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比较分析

中西方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比较分析
摘要：目前中西方学界大体上已确定了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导向；学界在微观基础、中观结构、宏观集成特征等方面均对海洋经济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为今后的整合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西方学界在各层面的研究方法可为国内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从微观基础出发对海洋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做出有力的理论阐述，或许将是中外理论研究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海洋经济；理论；比较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实务界对相关理论研究的呼唤日趋强烈。

简要对比中西方海洋经济理论研究进展，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双方异同、进一步明确重大理论选题、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理论体系建设。

本文将从学科内涵与基本研究论题两大角度，简要对比中西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最后做总结。

一、学科内涵之比较
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无疑是海洋经济学。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已将海洋经济学专业设置代码为020116，冠名以“海洋经济学”或类似称谓的著作也已出现(分析架构多数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大方面)，这说明海洋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初步成长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而在西方学界，海洋经济
，海学(marine economics)还未单独成形，在美国某些高校(如Carleton University)洋经济学往往作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中的一个附带的应用性讲题而存在；或者将海洋经济学简单地定义为海洋渔业经济学，如巴里·菲尔德和玛莎·菲尔德。

但同时西方学界也发表了大量涉及海洋经济运输、滨海旅游、海洋资源环境与生态保护等的经济类论文。

海洋经济学在中西方的学科地位具有明显差别，原因或许在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已经可以解释或者在相当意义上解释海洋经济问题，因此构建单纯的海洋经济学似乎没有必要；海洋经济分析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框架，必然会触及生物学分析、生态学分析(也因此出现了生物经济学模型、生态经济学模型，西方已有公开出版此类研究成果的专业学术期刊)，因此目前构建海洋经济学较为困难。

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因而有可能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构建出具有浓厚中国国情特色的海洋经济学。

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西方学界构建出专门的海洋经济理论或许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海域经济明显有别于陆域经济，对其作整体研究有利于统筹发展海洋经济；而在我国，如何在坚持唯物史观原则基础和体现中国国情特色的前提下，充分吸收西方学界的有益成果，进一步拓展我国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逐步扩大国内外学界在海洋经济层面(尤其是理论层面)的有益通约，将是我国海洋经济学或经济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不同学科对应着不同的研究对象。

我国的海洋经济学被界定为“以整个海洋经济活动及整体的运行作为研究对象，以合理控制、科学协调和维护国家海洋经济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经济理论”，或者“研究海洋开发和保护中各种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相比之下，西方学界对海洋经济学研究对象众说纷纭，明确界定者与实际研究者往往并不一致：如巴里·菲尔德和玛莎·菲尔德将海洋经济学界定为海洋渔业，但多数研究者在关注海洋渔业的同时，也对海洋渔业、海洋运输、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海洋产业展开探讨，实际上西方学者也在人海文明的基本背景下关注人类经济的交互行为及其效应。

可见，在海洋经济领域，中西方学者均着力于探讨经济关系，不过我国学者往往注重整体经济总量分析(表现为产业之间的关联、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由此揭示海洋领域中具有一般性质的经济关系，且更注重理论思辨)，西方学者则注重微观基础分析(表现为微观行为调查、最优化决策等，由此揭示总量现象的微观成因)和总量分析兼具(与国内类似，但较为注重数量方法)。

中西方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原因或许在于指导思想不同。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分析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质关系，因而理论思辨程度相对较高；而西方学者往往注重现象分析与框架引导，因此倾向于将对微观行为的实际调查和解析作为探讨海洋经济活动总量关系分析的基础(尽管不少生态经济学者和生物经济学者也注重直接的总量关系探讨)。

不难看出，西方学者的现象描述与微观基础成果，对我们在唯物史观原则精神下深入揭示海洋经济关系颇有借鉴意义；而随着对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深入，西方学界也可能会在目前研究对象过于分散的基础上，重构更具一般意义的海洋经济问题分析的微观基础。

