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命运观的东方意味——白先勇版《白罗衫》的“双结局”构思剖析

摘要：白先勇版昆剧《白罗衫》的创作构思体现了当代戏剧艺术创作者的人性洞察。

通过反面人物的自觉选择，西方悲剧的“命运”题材与东方文化的“报应不爽”观念达到互补与融合。

在戏剧冲突的发展和解决中，中国人持有的“善恶有报”观念获得了比古代原版故事更为合理、可信的诠释。

借由当代艺术佳作的创新，传统东方信仰和价值观念得以深化和发扬。

关键词：《白罗衫》悲剧价值观信仰
中国的传统戏曲标榜“高台教化”，常借舞台故事宣扬报应不爽、天网恢恢的观念。

细究作品，在故事情节中展开的“报应”却多失之刻板牵强。

就此，当今的戏曲传承与发扬则有突破性的佳作。

2016年苏州昆剧院的白先勇版《白罗衫》（以下简称
“白版”）就是一个值得剖析的例子。

该剧通过结局设计的创新，不
仅让东方的“报应不爽”与西式悲剧的“命运”相呼应，而且深化了
“善恶有报”的人文内涵，显示出传统信仰在当代文化中的生机。

“白罗衫”的故事起源甚早，原型是收入《太平广记》的《崔尉
子》《陈义郎》和《李文敏》三则题材相似的唐传奇，其故事线索大致
为：某官赴任途中遇害，贼人霸占其妻，收养其子。

儿子成人后，在
赶考途中偶遇一老妇。

老妇感叹其肖似自己失踪的儿子，遂赠一
罗衫。

此罗衫后被青年人的母亲认出，告以身世。

最终沉冤得
报。

“水上遇害”“祖孙相遇”“罗衫相认”为后世的话本和传奇提供
了骨干情节。

③①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社科项目“戏曲传承与当代传播中的价值观问题”（编号SQSM201810049005）的阶段性成果。

②孙焘，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讲师。

③莫惊涛：《由〈白罗衫〉的改编看传统剧目的现代阐释》，《戏剧》2017年第5期。

悲剧命运观的东方意味
■孙焘②
——白先勇版《白罗衫》的“双结局”构思剖析
①
《太平广记》书影
研
究
明末《警世通言》中收录的《苏知县罗衫再合》将故事进一步整合和充实，搭建了后世戏曲的主要情节框架：明代兰溪知县苏云偕妻郑氏赴任，为水寇徐能所劫，徐缚苏投江中，掠郑归。

