们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

罗弘基《宋代士大夫社会的文学应酬与稼轩词风》[46]从当时社会背景的实际出发,对稼轩词的风格和内容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社交风气和稼轩词风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

宋代的世俗文化、市民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宋人的审美文化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冯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47]对北宋市民文化兴起的基础、主体、主要代表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北宋市民文化的繁荣对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罗鸽摘《从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产生看士大夫与市民艺术的不同》[48]对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概述,进而总结出市民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各自的审美特征。

霍然《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49]指出在宋代美学勃兴时期,作为社会审美主体的士大夫,在寻找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美学风格,从而展现出风采迥异的文人士大夫审美情结。

其他方面,郭长虹《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50]指出宋代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最终完成,也深深地影响了文人画的产生及其美学特征的形成,赋予了文人画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涵。

尹占华《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对宋诗的影响》[51]指出宋代知识分子出现官僚化,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些也影响了宋代诗学的风格,突出表现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在气象上没有大的突破。

吴玲玲《禅宗对唐宋文人士大夫艺术境界的影响》[52]详细论述了禅宗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生活哲学和艺术境界的影响,表现出禅宗在士大夫文人心灵深处的极致发挥。

(四)社会思想文化方面
宋代士大夫士人与官僚合二为一的二重角色构成决定了宋代士大夫的活动重心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舞台,他们丰富曲折的社会实践,深邃
的思想和理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龙登高《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53]对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管理体系、家产管理、家庭财务的支出与分配、家庭与市场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 并指出这种经济优势为士大夫赢得了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

郭学信《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54]认为进人宋代以后,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士大夫们的人生价值观、参政观、经济观以及忧患观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这也正是迅速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全新整体面貌的特色体现。

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55]指出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在破除当地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当地的移风易俗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

方如金《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因)[56]指出宋代士大夫反对妇女空守节义,有着较为宽泛的贞淫观,对妇女的再嫁是允许的,这也在实际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徐红《两宋时期士大夫商业思想探析》[57]认为两宋时期士大夫提出了有别于前代的商业思想,包括提高商人地位、保护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等,这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

杨华星《试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58]详尽论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他们为富人辩护,反对抑兼并,要求保护富人的利益。

并认为这种思想促进了宋代的财政收人和经济发展,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59]认为宋代士大夫改变了传统“农本商末”观念的束缚,对商品经济和商贾阶层有了全新的认识,并重点论述了这种本末观转变的具体表现和社会原因,反映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对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影响,亦体现了士大夫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自觉融合。

张玉璞《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60]具体分析了宋代士大夫多以“居士”名其别号的特殊文化现象,进而点透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士大夫们圆通仕隐观的深层内在涵义。

郭学信《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61]指出北宋士大夫在儒学复兴运动中张扬了儒家价值系统中“积极有为”的
“道”,把儒家学说义理化、人文化,重建儒家知识系统的“学”,为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添了活力。

熊良智《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62]则认为宋代士大夫对屈原事迹疑问的提出,引起疑经变古思潮的回应,激发了生死选择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他们在残酷现实剧变中人生价值的设计与思考。

在《论宋代士大夫对道德理性精神的弘扬》[63]一文中,郭学信又指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通过对理欲、义利等方面的论述以及行为上的自觉践履,进一步高扬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

马斗成、马纳《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64]重点论述了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宋代士大夫的社会控制思想,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凸显出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五）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
宋代士大夫作为当时社会主流社会阶层, 其自身主体特征自然有着独特的体现。

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65]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

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时代特征》[66]对宋儒人文性格的特质做出了详细概述,并结合时代背景对宋儒人文性格的生
成因素进行了分析。

其《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人世精神》[67]一文则指出宋朝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世精神,具体表现为忠于国家社樱的爱国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关心民生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士大夫对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

郭学信《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68]和《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擅变》[69]还分别对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的表现、“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擅变以及其精神风貌的具体表现作了详细评述。

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70]指出宋代帝王治国方针和士大夫成分的改变使士大夫的境遇有了很大变化,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其精神面貌的表现,重义轻利、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精神面貌在维持宋朝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吕变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71]
具体剖析了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人格、文化人格和社会人格,认为士大夫们深化忧乐思想,强化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意识,并由此形成了人格的突出特征。

张海鸥《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72]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探讨了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并指出这是一种富于淑世的精神,一种智慧心态,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

唐丽娟《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73]通过对唐宋文学的分析对比,显现了唐宋士大夫由开放型心理向封闭型心理的变化,进而折射出宋代文学风格变化的原因。

余贵林《别号与心态—宋代士大夫心态研究之二》[74]总结宋代士大夫取号的缘由,从中反映出士大夫对政治、社会的一种失望和不满。

认为这种心态的发生给封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周元龙《论苏轼迁滴期间的精神胜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75]对苏轼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及原因做出了一一评述, 从中揭示出隐藏在苏轼自我世界中的深层文化内涵。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的道德品格初探》[76]对宋代士大夫们佛学道德品格的表现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显现佛教对宋代士大夫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直至影响后世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六）个案研究
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可谓是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彪炳史册者大有人在。

作为时代的先锋,他们的个体生存状态引起学者的关注。

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77]指出北宋士大夫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综罗百代, 融合三教,创立新儒学,这是对时代挑战强有力的回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体现。

黄建华《苏轼与士大夫趣味》[78]以北宋全才苏轼的审美趣味为例,对以苏轼确立起来的士大夫趣味的表现作了简要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趣味风格。

王艳平《文天祥的“死结”—兼论“大厦将倾”之际士大夫传统意识的危机》[79]重点表述了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的忠胆义肝,进而映射出宋元之际士大夫们传统意识的挣扎与仿徨。

张践《<西铭>—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80]认为张载的《西铭》为中国
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其中包含了“天人一体”、“民胞物与”、“乐而无忧”、“存顺没宁”的人生哲学,对于当代人们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马斗成《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81]对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研究,从中映射出宋代社会士大夫深层心理结构、诸种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对古代士大夫生活的影响。

总体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宋代士大夫研究之深入、细微从所列举的文献可见一斑,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丰、质量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再生空间已逐渐打开。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宋代士大夫的可持续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如现有论著多侧重于宋代士大夫研究的某个方面,对于宋代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作为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有独到的认识,当今学术界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外,宋代士大夫的活动层面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因此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跨学科的,加强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
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将有力推进宋代士大夫研究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