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若干问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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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化若干问题刍议
作者:李蔚
来源:《丝绸之路》2011年第18期
[摘要]近年来,西夏文化的研究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有关西夏文化的研究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西夏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区域划分、具体特征等谈一些看法。

[关键词]西夏文化;文化政策;区域划分;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115-05
西夏文化自景宗元昊建国后,随着其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党项族汉化的加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其成就不仅表现为儒学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诸如官制、兵制、法律、礼乐等典章制度,以及文字与书法、文学与史学、天文与历法、绘画与雕塑、城市规划与布局、居室与服饰等各个方面。

西夏文化由于吸取了周边民族及邻国文化的养料,取长补短,融合为一,因此,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而且对元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

”①
一、西夏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公元1032~1048年,首尾16年,是景宗元昊被立为太子到西郊称帝、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也是西夏封建制正式确立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元昊根据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诸如驾御酋豪,稳定国内统台,以及同宋辽抗衡争霸等)的需要,采取野利仁荣的“以兵马为先务”、“严以刑赏”、“教民以功利”的意见,确立“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

该方针一直推行至乾顺亲政之后,才根据当时已经变化了的新的斗争形势转变为“尚文重法”。


元昊在确立“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同时,采取了一条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政策,并一直推行。

所谓“兼容并蓄”,即将汉文化、吐蕃文化、西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一并吸收融合,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西夏文化。

如西夏统治者以佛教为国教,但又允许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同时并存,任其发展。

又如西夏壁画,既继承了中原的绘画传统,又吸收了高昌回鹘的画法,同时还采纳了吐蕃佛教密宗绘画的长处,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在构图、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绘画风格。

正如近人谢稚柳所指出:“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

”③这种融会贯通所取得的成果,证明了西夏统治者在文化上采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政策的正确性。

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推行兼容并蓄、融合多种民族文化于一的政策,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西夏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其性质有关。

要了解西夏的经济结构,必须先从西夏的疆城说起。

西夏的疆城,据《宋史·夏国传》载: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

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

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

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廊、曰积石。

以上二十二州是西夏比较牢固地长期领有的基本地区。

二十二州今地,河南九州包括今伊盟和宁夏黄河以东地区,河西九州包括今银川平原至河西走廊一带,河外四州包括今青海东部至甘肃天水一带。

二十二州按照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经济结构的不同,又可分为牧业区、半农半牧区及农业区三种不同的类型。

其牧业区,包括鄂尔多斯高原中部、阿拉善和河西瓜(今甘肃安西县东)、沙(今甘肃敦煌县东)诸州。

这些地区沙海茫茫,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只生牧草,不产五谷,居民以游牧为业。

“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主。

”④
半农半牧区包括宋夏缘边山界(宋夏以横山为界,称为山界。

大体上横山以北为西夏所有,以南为宋所有)及河西走廊的甘州(今甘肃张掖县)、凉州(今甘肃武威县)一带。

西夏东起横山,西至天都山一带,农田与草场错落其间,宜农宜牧,为西夏军粮和战马的重要产地。

尤其是横山,境内山岳绵亘,河流错综,其著名的河流有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等。

沿河一些州县多受其利。

“绥、银以大理、无定两河为灌溉。

”⑤因为境内水利比较发达,粮食产量仅次于兴、灵,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多就粮于此。

“缘边与贼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来人寇,则科率粮禾臭,多出其间。

”⑥河西的祁连山自古为天然牧场。

甘、凉一带,水利发达,“以诸河(指居延、鲜卑、沙河等)为溉”,⑦水草丰美,向为西夏的粮仓和良马的产地,居民过着定居农耕与放牧的生活。

农业区以兴、灵一带最为典型。

位于宁夏平原、号称“塞北江南”的兴(今宁夏银川市)、灵(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二州,农田水利十分发达。

