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考述

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考述作者：黄茜茜
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12期
乾隆朝发动过两次对四川大、小金川的战役，分别发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至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至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

在取得第一次金川之战的胜利后，乾隆十四年四月在北京国子监（太学）勒石，刊刻《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

碑文中除叙述第一次平定金川的事件外，还有赞扬清军英勇作战的长篇诗文（碑铭）附于碑末。

碑文可与《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互相参照。

此御碑与康熙时期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和雍正皇帝的《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合称“清代四大武功平定碑”。

一、碑的形制及碑文
《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为汉白玉大理石质地，螭首龟趺式，首身一体，海墁其下为整石雕刻的海水江崖纹长方形地衬。

其外罩建有同时期的御碑亭一座。

此碑自上至下可分为螭首、碑身、龜趺三部分。

碑首为四龙垂首式。

四龙分置阴阳两面，每面各分两龙，屈身缠绕并盘踞于碑首，龙头垂于碑首两侧，两龙腹部缠绕处的下部即为额题所在位置，内侧前肢对称上举，捧祥云托宝珠，外侧前肢交待得不清晰，似踏于底部边角处。

后肢不显示。

龙躯浑厚粗壮，凹凸有致，背部的凸脊雕刻成锯齿状，龙尾缠卷在龙体之上，雕工十分精美。

碑体两侧均雕飞龙祥云纹雕饰。

螭首的阴阳两面正中均有碑额。

碑额近似方形，额宽约53厘米，阳面左为汉文篆书“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计11字，右为所对应的满文篆书。

碑身阴阳两面除文字部分之外均有高浮雕的行龙纹饰，碑体侧面均浮雕升龙祥云。

碑身有字部分高3.48、宽1.58米。

碑阳镌刻满汉两种文字，汉文在右、满文在左。

汉文采用左书格式，阴刻楷书20列，首题：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全文13D0余字，清高宗弘历撰文、梁诗正书丹，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一日刻石。

碑文中所载的时间、地点，为后人分析战争开始的原因、经过和结束的时间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尤其是碑文中所记载的战争过程，为后人推测清军的布阵、行军提供了直接证据。

这篇碑文的书法对于梁诗正的传世作品更是一种补充。

碑阴亦有文字，额间阴刻汉文篆书“御制”二字，碑身部分刻乾隆御笔癸酉仲秋释奠诗和乾隆丙子仲春释奠诗。

记录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秋八月丁亥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二月丁未乾隆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时的赋诗，碑末镌刻“乾隆宝翰”“乾隆御笔”等御宝钤鉴。

碑座为赑屃形，龟趺的头部上颚与下颚基本等宽，张口露出两排牙齿，舌抵上堂，似有笑意。

嘴角分两层刻有圆形的卷曲鬃毛。

背饰祥云（或火焰）状花纹，短尾偏向左侧，身躯粗壮，体态雍容，周身似遍饰鳞甲，构成形式上多以云（火焰）纹、海水纹以及其他吉祥纹样等搭配形式出现，具有突出的艺术表现力。

御碑亭建筑为砖木结构，其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顶上布黄色琉璃筒瓦，檐下施斗拱，四立面均正中明间设门，两梢次间砌槛墙隔扇窗。

