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戒指

试析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戒指
作者：魏秋萍
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6期
魏秋萍
戒指，中国古代又称为约指、指环（鐶）、驱环，为手上装饰品。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
经出现各种材质的戒指，如仰韶文化的石指环，良渚文化的玉指环，马家窑文化、青莲冈文化
的骨指环，大汶口文化的陶指环，齐家文化的铜指环等等。

战国时期出现金银材质的戒指，汉代金银戒指开始增多，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
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地，均有发现[1]。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65 年—581 年），政
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与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
时期。

这一时期发现的金戒指异常丰富，呈现出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但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
的重视。

本文依据大量考古资料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戒指做一梳理，并对其所反映的相关问
题做一探讨。

一、发现概况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戒指多发现于墓葬，个别的出自窖藏，主要有：
1957 年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出土镶嵌宝石金戒指[3]，圆形，直径 2.5 厘米，戒面长 1.8、宽1.7 厘米，由金丝围成上下两行6 个圆形框、中间1 行3 个方形框，内镶嵌9 块红、绿色
宝石，周边绕以联珠纹。

为慕容鲜卑遗物（图一）。

1956 年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晋代窖藏出土2 件镶嵌宝石金戒指[4]，圆形，直径2.6 厘米，用扁长金条打制而成。

戒面高3 厘米，为眉弓较高、吻部突出的兽首形，双眼镶嵌绿色宝石。

为拓跋鲜卑遗物（图二）。

1999 年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群M6 出土4 件佛像纹金戒指[5]，圆形，直径1.6~2 厘米。

戒面向上伸出呈山形，高1.2~1.6 厘米，上压印有两手交迭、结跏趺坐的佛像，周围线刻背光（图三）。

1961 年内蒙古土右旗美岱村北魏墓出土2件镶嵌宝石金戒指[6]，圆形，直径2.2 厘米，
戒面为立羊形，高 3.2、宽 2.5 厘米，上焊有金珠排列的线条，金丝围成的水滴形框内镶嵌红、绿宝石。

为拓跋鲜卑遗物（图四）。

1997 年新疆伊犁昭苏波马土墩墓出土镶嵌红宝石金戒指[7]，圆形，直径2.5 厘米，戒面
由金丝围成椭圆形框，内镶长2.1、宽1.5 厘米的红宝石，外绕两周联珠纹。

戒面两侧是由细
小金珠构成的三角纹，与戒面相对的底面亦有小宝石座。

可能是 5 世纪乌孙人的遗物（图五）。

1985 年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出土镶嵌青金石金戒指[8]，圆形，直径约1.8 厘米。

戒面由金丝围成凸起的圆形框，外围一圈联珠纹，圆框内镶嵌青金石，上刻有一只鹿（图六）。

2000 年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夫妇墓出土镶嵌蓝宝石金戒指[9]，圆形，外径2.6、内径1.7 厘米。

变形双狮衔拱出一凸起的圆形戒面，戒面外围以联珠纹，内镶嵌绿宝石，上阴刻一手持杖、一手持棒的男神（图七）。

2003 年陕西西安北周史君夫妇墓出土镶嵌蓝宝石金戒指[10]，圆形，外径2.45、内径1.9 厘米。

戒面为覆斗形，上镶嵌长方形绿松石一颗，戒面两侧分别阴刻一“V”字符号（图八）。

1983 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镶嵌青金石金戒指[11]，圆形，外径2.4、内径1.8 厘米。

戒面镶嵌一颗直经0.8 厘米的青金石，上阴刻一人，双手举一弧形圈，弧形圈两端有囊状
垂物（图九）。

另外，在北京顺义西晋墓、河南新安西晋墓、福建浦城西晋墓、江苏南京东晋温峤墓、贵
州平坝东晋墓、湖南长沙东晋—南朝墓、广东韶关东晋墓、遂溪南朝窖藏，也都出土有金戒指。

二、形制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戒指按形制可以分为圆环型和带戒面型两大类型：
圆环型：一种是用厚0.1 厘米左右的金片剪裁成长条，再卷成圆环，一般截面呈矩形，外
壁光滑，内壁平直，如福建浦城吕处坞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墓出土的金戒指；一种是用金
丝卷曲成圆环，截面呈圆形，如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出土的金戒指。

圆环型金戒指造型、制作
都比较简单，大多为素面，个别的稍作刻画，如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出土的金戒指，在环身线
刻细密的平行线纹。