西夏古渠颇多,但其中最有名的是兴州的汉源渠和唐徕渠。

汉源长320里,唐徕长250里,有几十条支渠与之相连,“皆支引黄河”,
⑧“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田九万余顷(按弘治《宁夏新志》卷22载为万余顷,当为可信)”。

⑨灵州则有秦汉、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古渠,与兴州的汉源、唐徕相连,也有支渠数十,构成了兴灵地区的水利网。

由于水利灌溉发达,“岁无旱涝之虞”,⑩使兴灵一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仅自足,而且可以支援其他干旱缺粮地区。

如夏贞观十年(1111)9月,瓜、州、肃三州干旱,饥民乏食,“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

?輥?輯?訛这一带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其畜牧业纯系家庭副业。

上述经济结构,虽然按照地理条件的不同去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但从其性质去区分,实际上只有两种,即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游牧经济与农业经
济的并存及其交融,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并存与融合。

这是西夏统治者采用兼容并蓄文化政策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二,与多民族的构成有关。

西夏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

”?輥?輰?訛元昊建国后,其境内分布着如下民族:
党项,也叫党项羌,是西夏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

该民族分布于今甘肃、陕西北部、宁夏全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黄河河套内)一带。

汉族,分散在西夏境内的农业灌溉区,主要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

吐蕃,即藏族。

主要分布于凉州、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兰州、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宕昌)以及宗哥(今西宁市以东大小峡一带)、青唐(今西宁市)等地。

此外,河套内的无定河流域的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交界处,俗称白城子。

原属陕西横山县,现改属靖边县)等地,以及宋夏两国交界的一些地区,也有吐蕃居民分布。

回鹘,即维吾尔族。

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甘州、瓜州一带。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和契丹人。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素质、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

正如西夏《千字文》韵文所描绘的那样:“西夏人(党项)勇健(尚武),契丹人迟缓,吐蕃人信佛,汉人爱俗文,回鹘饮酸乳。

”即使是同一民族,其文化风习也不尽相同。

以党项族为例,由于党项族内的民族成分既有羌藏系统的因素,又有阿尔泰民族的因素,同时还夹杂着各种土著因素,从而使党项民族的风俗成为五花八门的杂俗。

西夏境内各民族既然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这就决定了西夏统治者只能实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

第三,与西夏统治者的多民族文化修养和融合思想有关。

西夏历代统治者几乎程度不同地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化修养和融合思想。

其中,以开国之君元昊比较典型。

史载: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决”。

?輥?輱?訛表明元昊不仅通晓佛学,精通汉藏语言文字,而且重视和应用法律条文以及《野战歌》一类的军事著作。

说明其文化修养是多方面的。

其所以如此,与他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思想有着较大的关系。

西夏统治者的多民族融合思想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表现为农牧并重、工商齐举,尤其重视同周边民族及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政治方面,除了大力推行“蕃汉联合统治”的政治体制,以及同时重用党项汉人外,在“治国之术”问题上,十分重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儒佛并重;在文化上表现为蕃学、汉学并举,尤其注重党项文化同汉、吐蕃、回鹘文化的交融。

二、西夏文化的区域划分及其简要概况
(一)鄂尔多斯文化区
西夏统治下的鄂尔多斯地区,自古就是中原与西北及北方少数民族的联结处,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枢纽,是少数民族和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要道和市场。

其文化渊源可以上溯至黄河流域古文化遗存六大地区(其名称是秦岳、卫滏、郑洛、泾渭、河套、河湟)之一的河套文化。

古河套文化的范围以内蒙河套地带为中心,包括鄂尔多斯、晋西北、陕北等相邻地带。

?輥?輲?訛
以夏州为中心的鄂尔多斯地区,在继迁将其政治中心迁到西平(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之前,一直是夏州地方政权赖以安身立命之地。

由于这一带宜农宜牧,其农田有大理、无定诸河灌溉,生产粮食较多。

加之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因此,中原儒学早在继迁之时即在此发轫。

史载:“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建军额,有归明、归顺之
号,且耕且战之基。

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宋朝)之风。

”?輥?輳?訛
由于继迁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封建制因素在党项社会内部已经萌芽,因此,中原王朝的官制、兵制和儒学,也就很自然地传到了这一地区。

