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唐代盐业史研究综述_李清清

【中国盐文化研究】
２０世纪以来唐代盐业史研究综述
李清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北碚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２０世纪以来，通过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唐代盐业史研究被引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或从唐代盐业总体状况出发，或从国家对盐业的干预即盐政的角度，或对井盐、海盐、池盐分类研究，使唐代盐产量、产地、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盐商、盐户等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取得的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二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但是依然存在研究不平衡、同类重复、研究面狭窄、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等问题。

关键词：唐代；盐业史；综述中图分类号：Ｋ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５８０（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１６－０５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第２３卷第５期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Ｖｏｌ．２３Ｎｏ．５Ｏｃｔ．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７－３０
作者简介：李清清（１９８５－），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经济史。

盐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关系密切，学界对盐业史研究历来重视，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就已出版盐业史专著。

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盐业生产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很大的发展，故唐代盐业史研究内涵丰富。

２０世纪以来，唐代盐业史受到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出版的唐代盐业史研究专著或涉及此内容的盐业通史性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１６种之多，更有大量论文发表。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展现井盐、海盐、池盐、盐政以及盐业整体发展的状况。

对这些学术成果的了解和总结，将有利于深入、拓展相关研究。

一、盐政
盐的专卖或税收制度，亦所谓盐政。

自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官山海”始行盐的专卖政策，迄于隋代，其间一千多年，盐政兴废不时，对于盐政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中皆属不能忽略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唐代刘晏所创“就场专卖”对后世影响深远。

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通史性盐政著作如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何维凝《中国盐政史》（大中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６６年）等，都涉及唐代盐政。

再如陈衍德、杨权合著的《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齐涛的《汉唐盐政》（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等都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唐代盐政问题。

对唐代盐政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盐政演变、专卖实行的原因与影响、盐政管理机构与职能、盐利收入等内容上。

吉成名把唐代盐业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

陈衍德则探讨了海盐、池盐、井盐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１］。

总的来讲，大多学者都认为唐前期盐法从无税向税盐制转变，后期推行专卖。

而对于盐税实行的时间有不同看法，陈衍德、杨权的《唐代盐政》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吴慧则认为从公元５８３———７２１年都实行无税制［２］。

关于专卖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齐涛也指出，其根源是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

同时他还指出，榷盐法的出现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吉成名则指出榷盐制是对除陌钱的继承和
发展。

［３］
关于榷盐是否为了抑商，陈衍德认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

而鲍晓娜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４］。

关于专卖的影响，前引傅举有文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入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

也有学者指出专卖与唐王朝的兴衰及社会发展相关。

齐涛认为榷盐收入在唐王朝财政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唐朝社会财政、政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５］。

陈衍德还探讨了地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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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

也有人对榷盐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如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论述了盐产管理、榷卖与招商、税额与计帐、榷利的储运与入库等问题。

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见《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齐涛《汉唐盐政》、杨权《唐代盐政的二使分掌制》（《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

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并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同的观点［６］。

杨权还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齐涛对四川榷盐机构也作了相关研究［７］。

另外，唐代盐利收入也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

张泽咸的《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

陈衍德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人，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

他还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８］。

另外，关于刘晏的盐法改革也是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的目的、具体措施、重要意义、成功原因、经济思想、利弊探讨等内容上，此类文章较多，在此不赘述。

二、井盐
地层中的咸质经地表或地下川流分解后渗入地下，即生成盐卤，井盐是靠凿井取卤制成。

对井盐的研究主要探讨产地、盐井数、产量、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

唐代井盐的产地，与地质地貌有密切关系，以剑南西川与剑南东川为最多，山南道、黔中道次之。

吉成名主要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算出唐代的井盐产地为８７处［９］。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９年３月版）、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等也对井盐产地作了研究。

学者们还对唐代的盐井数进行了探讨，日本早稻田大学古贺登先生指出，《新唐书》记载与杜佑《通典》的记载相差甚大，认为这是“新唐书根据自己当时的情况，即宋代情况类推所写成的”。

而吴天颖则认为这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吉成名也同意此看法［１０］。

而产量方面，吉成名认为除了几口大井外，一般盐井所产与前代差不多。

陈衍德通过盐价与盐课的比对，认为唐后期产量超过前期，但远低于海盐和池盐，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提高。