徐能弟徐用暗释郑氏，郑于途中产一子，裹以罗衫，弃于道，遂入庵为尼。

徐能率众追赶，得其子，抚为己子，取名继祖。

苏云亦为人所救，于乡间为塾师。

十余年后，继祖为监察御史，郑氏来诉冤，所告者即徐能，苏云亦得神示，投状于林都御史。

继祖自老仆姚大处得罗衫，已疑非徐能子，会徐能至署中，令人擒而诛之，复以罗衫为记，全家团圆。

白版的故事情节基本依照《警世通言》版（以下称“原版”）故事展开，叙述顺序有所调整。

徐继祖暂别父亲徐能，上京赶考，徐父依依不舍，千叮万嘱。

赶考路上，徐继祖偶遇一位老妇诉说自己儿子儿媳十八年前一去无消息的疑案。

徐继祖出于恻隐之心，答应帮忙寻找，老妇给了他一件白罗衫作为寻人的信物。

场景一转，徐继祖已科甲入仕，任八府巡按，围绕着“白罗衫”的谜团也在慢慢展开。

随着机缘巧合和逐步调查，加以老仆人对证，一桩陈年旧案的真相逐渐明朗：十八年前，知县苏云携妻乘船赴任，途中遇到强盗徐能。

徐能意欲霸占其妻郑氏，把苏云推进江心。

郑氏后来得人相救，在逃跑的路上生下了一个婴儿，以婆婆给的白罗衫包裹掩于草丛中，而后母子失散。

徐能将拾得的婴儿抚养成人，就是后来科甲高中、仕禄荣显的徐继祖。

当年用以包裹婴儿的另一件白罗衫则由老仆收藏。

后来，逃走的郑氏寄居在一官员家中，而苏云也为人所救，最后两人都来到了新任巡按的公堂上主张真相和公道，两件白罗衫也都摆在了徐继祖的面前。

原版故事以及以之为基础编排的各种地方戏的结局都是：一朝真相大白，徐继祖即“会徐能至署中，令人擒而诛之，复以罗衫为记，全家团圆”。

“善恶有报”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由此在戏剧冲突的解决中得以落实，但遗留下了值得追问的问题：当“抚养成人”与“亲生骨肉”分离以至冲突的情境中，当事人的取舍真能如徐继祖那般果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剧经过了两次改编，都向着人性深处继续开掘。

1988年江苏省昆剧院采用的张弘改编版和2016年苏州昆剧院的白先勇策划版（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淑香改编）都维持了徐能认罪偿命的结局，却都不是简单的“大团圆”，而有着更深刻的悲剧意味。

张弘版独创了“诘父”一折。

洞悉真相并经受巨大冲击的徐继祖做了一个决定：把情与法、恩与义截然两分，各自归位。

他亲自安排，让“开宴迎亲报养恩”与“杀贼枭首雪母恨”两个极端对立的情节高潮直接碰撞在一处。

情节设计突显了人伦人情中的悲剧性冲突：做恶者虽伏法，其恩情亦遗隐痛；骨肉虽团圆，人情却未必圆满。

“悲也泪，喜也泪，泪湿白罗衫”的终曲却让戏剧的情感色调分外冷峻悲凉。

白版着重突出人性的向善和救赎，在情节发展和徐继祖的人物形象上又有调整：徐继祖做官之后，恭迎徐能来府邸共享天伦。

徐父到达之后，真相才刚刚开始在徐继祖这里展开。

公堂之上，案情逐渐明朗，两位原告（也就是徐继祖的生身父母）尚不知晓堂上的大人就是他们的儿子，但徐继祖已经知道悲剧的命运降临到了自己身上，而徐能也同时知道自己的半生
心病终于事发。

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徐继祖宣布退堂，择日再审。

在这里，白版情节展开了创造，设计了独具匠心的“双结局”，展示了故事继续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徐继祖杀身成仁
在象征着“王法”的御赐宝剑之下，徐继祖和徐能二人相对。

与之前的各种版本不同，白版中的徐继祖始终都没有以“贼人”看待徐能，更没有“擒而诛之”，反而追忆起十八年来历历在目的温馨场景。

徐能的第一反应也很现实。

他还是希望徐继祖感念旧恩能让自己获得一线生机，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仍苦苦哀求。

徐继祖在一番内心挣扎之后，对养父说：“活命去吧。

”待徐能逃走，他拔出御赐宝剑准备自杀。

在之前的故事中，这位春风得意的官员毫无纠结，很顺利地完成了从“徐能”到苏家儿子的转变。

但在白版当中，他为何如此纠结，竟放走杀父仇人，并决定自杀呢？
问题就在于对“父”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相应地对于“孝”的理解。

“孝”的基础是以情感为本质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当中包含了“生”和“养”两个方面。

在一般情况下，“生”和“养”是统一的。

在少数情况下，两者可能出现分离，比如一个人既有生身父母，也有继父母。

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两者是直接对立的，继父母与生身父母是仇敌，或者继父母杀死了生身父母。

在著名的《赵氏孤儿》中，就存在这种对立。

在“白罗衫”的故事中，两者也是直接对立的。

戏剧冲突需要矛盾双方具有对等性。

“生”和“养”的对立是否能构成戏剧冲突，还要看两者在人心中的分量对比。

如果只承认“生”，不承认“养”，两者就没有对等性。

所以，“生”和“养”的对立在原故事中没有造成戏剧冲突，而只是增强了传奇性。

既然父子关系只由血缘决定，那么一旦真相浮现，证据确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罪人伏法，然后全家团圆。