德明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生根发展。

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仿宋制”。

?輥?輴?訛也就是说,连礼
仪、音乐也渗透到党项社会之中。

元昊建国之后,其经济文化中心虽然已经转到了兴州,但鄂尔多斯南部与宋交界之处仍然是宋夏文化交流的窗口和中转站。

由于宋夏在沿边设立了诸多“雄场”和“和市”(次一级的商场),西夏用牛、马、羊、骆驼等换取宋朝的缯、帛、罗、绮等及汉文经书、史书、医书和佛经等物质和精神文化用品。

这对西夏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促进和加速的作用。

(二)兴灵文化区
兴灵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历史悠久,形势险固,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史载:“(黄)河自
南来,入青铜峡,与西夏群山相邻,出峡口,北流三百余里,直接贺兰,兴灵包络其中,可谓四塞险固矣。

”?輥?輵?訛兴灵境内水利发达,农业兴盛,经济文化密不可分。

其中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土俗淳厚”,?輥?輶?訛“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輥?輷?訛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文臣武将,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

?輦?輮?訛宋咸平五年(1002),继迁攻占灵州,改
为西平府,并将其政治中心由夏州迁至灵州。

宋天禧二年(1019),德明鉴于怀远镇(原属灵州)的地理形势比灵州更为险要,其“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

?輦?輯?訛于是派贺承珍督役夫筑起城池,并将其政治中心由灵州迁至怀远,改名兴州。

元昊定都于此,并升兴州为府,改名为兴庆。

由于兴州历经继迁、德明、元昊祖孙三代30余年(1020~1055)的惨淡经营,水利发达,农业甚盛。

其人文经济条件比灵州更好,后来居上,因此,它不仅是西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也是文化中心。

元昊建国后,兴庆府已经是一个宫殿林立、寺观荟萃、工商发达、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大都会。

兴庆府发展至崇宗乾顺、仁宗仁孝之时,由于统治者主张“以儒治国”,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发展科举,兴学育才,因经,各类教育文化机构迅速发展,日臻完善。

其教育机关计有蕃学、国学(汉学)、小学、大汉、太学、内学等。

其专门管理各类文化的机构则有主管天文的“司天监”,主管历法的“大恒历院”,主管史书编撰的“翰林学士院”以及主管出版印刷的“刻字司”。

此外,为了振兴儒学和发展佛教,还不断派遣使者到宋朝去求购儒家典籍和佛经,请回鹘高僧前来译经、讲学。

总之,以兴州为中心的兴灵文化,是西夏文化的主体,在西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向四周辐射的主导作用。

其兴衰和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其他文化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水平。

(三)河西文化区
由于河西地区地形险要,“黑山峙其东南,黄河绕其西南”,?輦?輰?訛加之水草丰美,宜
农宜牧,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元昊在“尽有河西之地”?輦?輱?訛以后,便采取了诸如
设置州郡和府、建立监军司、屯驻重兵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它的经营和管理。

经过自元昊到末主近两个世纪的苦心经营,使河西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文化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儒学和佛教的兴盛之上。

河西儒学的发展,早在东汉末年即已开始,至五凉时已进入了全盛时期。

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是以西州大姓家学为基础的地域之学。

所谓西州大姓,即凉州地区的世族地方集团,其中包括河西土著世族,久染汉化的河西蕃姓世族,寓居河西的凉州世族和流播河西的中州世族。

?輦?輲?訛河西儒学曾在历史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曾是隋唐制度三大渊源之一。

“隋、唐
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魏、齐,二曰梁、陈,三曰魏、周。

”?輦?輳?訛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齐与河西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魏统一河西,拓跋焘对河西儒士“皆礼而用”,?輦?輴?訛其典章制度明显受了河西文化的影响。