另外《唐代盐政》据《宋史．食货志》载，估计唐代井盐总产量［１１］。

在生产技术方面，主要从凿井、汲卤、煎制三方面来论述唐代井盐技术的发展。

如白广美认为唐代是大口盐井阶段，特点是口大、井浅、靠人力挖掘，井壁没有保护或用坚木障土。

吴天颖认为唐代凿井方式采用人力挖掘，生产力水平低下［１２］。

林元雄等《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是有关井盐生产技术的专著，也认为唐代依然是大口井阶段，是中国早期井盐凿井技术发展的极盛时期。

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还论及此时出现的化盐池，认为唐代己掌握了卤水浓缩技术。

廖品龙《历史上的井盐产制状况考》（《井盐史通讯》总第８期）认为化盐池用以浸滤黑灰中的盐份，提高卤水咸度，节省燃料。

对于井盐的经营方式，吉成名在《唐代盐业经营方式》（《盐业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中，主要探讨了唐代前后期的井盐经营方式。

还有人探讨井盐的价格，李菁《试析杜甫〈盐井〉诗中的井盐价格》（《阴山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从井盐生产难度大、肃宗至德年间物价腾涨等方面考虑，加之杜甫一些关于时事的诗作中所用数字多与史实相符的现象为旁证，认为《盐井》诗中所提到的井盐价格是可信的。

对井盐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分别进行研究，也是唐代井盐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川井盐历史悠久，在唐代发展迅速，并不乏文学记载，许智银《杜甫笔下的唐代盐业经济》（《盐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就认为杜诗从文学角度描述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井盐生产的状况，特别是女性在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又如蒋先伟《杜甫夔州诗与唐代盐业》（《三峡文化研究》第一集，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很早已有专论古代四川盐业的文章，如杨宽《古代四川的井盐生产》（《科学大众》１９５５年８月）、《四川古代的制盐业》（《成都日报》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２日）、钟长永《四川井盐生产发展概述》（《四川文物》１９８４年０２期）等都论及唐代四川盐业的发展。

王瑞成指出，唐代属于生产力空间扩散阶段，属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张学君、张莉红则指出，７至１７世纪四川食盐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处于产不济销状态［１３］。

也有文章论及唐代四川井盐发展的原因，如王果认为移民入川成为古代四川盐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在原因。

有人认为蜀中部分盐井的开凿与道教的影响有关。

［１４］李绍明《少数民族对开发盐源盐业的贡献》（见《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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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１９８５年）指出，唐时盐源的盐井为少数民族所开采，由于经济价值而成为唐王朝与吐蕃、南诏三方争夺的要地。

另外，三峡地区也是井盐的重要产区，对此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其兴衰与原因。

如任桂园认为，唐代中期国家盐政得到有效治理，客观上刺激了三峡盐业生产和运销的发展。

李小波指出，唐代三峡地区新增产盐区，从盐政机构也可见三峡盐业的重要地位。

［１５］此外，唐代云南的井盐生产也有所发展，董咸庆《云南食盐产地沿革与变迁》（见《盐业史研究》第一辑）指出，唐代滇南产地开始了文字历史，但生产力尚低下，生产数量较少。

三、海盐
海盐是用海水或滨海地带的咸卤制取的食盐，其产量在唐代盐业生产中占第一位。

对唐代海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地、产量、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方面。

关于海盐的产地，陈衍德《唐代盐政》认为主要是以江淮为主体，其次为岭南道和河北道。

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对唐代海盐产地分布范围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探讨，指出海盐生产的重心已自渤海沿岸移至东海沿岸，这与唐代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东南地区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还与这一时期河流入海及受其影响的海岸线状况有关。

吉成名《唐代海盐产地研究》（《盐业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指出，唐代海盐产地大幅度增加、形成南多北少的格局。

吴浩《唐代海盐产地的分布与盐利》（《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６期）考察了唐代海盐产地的分布，并指出产海盐与不产海盐的场、监。