碑亭台基（台明）高约1.03米。

笔者句读碑文如下：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轴，函括万邦，悉主悉臣。

五后缵承，创守佑启。

亦惟是二、三荩臣，布德宣力。

予曰：“有先后。

”予曰：“有御侮。

”用造我丕丕基。

罔有蘖芽，罔不煦妪长养，游于大当。

粤有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

向曾从征，得授符檄，与诸土司齿。

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

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

”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

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狡以蓄志。

军无适从，事用弗集。

予心悯然，念边徼之不宁，或致增防置戍，重劳吾民。

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义同休戚，毅然请肩斯任。

乃命以经略印，益厚集诸路军，刍粟相继，闾阎不惊。

卜吉于戊辰十一月之三日杩牙以指所征。

朕亲御武帐，赐经略酒以行。

天日和昶，阳气宣复，都人士听睹耸跃，罔不忭喜，谓露布之旦暮至也。

乃历燕、晋，驱秦、陇，越剑阁，绝川江。

陵桃关之巇，径天射之峻。

又日讨军实而教诫拊循之。

均其渴饮饥食，同其晓征夜眠。

至于密赞机务，亲草奏章，则又经略独勤其劳，而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

恩威既明，士用益励。

度番落如户庭，过部伍于衽席。

奸酋授首，军声大振。

复以巨炮击其碉，坚碉以摧。

将俟诸军之集，捣其中坚，而番酋骙瞿駾喙，稽首请降。

经略臣以彼罪重恶，极穷而乞生，久或渝且借焉，虑不允所请。

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蚁溃而鼠骇者，毋宁赦而宥之。

且求降而尽歼之，不可谓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

于是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

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

是役也，果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而振旅之师，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

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孙，江陵之降李势，皆在版图之内，无足比数。

廷臣举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请勒碑成均，以示来许。

夫秉丹诚而运筹决胜，永靖荒徼者，经略大学士之功也。

商可否于帷幄，冲矢石于行阵者，参赞大臣及诸将士力也。

朕何有焉？惟是体乾元之德，凛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众，庶几可以垂则乎？乃系之以辞曰：
维天生人，类聚群分。

凡兹林林，孰非我民？有羁而縻，有诲而谆。

岂伊异视，远近殊伦？守在四夷，稽古名言。

无已用之，寓义于仁。

蠢彼金夷，恃其险阻。

蚕食稀张，谓莫我拒。

不靖不庭，侵厥邻聚。

骇奔叫呶，以干大咎。

匪棘匪纾，玁狁之故。

我张我伐，玁狁之故。

我师既集，贼亦相持。

匪敢相持，惧诛自支。

两易寒暑，敉功稍稽。

贼益以狂，怒臂当车。

罪臣既诛，以徇我师。

朕咨于恒，汝往视之。

朕咨于恒，惟汝同德。

惟我庶士，亦久于役。

将兹旗兵，羽林神策。

其勇熊罴，其心金石。

何敌弗摧，何攻弗克？济以汝忠，奏捷顷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蘉？既杩既宜，师出于京。

师出于京，时惟一阳。

未逾五旬，乃压其疆。

前旌猎猎，有节煌煌。

群番迫惊，谓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尔吉。

以侦以谍，如鬼如蜮。

其恃爰诛，其类股栗。

纪律是明，戎兵是诘。

铸炮攻碉，其守以失。

惟是惧诛，潜弗敢出。

其潜弗出，乃旦夕延。

将齐我军，披其中坚。

大鞣大膊，期目之前。

彼乃穷蹙，乞降悚虔。

惟命是从，六事永遵。

除道筑坛，肉袒羊牵。

赳赳钟琪，乃度之想。

聿抵贼巢，开诚以谕。

携其二酋，军门亲赴。

悔罪归诚，车尘马足。

顺斯抚之，昭我王度。

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纵诸葛，单骑汾阳。

日我相臣，于前有光。

晋爵锡服，黼黻龙章。

速归黄阁，左右赞襄。

休养生息，惠鲜蜀邦。

我武既扬，无疆惟庆。

二、试析金川之战的起因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轴，函括万邦，悉主悉臣。

五后缵承，创守佑启。

亦惟是二、三荩臣，布德宣力。

予曰：‘有先后。

’予曰：‘有御侮。

’用造我丕丕基。

”碑文开头先追溯了清朝地域辽阔，人才济济的鼎盛之势，颇有自豪感和优越感。

“粤有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

向曾从征，得授符檄，与诸土司齿。

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

”这段碑文体现出乾隆皇帝对莎罗奔制造祸乱义正辞严的斥责及对莎罗奔自不量力的蔑视，所对应的历史是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以联姻之计，囚禁小金川土司泽旺并夺其印信。

第二年又袭击其西南部的革布什咱土司和南部的明正土司（今属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境内）。