“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輦?輵?訛
河西儒学的兴盛势头大体保持到“安史之乱”以前。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儒学虽因战乱中衰,但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为割据河西的吐蕃、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所继承。

?輦?輶?訛尤其是西夏统一河西之后,其统治者不仅继承了河西儒学,而且在原有的
基础之上进一步有所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用河西儒学英俊,使之与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相结合,让他们取长补短,共同辅政。

史载:开国之君元昊“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和英豪皆为其用”。

?輦?輷?訛所谓灵州、夏州以西地区,正好属于河西地区。

第二,仁孝时期,为了兴学育才,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

在甘州黑水河发现的建桥石碑的碑文中有“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的署名,从而证实了河西地区曾广立学校。

第三,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在全国建立孔庙,谓之“帝庙”。

西夏灭亡后,孔庙大部分被毁,“惟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焉“。

?輧?輯?訛甘州、凉州既设孔庙,河西其他州郡广立孔庙,概可想见。

在儒学兴盛的同时,河西佛教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兴修和营造了众多的寺庙佛塔和佛窟之上。

其著名的寺庙有凉州的感应塔和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

至于著名的佛窟,则有瓜州的莫高窟、沙州的榆林窟。

此外,在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齐)内外,不仅保存有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

表明黑城曾是西夏佛教兴盛重要地区之一。

(四)河湟文化区
该文化区也同鄂尔多斯文化一样,是属于黄河流域六大古文化遗存地区之一的河湟文化。

河湟古文化遗存地区的范围,以兰州附近及青海东部为中心,旁及河西走廊、青海湖周围和渭水上游地带。

甘肃仰韶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分布的中心,就在河湟地区。

?輧?輰?訛
河湟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该地宋初为吐蕃统治,王韶熙河开边,拓地二千里,从吐蕃手里夺取了该地,并建熙河湟廓路。

继宋之的为金占有。

公元1136年(宋绍兴六年,夏大德二年),夏取乐州(今青海省乐都县),复取西宁州(今西宁市)。

支元1137年(夏大德三年),夏请地于金,金以积石州(今青海省贵德县境)、乐州、廓州(今青海省尖扎北)予之。

西夏立国190年,占领河湟地区约90年,是西夏统治时间最短的地区。

由于河湟地区久经战乱(西夏与吐蕃、宋、金、蒙古均在此发生过战争),加上西夏统治该地区时间不长,其文化的发展虽然比不上上述三个地区,但其佛教的兴盛却由来已久,比较突出。

由于河湟居民,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处佛,人好诵经”,?輧?輱?訛因此,该地佛教早在吐蕃厮罗统治时期获得长足的发展。

西夏占领该地之后,大体上保持了土蕃时期的兴盛势头。

兹以青唐我为例,史载:“(青唐)城之西……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午余楹,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以浮屠三十级护之……城中之屋,佛舍居半。

”?輧?輲?訛青唐一地如此,属于河湟范围内的其他地区佛教之盛况概可想见。

三、西夏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所受诸因素的制约
综观西夏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史,不难看出,它有如下特征:
第一,文化上的多源与融合。

这种多民族文化的来源及其交融,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例如,西夏佛教主要来自中原(表现为佛经的大量输入)。

其次来源于吐蕃。

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其中有一部分如《五部经》、《八千般若经》、《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等,就是从吐蕃佛经中翻译的。

再次,来源于西域。

如元昊请回鹘高僧到兴庆讲经说法、演绎经文,从而将西域佛教文化传到西夏。

由于博采众长,加上原有的佛教基础,从而融合为颇具特色的西夏佛教文化。

再看西夏兵制。

元昊在厘定兵制时,除了吸收宋朝兵制某些长处(诸如立军名,规定驻地等)外,还吸收了吐蕃兵制的一些有益的东西。

如西夏兵制以“抄”为最小单位,由“正军”和“负担”组成。

这种“正军”和“负担”,就是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

?輧?輳?訛至于西夏监军司的设置,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边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輧?輴?訛十分类似。