关于产量方面，陈衍德《唐代盐政》认为，当时以淮南、两浙为最。

唐代北方海盐生产虽落后于南方，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

吉成名在《唐代盐产量考》中，对实际盐产量作了估算，指出产量确实大大提高。

生产技术方面，《唐代盐政》认为，古代的海盐制取技术，经历了从煮制到晒制的过程，唐代仍处于煮制阶段。

陈衍德《盐业生产的发展》认为，海盐制取到唐代中叶已形成一项综合性的、分工细密的、环环相扣的手工业技术水平。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认为，海盐生产以土煮盐采用一种间接取卤方式，这就是“刺土成盐法”，也称为刮咸淋卤法。

唐代海盐生产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吉成名通过刘恂的《岭表录异》，剖析唐代岭南地区的海盐生产技术。

他还认为，利用盐田制卤、先制卤后煎煮的生产方法在唐代海盐生产中得到发展和推广［１６］。

顾况、朱去非《唐宋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对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一文“唐宋时代岱山一带用海水直接煎煮成盐”的论点提出不同观点。

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则指出中国古代海盐生产的第一阶段是淋卤制盐，不是直接煮海水为盐。

而张明祖《淮盐历史上三次重大技术革命》（《苏盐科技》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则认为唐代淮盐为“煮海为盐”时期。

关于经营方式，吉成名《唐代盐业经营方式》对海盐经营方式作了研究，指出后期与前期相比大为不同，但都以私营为主。

另外，有关海盐盐利收入，前引吴浩文对大历末全国盐利作了分析，指出全国盐利应是９００余万缗而不是６００万缗。

四、池盐
池盐是利用内陆咸水湖泊池泽的卤水制取的食盐，唐代池盐生产在盐业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

对池盐的研究依然集中在产地、产量、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几方面。

关于池盐的产地，《唐代盐政》认为池盐主要产于北方和西北地区，而以河东道河中府的两池最为著名。

吉成名《论唐代池盐产地》（《株洲工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认为，产区主要在西北地区，这与当时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与前代相比，池盐产地剧增，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大大提高。

这些变化与统一局面的形成、唐朝后期的盐法改革密切相关。

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则指出唐代盐池的开发最密集的地区是关内道，这与其人口密度有关。

关于池盐的产量，《唐代盐政》对池盐产量进行研究，认为池盐产量虽退居第二，但仍占相当比重。

河东两池，唐初产量不高，在大历末可能达到高峰。

吉成名在《唐代盐产量考》中通过对榷价的计算，得到当时两池盐产量每年至少有五十五万多石。

关于生产技术方面，《唐代盐政》认为唐代的池盐生产技术有了突破性飞跃，盐工采用并完善了垦畦营种法，它包括建畦、引卤、蒸晒等一系列环节。

除此以外，修筑堤防、观测气象等也是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工作。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也认为，至隋唐五代之际，“划畦灌水”式的畦种法已被大规模采用，且进入了普及推广的阶段。

陈衍德的《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也认为，治畦浇晒法并非唐始，但至唐成为较完善产盐方法。

吉成名则在《唐代盐业经营方式》中对池盐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前期以官营为主，后期也有实行私营，但具体情况由于资料所限，无从得知。

除了对池盐总体状况的研究以外，也有对河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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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重要的产区进行个别研究的。

柴继光《河东盐池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就有关于唐代河东池盐的内容。

再如卫斯《唐代时期的河东盐池》（《盐业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就对唐代河东主要盐池、生产方式、产销方式、运销地区、运销路线进行了探讨。

相关研究还有薛瑞泽《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张正明《古代河东盐池天日晒盐法的形成及发展》（《盐业史研究》第一辑）则研究河东盐池人工利用天日晒盐法的历史。

丁宏《唐朝河东制盐技术考》（《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０８年第３期）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对影响“垦畦浇晒“这一工艺的自然条件、风向等因素进行了探究。

（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
—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１９８２年第６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

杨强《古代河东盐池防洪体系》（《山西水利科技》２００６年第３期）主要研究古代河东盐池防洪体系。

李三谋、贾文忠《隋唐时期的解盐生产及其管理方式》（《盐业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认为，“垦畦浇洒’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使解盐质量大为提高。