广东韶关西河圣山东晋墓（7 号墓）出土的金戒指，在边缘錾刻水波纹。

带戒面型：依戒面形制，又可分为A、B 两个亚型：
A 为打制戒面型：戒面与戒环为一体，选择局部一点，利用金良好的延展性，将其打制成
较大的戒面，戒面上再压印或錾刻出纹饰，如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群M6 出土的佛像纹金戒指。

B 为镶嵌戒面型：是带戒面型金戒指中形制最为多样，制作也最为复杂的一类。

戒环与戒
托为金质，戒面上的镶嵌物有金刚石、青金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等。

有的将宝石加工
成圆形、椭圆形、方形，琢磨光滑后直接嵌入，有的还在宝石上雕刻出动物、人物图案。

按戒
面与戒环的关系又可分为两式：
a 式，环与戒面一体：直接在金质圆环的局部打出一稍大的圆形或椭圆形凹槽戒面，然后
将宝石嵌入其内，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镶嵌青金石金戒指；或者先在戒面上用扁形金
丝围出圆、椭圆或方形框，再将宝石镶嵌其中，如辽宁北票房身晋墓出土的镶嵌宝石金戒指、
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出土的镶嵌青金石金戒指、新疆昭苏波马出土的镶嵌红宝石金戒指、陕西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的镶嵌蓝宝石金戒指。

前三者在金丝框的外围还装饰联珠纹。

b 式，环与戒面分体：戒环与戒面分别制作后再组合在一起，如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出土的
镶嵌蓝宝石金戒指，先打制一个蘑菇形的金戒托，托上镶嵌蓝宝石，外围装饰联珠纹，然后嵌
入呈缺口状的金环内。

内蒙古土右旗美岱村北魏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金戒指，则是先用金片捶
打出立式或卧式的羊形戒面，在其上用金丝围出圆形、水滴形框，内嵌宝石，外焊缀金珠，然
后将戒面焊接于圆环上。

三、装饰与工艺
两晋南北朝时期金戒指的装饰主要体现在戒面上，纹饰可分为人物、动物两大类。

人物类
有佛像、神话人物，动物类有羊、鹿等。

中国古代金戒指虽然出现较早，但金戒指上出现人物纹、动物纹装饰却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就流行在金戒指上装饰神
话人物或罗马帝王。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传播并达到鼎盛。

受外来文
化影响，崇信佛教的南方汉人开始将佛像用于日常生活用品金首饰的装饰中，江西南昌火车站
东晋墓出土的佛像纹金戒指，就是佛像第一次在金首饰上出现，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例。

大
约同时期的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太平七年（415 年）冯素弗墓出土的佛像纹金珰[12]，其上
压印出的佛像纹与此相似，表明两晋时期金戒指、金冠装饰上的巨大变化。

这种“神像”的替换，在北朝时期的装饰中仍然可以看到，如新疆焉耆明屋出土的联珠菩萨纹砖，山西太原北齐
徐显秀墓壁画《备马图》中鞍袱及《备车图》中侍女裙上的联珠菩萨纹，将西方联珠纹内的图
像换成了中国式的菩萨。

徐显秀墓镶嵌蓝宝石金戒指上的人物，有学者分析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赫拉克利斯或宙斯[13]，李贤墓出土的镶嵌青金石金戒指，戒面人物形态与徐显秀者类似，也
应该是西方神话人物。

羊和鹿是象征吉祥、具有神性的动物，从世界历史看，草原游牧民族有
用羊和鹿装饰的传统，内蒙古土右旗北魏鲜卑墓中出土的卧羊形、立羊形镶嵌宝石金戒指，正
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两晋南北朝时期金戒指制作使用捶揲、錾刻、线刻、压印、镶嵌、金珠焊缀、粘接、抛光
等工艺，几乎涵盖了早期金银器制作的各种技艺。

捶揲，也称打制、打作，是利用黄金的良好
延展性，通过加热、捶打使其变薄、成形，是金器制作传统的技术，也是金戒指主要的成形工艺。

打出一定的形状后，需进行剪裁，使形制符合规范。

细部花纹的加工使用錾刻或线刻，若
要使花纹凸起有层次感，则使用压印工艺，如江西南昌火车站晋墓出土的佛像纹金戒指，用做
好的纹样模具垫在薄薄的金片下压制，纹样便出现在金片表面。