与学科内涵相联系的另一个论题则是研究纲领。

比照拉卡托斯的观点，我们也可反思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不变硬核和可变保护带问题。

一般地，不变硬核可简单理解为科学共同体所一致坚持的、在本门学科演进中具有公理化意义的假设体系，其建构只能采取正面启发方式(只可坚持)；而可变保护带则可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得到否定、充实或者完善，其建构往往采取反面启发方式(允许反驳)。

依此而论，国内目前能够作为海洋经济学公理化假设基础的，或许还在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从目前研究进展看，对海洋微观经济关系的解析严重不足，海洋经济理论针对具体研究对象往往侧重于横向描述，整体上缺乏一条如同《资本论》那样不断推演、纵向扩展的逻辑主线，因此国内关于海洋经济问题的“可变保护带”或许可以出现更为紧凑的整合。

在西方，由于目前研究对象较为分散，且在当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越发不能漠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背景下，学者们在坚持“理性人假设”这个带有深刻市场经济烙印的不变硬核的过程中，也已开始思考海洋经济领域中的非市场主义问题。

或许，将非市场主义视角纳入理性人假设、实现对后者的进一步“扩容”，将是未来西方学界关于不变硬核研讨的一个要点；同时，由于研究对象的分散化和动态化，西方学者关于海洋经济问题的可变保护带也有可能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有序整合。

总体来看，在学科内涵层面，海洋经济理论在我国已经初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而在西方目前尚处于分散发展阶段；我国学界基于唯物史观，在海洋经济研究中侧重于关系型探讨，而西方学者往往不失微观现象描述；在“可变保护带”问题上，中西方学者或许均须应对如何有序整合目前研究成果的问题。

二、微观层面研究比较
海洋经济微观层面，旨在揭示某区域某海洋产业背景下具有一般性的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及其交互特征。

国内陈可文较早对海洋微观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描述。

他将海洋市场分为产品和要素两类，对各类市场分别按照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结构进行归纳，并且初步描述了在海洋水产品市场、海洋油气、海盐及矿产品市场、海洋运输服务市场、海域使用市场、海洋资本市场、海洋劳务市场、海洋经营者市场等的具体结构特点和价格决定机制。

此外，尚有部分学者对技术市场和科技旅游市场进行过探讨。

不过，总体来看，国内目前在海洋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如对海洋经济微观经济主体的供求行为缺乏更深入的提炼和公理化说明，体现不同海洋经济产品和海洋公共物品特质的数理模型尚未建立等。

相比之下，西方对海洋微观经济层面的研究较为充分。

在供求行为分析问题上，针对不同的海洋产品和服务，西方学者如Sumlia、Clark、Dollar和Micco 等通过实地调查、数据挖掘和模型构造，对生产和消费行为做了重要探索，为进一步的公理化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目前对海洋船运服务和渔业产品等的生产行为分析较多，消费行为分析相对薄弱，而旅游服务供求行为分析恰好与此相反。

在市场结构与定价机制问题上，Fox、Roy、Mazany和Schrank等人早已关注海洋产品(包括资源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结构特征，对其中的完全竞争和寡头竞争等市场的定价问题做了初步探索，数据分析技术和数理金融方法已经被其纳入分析视角，且对海洋运输市场经济主体互动关系刻画得相对深入；但目前对完全垄断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定价分析略为缺乏。

在分析海洋经济生活中的排他性产品和服务之外，西方学者(如H·kby和s·derqvist、Fernandez)还对海洋经济中的公共物品及外部性现象做了诸多探索，这主要集中在从生态经济学或生物经济学角度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问题的讨论。

这些成果侧重于从生态维护而非经济利用角度解析海洋环境与资源和生态的管理理念，从中折射出西方学者对人海文明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讨论海洋经济市场运作失灵问题提供了逻辑补充。

微观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下展开的，其中正式制度对海洋产品与服务的供求行为起着直接且硬性的约束作用；或许由于国际海洋公约的形成以及海商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善，西方学界目前对渔业制度争论颇多。

