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骈体公文写作对唐代文人政治生活的影响

试论骈体公文写作对唐代文人政治生活的影响
作者：丁忱
来源：《电影评介》2008年第02期
[摘要]骈俪作为一种文体，起于魏晋，盛于南北朝，一经产生便在公文写作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唐代，骈体公文写作成为时尚，不仅通行于官场，受到封建丈人士大夫们的推崇，而且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骈体公文政治生活文人唐代
骈俪作为一种文体，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

它起于魏晋，盛于南北朝，一经产生便在公文写作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到了唐代，骈体公文：写作的艺术技巧已经完全发展成熟。

用骈体：写作公文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时尚通行于官场，并进而对封建文人士大夫们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决定了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隋唐以来，影响并改变着封建文人的生存生活方式以及文学创作的最大外部因素，是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出身寒门的士子们有了进身之阶。

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生活的起点。

科举考试使他们首次与骈体公文发生了联系。

唐代盛行行卷之风，要求举子们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故他们迫切寻求一种“文备众体”的文章精选集作为范本以供他们朝夕揣摩。

《昭明文选》由于其文体与唐代时文及科考文体一致，且皆为前人佼佼之作，恰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因而成为举子们的不二之选。

唐代科考重诗赋。

唐人学诗赋也从《昭明文选》入手。

杜甫在其《宗武生日》中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当时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

以上足以说明《昭明文选》对唐人学诗乃至入仕所起的重要作用。

《昭明文选》因此成为举子们应付科考的教材。

而《昭明文选》中收录的赋、骚、诗等三十余种各式文体中，诏、令、表、檄等公文文体就有十余种，加之魏晋以来的公文多为骈体。

因而前代优秀的骈体公文成为唐代文人应付科考的范文。

事实上，唐代很多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著名文人如张说、苏颈、张九龄、陆贽、元稹、白居易、令狐楚等，同时也是著名的骈体公文作家。

除诗赋外，唐代科举亦考公文。

据《唐摭言》卷五记载：
令狐文公(楚)镇三峰，进及秋赋，特置五(三)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诗歌，第三场表檄。

令狐楚为唐代的骈体公文大家，这里所考的表檄即与其爱好及特长有关。

这是科考内容对考生们研习骈体公文的直接要求。

无有独偶。

另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833卜七月”记：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

结果不久即下制进士停试诗赋。

优秀的骈体公文往往是文采与政事的结合，这里所谓的“议论”，考的即是举子们对政事的看法，亦即他们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能力。

这一改革强调了对骈体公文内容方面的要求。

举子们及第后，还须继续接受骈体公文写作方面的考核。

唐制规定，举子及第只是取得了进士出身，还不能获得官职，若要做官，还必须参加吏部主持的考试。

唐代吏部主持的考选，分为宏辞、拔萃二科，“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

中者即授官。

”在唐代，凡有资格做官的人，如不应宏辞、拔萃之试，也可经过吏部主持的“身、言、书、判”的考选，从而取得六品以下的官位。

据《新唐书·选举志下》云：
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日身，体貌丰伟；二日言，言辞辩正；三日书，楷法道美；四日判，文理优长。

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

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

可见在唐代，无论通过哪种考试，若想做官，都须试判。

能断案试判是取得官位的重要条件，其能力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士子们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为了能够顺利“过关”，唐代士子们在考试前都模拟创作了大量的判词，于今可见的唐代判词集如白居易的“甲乙判”、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等都是此类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拟判。

作判不仅是士子们走上官场的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且也是步入仕途后应付考绩的重要工具。

在唐代，士子们当官后，每年还必须接受吏部主持的政绩考评。

其中书判是考绩的重要内容，是评价一个官员能否胜任的重要标准。

书判不合格不仅是一个官员能力低下的标志，而且会影响到日后的升迁。

因此，学习书判也就成了唐代官员的必修课目。

在唐代，判词都是用骈文来写的。

如白居易的“甲乙判”中云：“得甲去妻，后妻犯罪。

请用子荫赎罪，甲不许。

判云‘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无情?’”又，“得乙贵达，有故人至，坐之堂下，进以仆妾之食，或诮之。

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判云：‘安实败名，重耳竟惭于子犯：感而成事。

张仪终谢于苏君。

’”诸＼如此类。

援引经史，喻意甚明，骈四俪六，整饬华美。

考绩的压力迫使唐代的士大夫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骈体公文的写作水平。

如果说，唐代的科举制度和选官制度是对文人士大夫们研习骈体公文的现实要求，那么，当朝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则使他们将研习骈体公文变为自觉的追求。

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运动的必然规律，但同时又必然地受着社会生活环境制约，有时整个民族社会的状况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兴衰，公文亦然。

而社会环境状况如何。

又往往受当权者舆论导向的直接影响。

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如是，所谓“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

不可否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常常成为规定和支配事物发展的巨大力量，故朱熹有言，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明人王文禄亦云，一代人文之精神命脉，原于创业君心。