金戒指纹样加工最为复杂的是
掐丝镶嵌与金珠焊缀工艺。

掐丝镶嵌是先用细金丝围成圆形、花叶形或水滴形框，粘接在戒面，再将打磨制好的宝石镶嵌其中。

此工艺起源于西方，古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后向东影响
至匈奴、乌孙、鲜卑的金饰品制作。

汉晋时金戒指多镶嵌绿玉、绿松石，框以心形、圆形、水
滴形、月牙形。

南北朝时期，镶嵌物更丰富，扩大至各种材质，有玛瑙、珍珠、金刚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青金石。

金珠焊缀公元前4000 年就已出现在两河流域，前1 世纪传入
中国，东汉时中国工匠已能熟练掌握[14]。

金戒指制作上，金珠焊缀常与掐丝镶嵌相结合，粟
状金珠除了填满空间，还沿饰物的边缘或掐丝线条排列分布，与掐丝镶嵌所形成的五彩斑斓的
华丽相辅相成，使得纹样更为饱满、厚重。

四、几点认识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两晋南北朝时期，金戒指流行区域广泛，从南到北均有发现，据粗
略统计，总数超过百余件。

其中，圆环型金戒指简约、平常，发现的数量也最多，约占90%，
且大多出土于南方地区；镶嵌宝石型金戒指，华丽、高贵，数量少，且大多见于北方地区。

圆
环型金戒指与镶嵌宝石型金戒指在时间上没有早晚继承演变之关系，是并行发展的不同类型。

这两种形制的金戒指，在汉代开始形成，经两晋南北朝发展、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从考古发现看，两晋南北朝时期，金戒指男女均可佩戴，如河南新安西晋墓，金戒指位于
死者手指处，从同时出土的铜弩机、鸠杖看，墓主为男性。

江苏南京象山东晋7 号墓，出土的
金刚石金戒指就位于男棺内中部。

北朝时期，镶嵌宝石型金戒指的佩戴者多为女性，且身份都
很高，如李希宗墓、徐显秀墓、李贤墓，从金戒指的位置来看，均为其夫人用物。

金戒指佩戴
的数量和方式也不尽相同，镶嵌宝石类金戒指多佩戴一枚，圆环型金戒指，有的一指上戴数枚，如河南新安西晋墓，出土的8 件金戒指分为两组，每组4 件，大小递减，分别戴在左右手指。

辽宁朝阳田草沟两座晋墓出土金戒指19 件，其中M2 左手指处4个、右手指处5 个。

圆环型
金戒指的使用比较普遍，是男女皆宜最为流行的金首饰，虽说与身份、地位有关，但并没有等
级上的明显限制。

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四分五裂、战乱不已，但与西方、南海的交流却并未中断，金戒指
经常作为外来使者向朝廷的进贡物。

李希宗、李贤、徐显秀等几座北朝墓葬出土的镶嵌宝石金
戒指，宝石上雕刻人物、动物形象，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是西方物品当属无疑。

镶嵌宝石
金戒指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宝石上雕刻人物、动物形象，却是北朝时期首次出现于中国境内。

两晋南北朝时期，将戒指名为指环，如《晋书》卷九七《大宛国》记载：“其俗娶妇先以
金同心指环为聘。

”将指环名为戒指，大约是明代之事。

明代文人都邛在其著作《三余赘笔》“戒指”条中详细讲述了戒指之名的由来及使用方法：“今世俗用金银为环，置于妇人指间，
谓之戒指。

按《诗》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礼进御于君，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

生子月辰，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

事无大小，记
以成法。

则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来矣。

”原来只是手指上装饰物的戒指，后来竟然附加了如
此多的含义。

[1] 巩文《汉代戒指的考古学考察》，《四川文物》2010年第1 期，47~57 页。

[2]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 年第11 期，33~41 页。

[3]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1 期，24~26 页。

[4] 张景明《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 年第8 期，50~52 页，转69 页。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2 期，12~41 页。

[6]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 年第2 期，
86~87 页，转91 页。

[7] 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 年第9 期，4~15 页。

[8]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第
6 期，382~390 页，转372 页。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10 期，4~41 页。

[1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
3 期，4~33 页。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11期，1~20 页。

[12] 黎瑶渤《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3 期，2~19 页。

[13] 张庆捷、常一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文物》2003 年第10 期,53~57 页。

[14]岑蕊《试论东汉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3 期，85~87 页，转104 页。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