整体来看，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触及微观供求、产品与服务定价、市场失灵治理等基本论题，简单统计测算、成本收益框架、行为人最优决策、数值模拟和博弈论等分析框架或技术工具均已广泛采用；但研究范围尚有局限(主要侧重于海洋渔业与船运业)，基于案例的纯粹经验研究占有绝对优势，一般性或公理化研究尚显不足。

显然，在海洋微观经济领域，实际调查、计量分析与框架运用构成了西方海洋经济研究的基本特征，目前其研究的学理性与针对性胜于国内研究。

个中原因
或许在于：西方海洋经济研究较多的国家，往往同时也是沿海国家，海洋经济在其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有可能获取政界与商界的研究资助。

在我国，目前海洋经济整体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较低(海洋生产总值约占GDP的4％)；在理论研究传统上，我国经济学界往往将微观分析视作实际操作意义强烈的商务行为因而理论分析不足，而西方学界则往往把微观分析视作经济分析的起点和基础。

可以判断，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壮大，国内学界对于海洋微观层面的研究也会不断深入，由此可以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微观理论甚至是稍具中国特色的微观公理化体系；而西方学界也会致力于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将微观经济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甚至进行公理化建构。

三、中观层面之比较
海洋经济中观层面作为联系海洋宏微观经济的中间形态，从产业角度看主要研讨不同海洋产业的总量特征、各产业细类间之关联和产业经济管理及政策基本模式，从区域角度看主要研讨反映一国涉海区域的总量特征、各区域单元之关联和涉海区域经济管理与政策基本模式。

国内学者在考察我国海洋产业现状时，在一般性的理论描述之外，还提出了一些海洋产业优化方法。

如董永虹提出的灰色线性规划方法，以宁波地区为例，建构了一个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模型，突破了常见的线性规划思路。

周洪军、何广顺、王晓惠、李长如和杨娜在研究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及优化问题时，应用相关分析和灰色相关分析方法计算了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与外贸进出口总额之间的相关系数，揭示了相关分析在确定产业关联程度、进而在优化产业结构中的应用价值，丰富了产业优化方法的工具库。

在海洋区域经济方面，周江和曹瑛初步研究地域分工论、空间投资论、经济增长极模式、点轴开发模式、梯度推移论等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海洋区域经济中的运用，其思路和技巧或许可为进一步的精确化分析提供基础。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学界对海洋中观经济层面的研究集中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管理两个主题。

两主题研究分别借鉴了产业组织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个中总结性、描述性工作也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现实背景和重要议题。

西方学界关于海洋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洋渔业、海洋船运(如Klein 和Kyle)和滨海旅游(如Gormsen)三类产业的基本特征及其相关政府管理行为；其中，关于海洋渔业经济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多，重点则在于探讨管理的影响因素与政策效应等问题。

影响海洋渔业经济管理目标与政策制定的因素，至少源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

Knowler针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商业性开发，通过动态和静态生物经济学模型，讨论了环境质量对鱼类习性、可持续捕获水平及经济赢余等的影响，突破了既有文献一般将环境质量因素视作不变的基本假设，其成果和思路对制定海洋渔业经济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指出预期净收益是海洋“三非”(非法、非报道、非管制)渔业的经济诱因、且系统回顾产生“三非”渔业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因素之后，Schmidt讨论了通过降低预期收入或增大行为成本以遏制该业态的基本措施与实施条件(如建立监管机构、制定罚金标准、
增进对渔民的教育和发展活动)，这为分析和规范国际或区域内的海洋渔业活动、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参考。

总体来看，海洋渔业经济管理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构成了当前西方学界在海洋中观经济层面研究的两大重点，其中，关于前者的研究相对更为丰富。

由于中观层面经济行为具有明显的管理学和政策科学性质，西方学者在上述两论题研究中除采用成本收益框架、博弈论框架和生物经济学模型之外，还拓展性地运用了运筹学方法；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讨海洋经济产业组织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模式提供了起点和参照。