唐代帝王多饱学之士，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鉴赏水平。

较高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较高层次的阅读审美追求。

对于质文俱佳的骈体公文。

他们总是将其当作文学作品来品味和欣赏的，对于其作者，他们也常常爱屋及乌，擢以不次。

比如，马周因写的公文受到唐太宗的赏识而被安排进门下省，后擢升为宰相。

成为贞观名臣。

唐玄宗要求苏颋，把他拟制的诏令别录副本。

署“臣某撰”，以留中披览。

唐德宗能从藩镇们送来的公文中辨认出令狐楚的文笔。

封敖因写了“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得到唐武宗的赏赐。

判官田询因写了“白屋同愁，已失凤鸭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之语而为唐宣宗所激赏，表示要授其为翰林官。

武则天对骆宾王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赞不绝口，叹息宰相失人。

……
上述事例在唐代不胜枚举。

最高统治者们对于骈体公文的喜爱，极大地激发了封建士大夫们的创作热情。

他们为此苦苦研习，刻意经营，客观上促进了骈体公文写作艺术的发展。

这里，骈体公文的写作是他们取悦君心，博取更高功名的内在动力。

在唐代，士子们若不能中举。

等待他们的还有作入幕之宾一途，擅长写作骈体公文也足以使他们安身立命，高适、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著名文人都有在幕府任职的经历。

高适曾客游河右，被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为掌书记，后随入京，受到皇帝的召见。

刘禹锡曾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中任记室，《旧唐书》卷一六○“本传”中称其“今体文章复多才丽”。

李商隐初虽不喜偶对，但为了生存，也不得不从令狐楚学习“今体章奏”，并先后在王茂元、郑亚等人的幕府中栖身。

擅长骈体公文的写作不仅使他们在各地的幕府中大有用武之地，而且也为他们日后到朝廷掌诏诰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唐代掌制诰的人才常常是来自地方上善作骈体公文的掌书记。

唐代的一些名臣如李德裕、王起、吕温、王质、宋申锡、崔铉、裴休、王铎、令狐楚、崔元翰、高郢、杨炎等无论是否进士出身。

在入朝前，几乎均有被藩镇使府辟召的经历。

高适累官至节度使，令狐楚、李德裕累官至宰相，崔铉会昌中入为翰林学士。

等等。

这些人日后的荣耀对当时及以后文人的入幕无疑是极大的促进。

而方镇们为了能与各方面打好交道，对表章笺启类的公文尤为重视。

对善写这类文章的文士自然也是青眼有加，礼遇甚厚。

兹举几例以明之：
据《唐语林》卷三记载：
刘侍郎三复，初为金坛尉。

李卫公(德裕)镇浙西，三复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长怀恋阙之心；地接东溟，却羡朝宗之路。

”卫公嘉叹，遂辟为宾佐。

文中所引之句为四六对句。

作者借用当地北固山之名胜，及地接东海的地理环境，将唐朝江山稳固和藩镇恋慕朝廷的双重含义喻在文章之中。

一语双关，借地名坦明心迹，实在巧妙之极，难怪李德裕“倒屐迎之”了。

另据《北梦琐言》卷五记会昌中事云：
旧说李绅相镇淮海，奏荐副使章服，累表不允。

有一举人候谒，绅相知其文词，请撰一表。

其略云：“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副使着绿，不称其宜。

”相国大喜，果以此章获恩命也。

表中所引句为四字句。

其中“地管八州。

军难千乘”形容李绅所领淮南之地的广阔与军力的雄壮，藉以反衬“副使着绿”品级的不合理。

由此使节度使达到提升副使章服官阶的目的，为长官使主“言腹中之所欲”。

由上述诸人事迹可知：一、当时掌记们所撰的为人们所称赏的正是骈文类的公务文字，这些文字确实在公务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当时擅长表章笺书的掌记人才从南到北，遍布藩镇小朝廷之间，受到了藩镇们的普遍重视。

在唐代，骈体公文写作不仅为擅长者的进身之阶，退而求其次也是文人们安身立命的本钱。

唐代诗人温庭筠“发迹岂劳天上桂。

属词还得幕中莲”和路过陈琳墓时“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的感慨可谓道出了文人屈从现实的无奈。

大量掌书记人才的出现及其由此而宦达的历史表明。

此种文章的实际社会政治功用远胜过诗赋。

《旧唐书·高适传》曾言“而有唐以来。

诗人之达者。

唯适而已”，虽或有所夸张，但执笔者正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文人不掌握此公文写作技能者不足以安身立命，这是当时为文的大趋势，也是从政的大趋势。

而文人士大夫们研习骈体公文不过是由于政治生活的需要而顺从这一大趋势罢了，这是时代风气使然。

写作骈体公文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追求。

由于安身和入仕的现实需要，如何学习制作此类新潮文章成为当时社会广泛的需求。

当然在传播过程中，骈体公文大家们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榜样。

这类作品常常被世人引为参考，争相效法。

如《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言其“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能传》附子知猷，“器度长厚，文辞美丽，尤工书，落简错翰，人争模仿”；《旧五代史》卷一六○言李袭吉“论列是非，聘答者数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称之”。

在这样的风气下，形成了优秀的骈体公文一经产生即迅速传播的局面，人们对此类文章的看重、欣赏及仿效，说明写作骈体公文业已成为时尚，也成为文人士大夫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唐代，从上至下，从朝廷到地方，骈体公文也因是大手笔、大文章而受到重视，唐人当作个人成就，看待它们并不下于诗词歌赋，有些甚至还常常被作为可以炫耀的资本和供人学习模仿的榜样。

正因为如此，唐人的公文集不断问世，于今可考的有一百余种，这是此前历代所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