四川巡抚纪山奏闻请旨，派兵镇压却遭到大金川土司的伏击而战败，于是乾隆决定清廷出兵征讨。

关于乾隆征讨金川的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就陆续有學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台湾学者庄吉发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指出，乾隆十年（1745）的“阿扣事件”及各土司问相互仇杀等是引发金川战争的直接原因，论据清晰详实。

张婷在《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一文中依据《金川纪略》《啸亭杂录》《金川琐记》《金川妖姬志》等清代野史的记述，总结归纳了第一次战争的原因并加入了自己
的理解，但笔者以为其文中所提的巡抚纪山为了丰厚的拨饷及仕途升迁而故意生事开战，这一说法应有商榷余地。

彭陟焱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中对战争起因的探讨非常全面而且将金川置于清代西部长期混战纷争的历史背景中，凸显了此次金川之战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在内容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均超越了前人，论据充分，值得后人探讨此议题时借鉴。

但正如戴逸、华立在《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战》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金川当地土司力量分立对峙，不具备进攻内地的力量和条件，距离川藏大道入口打箭炉也有数百里，还不足以威胁进藏通道。

不能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足以令乾隆花费巨大代价去征讨。

但上述研究的着重点都忽略了对乾隆自身的思虑与逻辑的研究。

笔者认为应该通过诸多历史文献并结合当时乾隆皇帝的各项决策，从而推测这个最高统治者当时的心理是解答这个问题不可忽视的一点。

最开始川陕总督鄂弥达上奏称：“土司性嗜报复，若不慑以兵威，愈无忌惮。

”乾隆皇帝在其奏疏上批道：“卿其相机料理。

总之，待此等人，不可不使之畏天朝兵威，亦不可但以兵威压服，而不修德化也。

”这反映了乾隆皇帝并没有将维护地方稳定和安宁的需求单纯寄托在“兵威”之上，而是想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莎罗奔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领地，二月，又发兵侵扰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仅四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

此时，乾隆皇帝仍无意出兵。

他在二月的降谕中说：“如仅小小攻杀，事出偶然，既非侵扰疆圉，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罪之师。

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则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

”直到三月，当乾隆皇帝得知大金川攻占了鲁密、章谷，李进廷不能抵御，退保吕里后，一反过去概不发兵的态度，先是令庆复前往川省，驻扎要地，令纪山亲赴番地总统，相机而动;后又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并令发兵进剿大金川，“务令逆酋（金川土司）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

碑文中“予心悯然，念边徽之不宁，或致增防置戌，重劳吾民”表明了乾隆复杂忧虑的心情，他意识到若开战必定劳民伤财，开战实属为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不得已而为之。

由此可知：其实他对于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并不太在意，但是如果这些土司搞出一方独大的局面乃至胆敢侵犯“汛地”（清军的驻防区）。

这就是对清廷公然进行挑衅，这种冒犯才是乾隆无法容忍的。

于是下定了开战的决心，必须要清除任何影响大清朝安宁的因素。

三、从碑文看战争经过
对战争过程的史料进行整理是研究清朝征讨大金川之役的基础，前人的相关记述和研究已有不少。

从笔者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将整个战争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庆复、纪山在四川总督、巡抚任内对金川采取“以番治番”的政策失败;第二阶段是乾隆派张广泗、讷亲率兵进剿金川，也均告失败;第三阶段是乾隆皇帝派傅恒、岳钟琪领兵最终平定了大金川。

但《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碑文中对前二个失败的阶段并未提及，辞藻大气磅礴，字里行间充满着傲气和霸气，看得出乾隆皇帝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更显示出炫耀平叛胜利之意。

碑文主要描述的是战争的第三阶段，即胜利之战的经过，笔者认为原因一是限于碑刻应有的篇幅，二是立碑本意是为了流芳千古，必须尽力美化和粉饰，那些失败的不堪不便提及，更体现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

“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义同休戚，毅然请肩斯任。

乃命以经略印，益厚集诸路军，刍粟相继，间阎不惊。

卜吉于戊辰十一月之三日杩牙以指所征。

朕亲御武帐，赐经略酒以行。

天日和昶，阳气宣复，都人士听睹耸跃，罔不忭喜，谓露布之旦暮至也。

”这段碑文讲述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理川陕总督前往金川军营，十一月初三日，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金川的场景。