在原版故事中被一笔带过的“抚为己子”，在现代人的眼中却力重千钧。

在白版中，徐继祖自始至终都“认贼作父”，甚至真相大白之后也不改口。

他与徐能之间的父子之情并没有因为命运给他安排了一位素未谋面的“真正的父亲”而改变。

但是，无论是从道义还是国法的角度，徐继祖都应站在自己的生身父亲那边，来惩治抚养了自己的“养父”。

这种“情”与“理”的冲突源于“父亲”这个概念内部的分裂。

接下来，就是如何面对这种冲突，尤其徐继祖还是一位肩负着执法与教化之责的朝廷命官。

这既是对个人的考验，又是对伦理观的考验。

在经典儒家理论中，人的自然身份高于社会身份，保护亲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

在《论语》中记载了一个“其父攘羊，其子证之”的案例。

孔子说，如果父亲偷了别家的羊，做儿子要
研
究
为之“隐”，不要检举父亲，其他人也不应要求儿子为案件作证。

这样做并不是徇私，而是在更深层面上保护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所谓“直在其中矣”。

在战国时代，这个问题又被深入一步讨论。

如果父亲犯的不是“攘羊”这样的小罪，而是杀人呢？如果是贵为天子而又以至孝名世的舜帝遇到了这种事呢？孟子的回答是“窃负而逃”，就是舜要放弃天子之位，背负着父亲逃到天涯海角的“法外之地”。

到了后世，天下一统于皇权，理论上已经没有了“法外之
地”。

遇到《白罗衫》中的这种情况，可交由朝廷官府
裁决。

即便像徐继祖这样的皇权代表，也可以选择
回避，由自己的上级，甚至皇帝本人来行使裁决权。

但在这个极端的个例中，他的养父不仅犯了杀人罪，
而且还是针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谓“杀父之仇，不
共戴天”，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了可解的余地。

徐继
祖选择了经典儒家思想提供的终极方案：杀身以成
仁。

在伦理层面，这样的结局也是说得通的。

这种结局可以联系到黑格尔的悲剧学说。

黑格
尔认为，悲剧表现的是两种对立的理想、原则或“普
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

理想、原则都有普遍的意
义，但在具体的个案中却发生了冲突，因而就有了片面性，需要得到调解。

①比如在这个戏剧冲突中，维护亲情是普遍原则，杀人偿命也是普遍原则。

就父子关系而言，养父的情义是值得维护的，对生父的责任也不可回避。

当这些原则都在冲突中成为“片面的理想”，就需要通过主人公的自我牺牲而和解。

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也因调和了普遍理想之间的冲突而显出了崇高的精神。

然而，徐能却回来了，夺下了儿子手中的剑。

第二个可能性：徐能自觉赎罪
徐能说，自己若逃走了，将陷儿子于不义，自己一生的心血、希望和情意也都葬送了。

最后，徐能拔剑自刎。

这是白版故事给我们展现的另一个可能性，也是最终结局。

这一回转，意义非同寻常。

跟一般悲剧以“正面人物”作为自我选择的主体不同，这里是昔日的强盗在得到逃命机会之后，主动回来承担自己的罪。

徐能自己选择死亡，不仅为整部戏挽回了一个“罪有应得”的结局，而且让戏剧的悲剧性再次升华。

但这一情节并不突兀。

白版戏剧为这个形象做了充分的铺垫。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
页。

《白罗衫》海报（凤凰文化，2017年3月11日）
徐能一生的主题就是面对孤独。

白版一开始就在有意地渲染，观众也许会觉得，这位父亲送儿子考试时表现出的离别之苦是否太过于夸张？直到后来疑案明朗，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首尾一体的人物形象。

徐能当年在船上杀人夺妻，是无力按照合理的方式打破孤独。

抚养孩子暂时缓解了孤独，但这种天伦之乐毕竟是建立在罪行基础上的。

所以，当儿子长大成人要远行赴考之时，他比一般的父亲更加害怕被抛弃。

甚至在得知儿子终于荣显而自己也随之成为“太老爷”的时候，他仍恍若梦中，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有这么好命。