当然,在西夏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其影响最大和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文化。

正如宋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宋朝)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輧?輵?訛
在富弼看来,作为西夏上层建筑的典章制度(包括官制、法律、车服等)无不模仿宋制,是中国原王朝文化的翻板。

这种看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汉文化对西夏影响至深及其主导作用。

第二,儒、佛、皇权互相利用,协调互补,密不可分。

西夏统治者在文化上虽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但并非对各种文化一视同仁,而是有所侧重。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其重点是什么呢?一是儒学,二是佛教。

其所以如此,因为儒能安帮定国,佛能征服人心。

同时,儒佛的传播与发展,必须以皇权为靠山,“不依国主则儒佛难立”。

因此,在西夏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儒、佛、皇权三者混元一体。

三者互为依存,互相利用,协调互补,相得益彰。

同时,儒、佛在为皇权服务,进行“教化”老百姓的过程中,往往和平共处,并不排斥,这与中原王朝儒佛互相排斥的情况时有发生,成为鲜明的对照。

这是儒佛并存、同时发展、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儒学的发展充满着矛盾斗争。

以兴庆府为中心的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而曲折的历程。

如崇宗乾顺亲政后,其大臣在是否要振兴儒学、建立国学的问题上就展开过针锋相对的争论。

御史中丞薛元礼认为:“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

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兵
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

董子所谓不素养而欲求贤,譬犹不琢求而求文采也,可得乎?”?輧?輶?訛
因此,他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国学(汉学)。

但御史大夫谋宁克却认为:“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实货……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

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

昔人支:‘虚美薰心,秦乱之萌。

’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

’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

”?輧?輷?訛即不赞成“以儒治国”,振兴“国学”。

两种不同意见,反映了在是否要振兴儒学问题上的矛盾斗争。

同时,这种斗争在西夏历史上并非仅此一次。

如仁宗仁孝大力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发展科举,外戚任得敬上疏反对道:“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在权衡。

我国介在我夷,地瘠民贫,
耕获甚少。

今设多士以任其滥芋,縻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

”?輨?輮?訛
这种倒行逆施的建议虽然未被仁孝采纳,但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在是否要振兴儒学问题上矛盾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反映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在交融的过程中,既统一又斗争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性。

以兴庆府为中心的西夏文化,在西夏统治时期,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因其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而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制约西夏文化发展的因素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发展水平不高。

西夏建都兴庆以后,其社会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同宋朝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

其农业发展水平不高,手工业发展有限,商业以同邻国的贸易比较突出。

以农业为例,西夏虽然由于统治者重视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使兴、灵、甘、凉以及横山、天都山、马衔山一带的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从其全国看,大部分荒地仍未开垦。

正如宋人范育指出:“臣尝究知夏国之闲田,弥亘山谷,动数百里,未悉垦辟。

”?輨?輯?訛表明西夏已耕地有限。

由于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必然影响其手工业、商业和文化的发展。

其二,中西交通阻塞,影响经济文化交流。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这是诗人张籍对唐政府利用丝绸之路进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的生动写照。

历代统治者鉴于古老的丝绸之路能够为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利国利民,无不采取种种措施加以保护,使其畅通无阻。

但自西夏控扼丝绸之路以后,却一反过去之所为,不是扮演拦路虎的角色。

北宋初年,宋朝通往西域及中亚诸国的大道分为南、北两路,北路横跨今宁夏北部经居延海进入新疆,南路则经河西走廊而入新疆。

两条大道均以夏州为门户。

自西夏兴起后,南、北大道都为西夏所控扼。

党项统治者时而派遣部队抢劫中亚商队,时而扣留各国贡使,致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阻塞。

史载:“大食,波斯别种,共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境,抵秦州。

德明思掠其
进奉物,上表请敕使者道其国中,时仁宗新立,知其诈,不许。

”?輨?輰?訛元昊占领河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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