“乃历燕、晋，驱秦、陇，越剑阁，绝川江。

陵桃关之峨，径天射之峻。

又日讨军实而教诫拊循之。

均其渴饮饥食，同其晓征夜眠。

至于密赞机务，亲草奏章，则又经略独勤其劳，而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

恩威既明，士用益励。

度番落如户庭，过部伍于衽席。

奸酋授首，军声大振。

复以巨炮击其碉，坚碉以摧。

”碑文描述离开京城后的傅恒率众兵将日夜兼程奔赴金川。

进入四川境内后，不但山高路险，又遇见刮风下雪等恶劣天气导致行军非常艰难。

又因四川战事不断导致当地财力匮乏，军队所需马匹也经常得不到及时供应。

傅恒为了尽早赶到金川前线，常常是“减从星发，竟至步行”。

傅恒到达卡撒（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军营后，严明军队纪律，亲临两军阵前认真分析讷亲、张广泗失利的原因。

此时莎罗奔占据勒乌围（今四川省金川县之东），他的侄子郎卡则在噶尔崖坚守（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这二个地点均位于大金川的东岸，阻山临河的地形十分险峻。

莎罗奔依恃地形用石头修筑了很多碉堡，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发射箭矢和枪弹。

每一石碉只需数名守军，就可以抵挡外面上千士兵的进攻。

于是傅恒采取了新的策略，“近日贼闻臣至，每日各处增碉，犹以为官兵狃于旧习，彼得恃其所长，不知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

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必有捷报。

”
“将俟诸军之集，捣其中坚，而番酋骥瞿駾喙，稽首请降。

经略臣以彼罪重恶，极穷而乞生，久或渝且借焉，虑不允所请。

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蚁溃而鼠骇者，毋宁赦而宥之。

且求降而尽歼之，不可谓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

于是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

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

”这段碑文描写的是傅恒和岳钟琪深入敌军阵营，率军连续占领了数个碉堡，迫于形势莎罗奔只好派人向岳钟琪乞降，并跟随岳钟琪同赴傅恒军营，傅恒升帐受降，莎罗奔答应了“归土司侵地、献凶酋、纳军械、归兵民、供徭役”等条件，承诺从今以后，
永不再侵扰邻番，会为清廷提供兵力，并退还之前所侵占的土地，擒献出闹事头目，如数交还之前掠走的马匹及枪炮军器，从此金川初定。

碑文在叙述傅恒出征时，写道“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义同休戚，毅然请肩斯任”。

夸奖傅恒患难与共，危急关头时主动请缨出征。

这寥寥一语却是溢美的粉饰之词，在各种宫廷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都是乾隆皇帝专门命令傅恒出征。

碑刻与史料之间的文字出入更体现了乾隆对傅恒格外的宠信和偏爱。

碑刻文献作为对传统文献和史料的有益补充，在边疆史研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电子检索的普及和一些边疆历史研究资料汇编的出版，从传统文献中发现新的历史信息的可能性较低，也愈发凸显了实物资料的独特意义。

四、所涉军礼及立碑太学之原因
碑文“卜吉于戊辰十一月之三日杩牙以指所征。

朕亲御武帐，赐经略酒以行”中，“杩牙”指的是古代出兵时所行的祭旗礼。

乾隆十四年，诏言：“……兵戎国之大事，命将先礼堂子，正类祭遗意，礼纛即礼祃即也。

”。

清代杩祭就是礼纛，纛指的是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这段碑文可与《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八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一月癸丑条中所记载的同期文字对读。

“癸丑，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

上亲诣堂子行祭告礼。

经略大学士及诸王大臣官員等，俱随行礼。

上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大门外。

经略大学士及出征大臣官员等，俱随行礼。

上还。

至东长安门外幄次，亲赐经略大学士傅恒酒，命于御幄前上马。

上还宫。

经略大学士傅恒出阜成门。

上命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

视经略大学士傅恒饭罢，乃还。

”
祭堂子之礼在中国古代的礼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只有这次征讨大金川时乾隆才祭堂子一次。