他不断地向合府恭立的家仆求证：“我真的是太老爷啦？”这个细节处理得十分到位。

徐能还比一般人更怕死。

他曾做了一个“颈上开花”的梦，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大事不好。

当得到儿子加官的好消息时，他急于抛弃算命先生为之解梦的批语，甚至都不要打开看一眼。

在真相一步步逼近的时候，他惊慌失措，百般暗示自己其实只是一场误会和虚惊。

但在真相大白之后，徐能却最终选择了赴死。

他知道自己这一逃，枉法徇私的儿子不仅前程尽毁，而且可能要被追究渎职欺君之罪。

自己的残生也必定在自责和追悔中度过，将在更绝望的孤独中死去。

所以，他转回来了。

徐能的另一个人生课题是“忏悔”。

十八年来，他一直在佛前忏悔，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但只要不直面事实和内心最深处的愧疚，所有“做好事”也不过就是逃避良心谴责的借口而已。

但他最终的回转和自尽，却真正地做到了“忏悔”。

在倒下的那一刻，他是释然的。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谓“闻道”并不是听闻一种自己前所未闻的道理，而是把久已知晓的道理在自己的人生中真正实现出来。

戏剧作品通过冲突情境的设置来拷问人性，并给出解答。

这种解答越令人信服，也就越具有艺术感染力。

“报应不爽”：关于“悲剧”与“命运”的思考
白版《白罗衫》在结局上的创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反思“悲剧”的意义。

一部饱满的悲剧往往与“命运”有关。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是以“命运”为主题的著名作品。

忒拜王子俄狄浦斯为对抗和摆脱自己的命运，做出了许多选择，反而助成了命运的实现。

白版《白罗衫》的主题是悲剧命运中的父子关系。

随着情节的进展，融洽的父子关系慢慢被一桩沉潜了十八年的疑案引向死结。

为了维护亲情，父和子必有一人要用自己的生命承担命运的捉弄。

白版故事又为“命运”加入了东方文化的内核：“善恶有报，自作自受。

”就命运而言，俄狄浦斯承担了远大于其过失的惩罚。

他只是在路途中杀了一个陌生人，还为忒拜城做了很多善事，却要在真相大白之际承担弑父娶母的后果。

而“白罗衫”的故事则体现着“报应不爽”的东方原则。

一方面，徐能有杀人的动机和行为，虽然未遂，但恶报终究还是逃不掉；另一方面，徐能把受害者的儿子抚养成人，供养读书。

孝子的殷勤回馈和临难保全也是为父应得的
研
究
善报。

这里没有“命运的不公”。

更进一步说，“报应不爽”还意味着“功过不相抵”。

只要人不去面对以往的罪孽，念多少佛、行多少善都无足以赎罪。

但在白版故事中，长期的行善积德却改变了徐能内心的善恶消长，为最终的自我救赎创造了条件。

善恶之间既判然分明，又给人的为善去恶留有希望。

这比那种没来由、没出路的“神定命运”更能为常人接受。

悲剧的另一个要点是“抉择”。

悲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呈现命运的残酷和无可回避，而在于展示人对于命运的自觉承担。

在白版中，人物的命运虽是因果感召的体现，但同时又是自我抉择的结果。

两个主要人物，饱读诗书的徐继祖和昔日强盗徐能，都在真相大白之际做出了勇敢的取舍。

徐继祖依靠的是对于是非和责任的理性抉择，徐能依靠的则是单纯的父爱。

相对而言，后者更能给人心灵的震撼。

昔日的强盗主动回转来承担了往昔的罪，同时让十余年积累的父爱得到了升华。

对于艺术创作的启示：以故事体现价值观自觉
经典之作至少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深邃的人性洞察，能触动人心，能穿越时代。

第二，有立得住的故事，能为表演提供支撑架构。

人性中有两个重要的要求：一个是趋利避害的现实要求，另一个是为善去恶的内心要求。

理想的状态是现实和内心要求完全一致，但实际往往是两者存在背离。

现实要求和内心要求的背离往往体现于“命运不公”或“造化弄人”，解决矛盾则往往依靠信仰。

看一个人的价值观，要看此人以何种信仰来面对“命运”，对其人生课题做出了何种行为取舍。

考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也要看其鼓励何种信仰，如何解释“命运”。

在徐继祖的角度，最大的难题是何为“孝”？在“生”和“养”分离乃至对立的状况下，以“生”定义的“孝”只是基于身份，反映的是传统、制度的要求；而“养”则是情感层面的真实互动，作为情感回馈的“孝”属于人固有的天性。