柴继光《运城盐池的演变和发展》（《晋阳学刊》１９８２年第４期）认为直到唐代才出现垦畦浇晒法，此前一直采用集工捞采的生产方法。

吉成名《运城池盐生产技术初探》（《盐业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也对此做了相关阐述。

五、其它
历史是人创造的，少了盐业从业者的盐业史，不是完整的盐业史。

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户是盐业史研究的重点。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对盐业生产者的组成、变化作了研究。

并对各类盐户，如亭户、灶户、屯丁、屯兵、池户、畦户、盐铛户、煎盐池客等盐业生产者的状况，以及盐民反抗斗争等问题作了论述。

田秋野《中华盐业史》也对唐代盐户的名称与人员构成作了探讨。

陈国灿《唐代的盐户》（《中国古代史论丛》１９８２年第３辑）则研究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

再如张荣生对专卖前后盐民的生活状况做了研究［１７］。

除此而外，盐的运销离不开盐商，尤其是刘晏盐法之后，有盐籍盐商一跃成为特权商人，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对于唐代盐商的研究，马新《榷盐法与新型盐商阶层的出现》（《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试从历史成因进行分析。

郑学檬《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则认为，刘晏新法实行后，盐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王志胜《唐代的榷盐商》（《学术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主要对榷盐商的获利途径与影响作了阐述。

榷盐商为政府提供盐税直接影响或参与时政，客观上刺激私盐兴起。

王林善《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山西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则探讨了唐代后期榷盐法下盐商的地位、入籍盐商的特点、唐政府对私盐贩的打击、私盐贩日益猖獗的原因等。

赵杰《论中国古代盐专卖制度中国家与盐商的法律关系》（《培训与研究——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从国家与盐商的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

也有人对唐后期盐政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１８］。

关于私盐产生的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根源于唐代盐法。

如史继刚《中国古代私盐的产生和发展》（《盐业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认为，中唐以后，私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于政府对盐利控制的加强和制盐技术的进步、制私成本降低。

陈学英《浅谈唐后期私盐问题出现的根源和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五期）认为，私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唐代盐法的刺激；二是当时市场上食盐供给的不平衡。

马新《榷盐与私盐贩的盛行》（《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就唐代榷盐制与私盐的关系、私盐形成的条件、私盐的表现形式、私盐同唐王朝灭亡的因果关系等，进行论述。

食盐消费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食盐消费问题是目前盐业史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

吉成名《唐代食盐消费》（《盐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研究了唐代食盐消费途径、食盐价格、消费量等问题。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以来，国内外一大批学者从事盐业史领域的研究，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盐业史成为其中最为活跃、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

通过努力发掘、整理和研究各种资料，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对盐业史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取得丰硕的成果。

同时，唐代盐业史研究也被引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或从唐代盐业总体状况出发，或从国家对盐业的干预即盐政的角度，或对井盐、海盐、池盐分类研究，使唐代盐业的产量、产地、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盐商、盐户等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取得的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

长期以来，盐业史研究多是对盐政盐法的阐释评论，而对其它方面的研究薄弱。

近几十年来这一情况得到改变，除了继续关注盐政盐法以外，其它诸如生产、销售、消费、盐业从业者等问题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探讨。

尤其对产量、产地、生产技术这样一些微观领域的研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

另外，试图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三峡地区、四川、河东等一些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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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Ｑｉｎｇ－ｑ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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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ｍａｎ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ｖｅｇａｉｎｅｄｄｅｌｉｇｈｔｆｕ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ｌｔ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ａｌ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ｖｉｅｗ
区域进行个案的研究，也是值得注意的。

二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除了运用传统的一些文献资料以外，出现利用诗文资料、考古资料的一些研究成果。

另外，还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生产技术此类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盐业史既是经济史，又是科技史，不同学科的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研究不平衡、同类重复、研究面狭窄的问题。

在众多研究中，盐政盐法依然占很大比例，并且在这些成果中不乏重复研究，例如刘晏盐法就是长期受到关注的话题，而其它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诸如盐的消费、私盐问题等都较为不足。

在同类研究中井盐的研究显然又多于其它盐类，成果也较多。

并且，以往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还需廓清认识。

以后的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还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进都需继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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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关井盐的记载［Ｊ］．史观，１９６０，（５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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