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诗之特色

浅论宋诗之特色
提到宋诗，我总想到庭院高墙内的浓绿芭蕉，楼阁水榭间的青碧修竹，虽然并不是众人视野之中的主角，却平添几分不可少的清疏之致。

当一种艺术样式已经发展到巅峰，亦几乎等于进入绝境。

在诗的原野之上，唐人已将诗所能够拥有的丰韵深情，华彩厚蕴都展现到了极致，所有开阔平坦、芳草萋萋的道路都已被踏尽，宋人欲要继续向前，唯有另辟他途。

故宋诗的创新，可用缪钺先生《论宋诗》中一语加以概括：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

这一点在诗歌取材上有着最直观明显的表现。

相较于唐诗常以外界的阔大情景，内心的激荡情感入诗，宋人则偏重于对日常生活中实在事物的描写。

欧阳修已开始重视生活内容，主张作诗“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到梅尧臣，宋诗的基本形貌初具，对生活细节琐事的描写使题材得到实质性的扩充；之后诗文革新发展到高潮阶段，诗的表现层面更是获得了极大的开拓。

在苏轼笔下，凡事皆可入诗，并能于寻常事物中发现理趣。

如《慈湖峡阻风》：
“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

千顷桑麻在船底，空余石发挂鱼衣。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
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评曰：“荒湾旅泊，却写得即事皆可喜。

”
而与他并称的黄庭坚诗中则增添了密集的人文意象，如《送王郎》开篇“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

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

”多吟咏一些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以及文化活动，书卷气与生活气息并存。

除却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宋人还将治学著文，论事说理方面的见解，以及友人之间交游酬唱之事，闲谈戏谑之语写入诗中。

这也是唐诗着墨不多之处。

在创作方式手法方面，唐诗多寓情于景，宋诗则多叙述议论。

欧阳修受韩愈影响，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作诗，且常常夹杂议论；王安石擅长咏史，议论精妙新颖，如著名的《明妃曲二首》中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表现出独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苏轼则常在诗中表达对社会积弊的议论和批判，赵翼《瓯北诗话》评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

”他还常在诗中融入对人生的哲理之思，如《东栏梨花》“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除长于议论之外，宋诗在诗的写作技巧方面较唐人更为着意。

缪钺先生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分别是：诗中用字用事用意必有来历；诗中对偶工切匀称，自然意远；诗中句法洗练深折，求新求奇；诗中用韵喜押强韵险韵；诗中声调拗折险峭，有兀傲奇崛之响。

“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

”（缪钺《论宋诗》）此之谓也。

除了题材技法上的特点，宋诗在艺术风格方面也自成一格。

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深折透辟，长于造意。

唐诗中意象与情感融为一体，常纯言情景。

而宋人作诗常常不直接描写实在情景，而是“透过数层，从深处拗折，在空际盘旋。

”（缪钺《论宋诗》）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黄庭坚深谙此道，他早期的诗歌不论长
短，往往包含多层次的意思，章法回旋曲折，绝不平铺直叙。

如《题郑防画夹》之一：
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唤扁舟归云。

故人言是丹青。

前面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以及景色之动人，欲买舟归去，直到最后一句才点明这并非实景。

前面烘托造势，只为最后一句的转折，可见其匠心独运，不循常理。

另外，宋诗擅于透过诗语显现出意理，读之令人明心见性。

二、新颖奇巧，清癯瘦劲。

唐人以人人眼中心中之常境常情入诗，宋人则刻意规避熟字熟语熟意熟境。

立意措辞都走偏锋狭径，即便偶尔使用一些寻常字词，也必经过重新组合使之成为新的意象。

这使得他们的诗作“有奇境远意，似未经人道，而又不觉怪诞。

”（缪钺《论宋诗》）但过于求新求巧也使得宋诗不若唐诗之雍容浑厚，蕴藉稳健。

即使偶然有流丽婉转，平易自然之作，相较于唐诗，仍显得清绝幽深。

如王安石《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

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

”释普温《诗论》称其：“拂去豪逸之气，屏荡老健之节，其意蕴幽远，清癯雅丽为得也。

”
三、平淡简素，韵味深永。

虽然求新求奇，幽深艰涩是宋诗最为显著的特点，但其中诸多有代表性的诗人在他们晚期的创作中一致表现出返璞归真的倾向，推崇平淡之美。

梅尧臣以平淡为终极目标，追求一种超越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

这在他的代表作品《鲁山山行》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诗风也渐趋闲淡，世人所称“王荆公体”正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

代表作品有《书湖阴先生壁》、《钟山即事》等；最能代表宋诗之风的黄庭坚在晚年也克服了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的缺陷，形迹尽泯，到达“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如其《六言绝句二首》。

为求有别于前人，宋诗在探索新的道路时，不免为自己设限太多，他们力求“变唐人之所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

”（缪钺《论宋诗》）他们在一条遍布怪石险滩的幽狭之径奋力前行，虽开辟出了一方新天新地，却终未至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之境。

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层层束缚之中难免有一种极端化的表现，这是他们的独特所在，也是他们的弊病所在。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寻求发展和创新的必然结果。

我对缪钺先生《论宋诗》中的几段论述深以为然。

“宋人情感多入于词，故其诗不得不另辟疆域，刻画事理，于是遂寡神韵……宋人非不知诗，惟前人发之于诗者，在宋代既多为词体夺之以去，故宋诗之内容不得不变，因之其风格亦不得不殊异也。

”
总之，在唐诗宋词这两座蔚然而深秀的高峰之间，宋诗扎根于夹缝之中，拔节生长，已至为不易。

如此看来，宋诗呈今日之面貌，实乃情理中事。

李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