可见，在研究范围上，西方研究比国内研究稍显宽泛，且中西研究的重点也有差异。

但是由于中观层面难以回避极具现实意义的规划问题，所以运筹学方法在中西方海洋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均有大量应用，西方学界目前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结合社会调查方法，积极将生态经济学模型与生物经济学模型试用于研讨海洋中观经济的效应与决策。

或许，中西方的海洋经济中观层面的研究范围均会进一步扩大，规划类方法还会不断创新，但对我国研究者而言，如何在中观层面借鉴国际上成熟的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与生物经济学等的模型框架，基于人海综合视角进一步丰富我国海洋中观经济规划方法，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四、宏观层面之比较
海洋宏观层面旨在从整体角度考察一国海洋经济的聚合特征与政策模式，它侧重从总量(而非结构)角度研讨一国海洋经济总体增长与发展议题，其内在的局部性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机制可在中观层次得到解释，其个体行为机理可由微观部分予以说明。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海洋经济宏观统计、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均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

何广顺、王晓惠、周洪军、郭越、徐聪春系统研究了海洋生产总值(GOP)的核算方法，提出了匡算海洋生产总值的剥离法与扩展法：并且认为在两法之外，还可根据既有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建立模型，然后验证或修正基于剥离法和扩展法匡算的海洋生产总值。

何翔舟以湛江为例，通过拟合总量生产函数讨论了技术、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当地海洋经济总量的贡献，触及了海洋宏观经济增长的议题，其计量模型对于拓展构建数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栾维新等具体描述了海陆间产业关联的动因、冲突、机制，对海陆一体化的规划程序与方法做了较为系统的探索，为进一步的理论抽象提供了有益的背景信息。

张德贤、陈中慧、戴桂林、孙吉亭和王琪在梳理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之后，研究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模型，分别探讨海洋资源、海洋环境以及科学技术与海洋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初步讨论了海洋经济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

相比而言，西方学者在讨论海洋经济总体水平测算及其绩效评价之外，更为关注全球海洋经济开发、安全与环境合作等议题。

Empoli系统讨论了国际海底管理局(ISBA)的组建原因(界定与保护产权、海底采矿的环境控制)、决策系统及相关理论问题(如国际组织的官僚作风与国际组织间的相互倚赖性，形成了国际间互投赞成票，以通过投票，且使得成员国选择加入国际组织)，该研究明显受到了制度经济学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3年讨论了恐怖组织威胁背景下国际海事运输的安全成本与政府作为，运用成本收益框架说明应对恐怖威胁所支付的作为成本少于不作为成本。

不过，总体来看，西方学界目前对海洋经济宏观层面的稳定措施与增长原因、海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机制等重大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

可见，在海洋经济宏观层面，中西方学者均已关注统计问题。

西方研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与政策性，而国内研究则更具学理性(尤其对增长与发展模型问题)。

但是，若以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进展为参照，目前中西方海洋经济宏观层面研究总体上仍处于简单描述阶段，富有海洋特色的精练化的数理模型(体系)还未建立。

随着更多经济学者对海洋经济问题的关注，中西方海洋经济宏观层面研究或许会更趋深刻且系统。

五、结论
综上可知，目前中西方学界大体上均已确定了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导向，也就是积极用经济学分析框架去解释海洋经济的运动规律。

学界在微观基础、中观结构、宏观集成特征等方面均对海洋经济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为今后的整合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西方学界在微观层面的实地调研方法、在中观层面的政策分析方法、在宏观方面的全球视野，可为国内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甚至理念方面的借鉴，由此有助于丰富国内的研究成果，且有利于推进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的对话。

如何吸纳各类涉海产业的专门研究成果，进而从多元化的微观基础出发探讨海洋经济的整体特性，对海洋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做出有力的理论阐述，将是日后国内外海洋经济理论研究者难以回避的共同问题。

责任编辑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