之后即使有战事，出征与凯旋都已不再祭堂子了。

对于这场隆重的出师典礼，《啸亭杂录》中写道：“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

”
《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对其中所涉人物及礼仪加以考释，无疑为边疆史志研究提供少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信息。

清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古帝王武功，或命将，或亲征，惟以告于庙社，未有告先师者，在泮献馘，复古制，自我圣祖始。

”意思是古时候的皇帝功成归来，奏凯献俘，一般都是告成于太庙，从来没有告成于太学的。

复周礼的古制是从康熙皇帝开始的。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在其《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天下》一文中指出康熙皇帝“告成于太学”这一举动不仅反映了他在以儒家思想为立国根本的指导意识下，为其武力的征服寻找合理的解释，也有他表明正朔、力求正统思想的先天意识。

康熙在功成之后勒碑太学的行为也被雍正和乾隆所继承。

《清实录》载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甲午，谕：“金川告捷，边徽敉宁。

大学士张廷玉、来保等查照《会典》，奏请升殿受贺……现经蠲吉谒陵，并依典礼，遣官祭告。

但从前青海平定，皇考世宗宪皇帝俯允廷臣之请，曾经举行朝贺典礼，具有成宪。

著勉从所请，一切礼仪，该部查例具奏。

”又谕曰：“大学士张廷玉、来保等以金川荡平，肤功迅奏，由朕指授机宜，应垂方册，请照皇祖圣祖仁皇帝平定朔漠、纂修方略之例，编缉成书……著照所请行。

”军机大臣等奏：“平定金川，天威遐畅。

请依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告祭典礼，遣官祭告坛、庙、社、稷，用荐成功。

”从之。

又奏：“圣祖仁皇帝平定沙漠，世宗宪皇帝平定青海，均御制碑文，垂示久远。

金川平定，恭请御制文勒石太学。

”从之。

《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中则如此记载了立碑于太学的原因：“廷臣举皇祖朔漠、皇考青海成例，请勒碑成均，以示来许。

”表明了乾隆皇帝托词于群臣立碑的请求，又将康熙、雍正已有的前例当成了借口。

从此上行下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府、州、县均立碑于当地孔庙的现象。

朱玉麒教授在内地十多个省都发现了这些碑刻实物或档案史料。

他认为在立碑全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朝廷将西北平定这一“帝王一家之私事”转化为“天下一统之共识”的宣传攻略。

它利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与官学的双重教育体制，将新的帝国疆域与民族构成传达给全体汉族知识精英，努力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文化认同体系。

结语
通过这次战争，清兵掌握了如何利用战碉作战，并在日后的战争中进行了充分利用，魏源的《圣武记》中载：“自金川削平，中国始知山碉设险之利，湖南师之以制苗，滇边师之以制保夷，蜀边师之以制野番，而川陕剿匪时亦师之，以坚壁清野，而制流寇。

”除此之外，这次战争的胜利，确保了川西北地区的安定，从而也可以间接地控制青海、甘肃等边远地区。

“自平定金川以后，设屯练乡兵，其粮饷倍于额兵，分屯大小金川两路，春夏训l练，秋冬搜猎，有战事则搜剿山路，退兵则为殿后之用。

”清军中增加的这些金川藏族屯兵英勇善战，“从抗击廓尔喀侵藏，直至东南沿海的抗英战斗，新疆地区的抗俄斗争，藏族将士都屡立战功。

”
金川之战是乾隆继位以来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他在给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过对这次出征金川颇有后悔之意：“讷亲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而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

朕因军旅重大，不容久渎，特命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设令讷亲、张广泗早行奏闻，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劳费矣。

今朕于此事颇为追侮。

但办理已成，无中止之势。

”。

已然骑虎难下，那么硬着头皮也要赢得哪怕是表面上的胜利，毕竟事关大清朝的尊严和脸面。

而通过这场战争，土司们看出清廷原来是只纸老虎，心中不再忌惮，24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发生了第二次金川之战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