白版明显强调了情感的维度，这是现代人更倾向于认可的价值观。

就戏剧而言，也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大团圆”？依原版故事将强盗擒来正法的结局，喜获团圆的徐继祖（或已改名为某苏姓官员）是否会深夜自思，对养育了自己十八年的养父心存愧疚？这种安排是否真的算是“大团圆”？白版将结局改为徐能主动谢罪自尽。

这个改动一方面尊重了“罪有应得”“报应不爽”的核心逻辑，另一方面体现了当今创作者对于人心的体察和对“团圆”的理解。

在徐能的角度，主要的课题则是“‘善’能否抵消‘恶’”？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价值观问题。

面对风云不测、旦夕祸福的人生，人需要通过一种信念为自己的行为选择与人生际遇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

除了极少数的时期，“善恶有报”观念一直是贵贱无别的主流信仰。

水盗徐能也概莫能外，但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他想当然地期待念佛和行善能直接冲抵恶行的果报，使他免于承担故意杀人、强夺人妻的恶报。

这其实是一个广泛流行于民间的误
解。

在白版故事中，徐能终不能免于一死，但十八年的积德和抚育让他在最后一刻用父爱战胜了自私、孤独和恐惧，能忏悔罪恶而不留遗憾地死。

只有以这种方式，善才能充分实现，并消除往昔的恶。

由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在故事中展现为合理的、可信的，而不是神秘的、迷信的。

这样的改编，可以看作当今时代更理智、更自觉的价值观反思的成果。

白版的情节设计也值得一提。

“命运”常常借“预言”展开和呈现，悲剧的故事情节由此得以首尾一贯。

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预言”多采用“神谕”的形式，而在中国的故事中，则主要是“梦”和“占卜”。

在《白罗衫》的“梦兆”中，徐能梦到了“颈上开花”的场景，命运的不祥钟声开始敲响。

徐能惴惴地找了一个算命先生求解，但未及拆开解梦的批语，就得到喜报，高高兴兴地去做“太老爷”了。

直到他最后自刎，梦兆的意义才终于实现。

这给观众留下了一个问题：批语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断言？如果是你来批这个命，其结局算是吉，还是凶？其实，整部戏都可以看作一个解梦的寓言，创作者把写批语的权限留给了善于思考的观众。

白版的故事情节设计也有些许瑕疵。

郑氏把新生的婴儿丢在草丛中独自逃走，与人情事理不合。

在戏剧高潮部分，要让徐家父子二人面对面，以达到矛盾冲突的高峰，但是不是一定要安排徐能冲击公堂？这些细节也仍有再斟酌的余地。

结语：白先勇版《白罗衫》的意义与启示
白先勇版昆剧《白罗衫》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创作的。

当今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需面对“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

相对于“古”，“今”的特点是个体从家族、乡土的稳定结构中游离出来，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失去了庇护。

个体的权利、理智、情感、尊严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所有“天经地义”的观念（比如中国的“孝”）都需要经过重新反思。

每个人都要自行定义人生的意义，寻求各种问题的答案。

西方社会文化已经为此探索了几百年，因此“古今关系”有时表现为“中西关系”。

当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除了借鉴西方的经验，更要从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寻求支持，要讲我们自己的故事。

中国戏剧艺术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

在稳定的社会文化中，“歌舞”的方面更受重视，而在变动和创造的环境里，“故事”的重要性则愈加凸显。

故事的内核在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三观”的基础则在于信仰。

白版《白罗衫》的故事提示我们，信仰并不是空头的口号，而是用来面对生命和生活中那些最现实、最难解的问题。

最深刻的问题一定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并不局限于中国。

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创作者需从整个人类的视角来讲中国的故事，将中国人长久持有的价值观、信仰放置在戏剧冲突中，使之经受严格的审视和检验。

由此，中国的当代艺术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