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论略(节选)

唐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论略(节选) 中国、印度两国的历史连绵不断，渊远流长，没有大的中断和毁灭。

张骞出使西域引发了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这种文明间的多向吸引、互补、交融又在长达千年的政府往来、民间贸易甚至摩擦撞击等频繁的接触中得以实现，至唐代进入大发展时期。

公元7,9世纪的唐王朝已居当时世界先进国家之列。

其势力所及，东与东南临海。

包括领有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麓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尼泊尔)、天竺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到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如此空前强大的唐王朝基本沿袭了“以农为本”的治国方针，但鉴于当时国际间经济交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客观形势，唐代统治者有限度地推行了“废关驰禁”的政策。

唐朝几代皇帝都积极采取措施和外国修好。

被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很重视和邻国的友好关系。

为管理海外贸易，唐朝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外贸易机构——“市泊司”。

高宗显庆年间规定:“定中有诸国船泊，……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

”文宗时下令，对藩商“除泊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不得重加率税。

”这一系列开明政策，为中印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唐朝时，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展开，规模较从前更大，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中印政府间的交往同东南亚国家相比，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重于政治外交方面的交流，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外交关系。

双方交往的主要形式——朝贡关系也由过去的单方面进贡变为互相和平交在。

两国使者在交通路上往来频繁，五天竺国曾27次遣使来中国;唐大宗、高宗、武后也数派使者去印度。

唐朝史籍对此也多有记
载。

如天竺国王尸逻逸多于贞观十五年遣使献大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南天竺国于开元八年五月遣使献豹及五色鹦鹉问日鸟。

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于开元十七年献质汗药等。

贞观二十一年，摩褐陀国“献菠萝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演如其剂，色味愈西域甚远”。

又取石蜜制造法。

其中尤以从印度引进的甩甘蔗制砂糖的工艺对唐代的经济影响较大。

由印度输入唐的贡品，有些由内府向外廷扩散，若干品种传入民间，并加以仿制、吸收，从而转为日用品。

如郁金季就很唐人喜爱。

本草纲目卷十四引《南洲异物志》说:“郁金出自伽毗国。

……先以供佛……然后取之，可以香酒。

”李白的《客中行》中就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溢美之辞。

唐宫行幸时，亦有用“龙脑、郁金布地”礼仪。

我们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中印政府间互派使者，和平交往既是相互政治通好的外交活动，又是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

而且主要是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因为从政洽角度考虑，中印都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的国家，双方并未构成威胁，而是相互倾慕对方的繁荣，从而互相吸引。

其二，中印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尤以民间的经济贸易为主要内容，且持久不衰，并未因王朝的兴衰而废止，待别以东南沿海地区的交流最为频繁。

从文字记载看，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

但是民间贸易可能还要早些。

据新的考古材料看，在云南江川24号墓中发现的石花肉、石蕊珠;广东考古发现的黄隆(乳香)仅产于西亚和印度，传入的时间早于公元前3世纪。

由此可以推断，中印民间交流早已进行。

唐朝时，海船在广州和天竺国之间定期往返。

《新唐书》记载了广州通南天竺、西天竺的航程、日期。

一些印度商人来唐经商做生意，带来了印度的香料、毛织品、宝石、药材、服饰等，丰富了唐朝人民物质生活的内容。

他们也把中国的丝绸、纸张、瓷器、竹器、漆器、金银器、茶叶、挑、梨、樟脑等物品销往印度，其中许多品种深受印度人的喜爱，以至印度桃、梨、樟脑等词的前面都加
上“汉”或“秦地”的字样。

在印度沿海地区发掘出许多瓷器碎片，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中印民间贸易的频繁和规模。

其三，唐朝吸收印度佛教由从前的照搬到符合中国国情。

唐朝是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历史时期，僧人互访、交流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唐代高僧玄奘于贞观三年西行出敦煌，历尽艰辛到达摩羯陀国王舍城，入那烂陀寺从戒贤求学。

回国后将越流沙冰雪，西行印度求法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654年，高僧玄照从印度求法归来，取道尼泊尔、西藏回国，开辟了经由我国西藏到达印度的捷径，写下了中印交通史上的光辉一页;高僧义净西行印度求法归来，参与了武则天组织的对《华严经》的翻译，并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这些赴印求法的高僧和来唐弘法的印度高僧带来大量的佛教文献。

随着佛经的大量传入，佛教开始逐渐同中国国情相结合，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宗派相继形成。

这些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唐代佛教理论的成熟和印度佛教的中国化。

其中以禅宗更具有代表性。

相传自南朝末年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华授禅法，开中国禅学之先河，至唐中叶六祖慧能开创南宗，中国正式创立禅宗。

它融合了儒、道、老庄、玄学思想，是典型的中国佛教宗派，盛唐时，在中国大为流行。

此外，从某种意义看，这一批批入唐弘法的印度高僧和西行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又是历尽艰难、不畏险阻的文化使者。

他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带来大量文学、科学文献。

《大唐西域记》就是研究古代印度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随着佛
教的传入，与佛教有关的佛寺、佛塔和石窟艺术也在中国出现。

梵文的语言，如“塔”、“和尚”、“刹那”等词也被中国接受。

印度佛教徒的讲经文——变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传入中国。

它散文、韵文并用，通俗易懂，对我国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弹词、戏剧有很大影响。

印度僧人还带来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
科学知识。

印度天文学发达，一般的婆罗门都是星相家。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印度天文历法书籍译成中文的7种60卷。

(《求是学刊》，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