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权与兵权之间的博弈关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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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皇权与兵权之间的博弈关系(下)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十
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个“禅让制”,看起来,这是一个文明政治的词汇,很有政治文明的味儿。
所谓的“禅让”,就是帝王把最高权力交出来,主动让给另一个人来执掌,把江山社稷拱手相让。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姿态,如果是自觉自愿的话。
确实,在远古时期,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是真真实实的禅让,早期的开明统治者顺应民意,主动让贤,实现了非种姓继承王位的顺利接班方式,演绎了一段精彩的贵族政治民主之风气。
可是,大禹之后,便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禅让了。
在后来,“禅让”的意味变了,继承方式的实质也变了,“让”不是真的让,“让”的对象一点也不贤。
“禅让”成了强势谋反者的遮羞布,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流氓们想遮盖自己的流氓本色,于是,便用“禅让”来粉饰和美化,明明是非法的抢权篡位,却要证明自己夺来的权力的合法性。
历史上,与早期政坛尧、舜、禹禅让本质不同的所谓的“禅让”的例子还不少,比如王莽篡权,曹丕篡汉,司马氏篡魏,刘裕废晋恭帝,还有梁武帝萧衍篡了齐和帝的位,齐文宣帝高洋抢了魏孝静帝的位,陈武帝陈霸先抢了梁敬帝的位,周孝闵帝宇文觉抢了魏恭帝的位,隋文帝杨坚抢了周静帝的位,唐高祖李渊抢了隋恭帝的位,朱温抢了唐哀帝的位,赵匡胤抢了后周柴宗训的位等等。
明明是强势抢了政权,却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着“禅让”的闹剧,似乎“禅让者”很诚心,而“受让者”很不愿意,明明心里早就急着上位了,却依然摆出一付无可奈何的姿态,似乎是“被迫”接受“禅让”的,所以,实打实的是阴谋篡权,却想掩饰得一点阴谋的成分也没有,夺位的人似乎是顺天应民,合法合理地继承了皇位。
禅让图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堂而皇之的虚假“禅让”呢?其实,要发生所谓的“禅让”政治事件,需要三个条件:其一,皇权已经名存实亡,皇帝已经控制不了专制体制的权力,皇帝手里已经没有权力,皇帝处于十分弱势的状态,成了权臣的傀儡,皇帝在朝政中被边缘化了;其二,权臣掌控了整个朝局,独揽朝政,实际上已经在代执皇权行政事了;其三,独揽朝政的权臣为了不背负历史骂名,或为了博得顺天应民的继位好名声,或为了反驳一些忠臣对其篡位的非议等,需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接受“禅让”的好戏,以便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名正言顺。
其实,历史上这类所谓的“禅让”的发生有其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就是“禅让”的帝王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兵权的掌控,所以,他在朝中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政坛败局,兵权、政权都已名存实亡,中央政府的所有权力已经掌控在权臣手里了,皇帝无力回天了。
对于帝王来说,失去了兵权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兵权是政权的基础,上述这些“被禅让”的皇帝,虽然各有各的弱势原因,但其根本性的一条,便是失去对兵权的掌控。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紧接着本文的《上篇》而需要讨论的问题:第四,兵权在什么状况下会威胁皇权?
第一种状况,皇帝失去对军队主力的掌控权,兵权在权臣手里,而朝中又没有与之制衡的军事力量,一旦由将帅领兵出征,危险就来了,掌兵权将帅成了皇权的最大威胁。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后周世宗柴荣皇帝的重大失误,他在临终前把兵权交给一个认为是值
得信任的人,而此人却是最不值得信任的。
本来,柴荣在政坛上是走得很顺利的,广顺元年(951年),柴荣的姑父郭威建立后周,柴荣被委任治理澶州,他将澶州治理得很好,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而登基为帝,在位期间,柴荣的政绩很好,他整军练卒,裁汰冗弱,减少赋税,安抚百姓,后周政治清明,百姓逐步富。
而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柴荣便领兵出征,西征时,他大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等四州;南征时,他挫败南唐,夺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面征战,他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
可惜的是,上天不佑英才,显德六年(959年),正准备进攻幽州的柴荣突然病倒,不久去世,他年仅三十九岁,没有能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大志,没有能完成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宏大理想。
去世前,柴荣带病回到汴京,他解除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职务,升任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
封皇长子柴宗训为梁王,令其特进左卫上将军;封第二子柴宗让为燕国公,令其为左骁卫上将军。
六月十九日,柴荣驾崩,终年三十九岁,长子柴宗训柩前即位,时年七岁。
柴宗训小皇帝以范质、王溥、魏仁浦并立为相,执掌朝政。
柴荣临终前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解除了老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升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是跟随郭威起兵的老将,又是郭威的女婿,曾参与对北汉、南唐、契丹的战事,屡建战功,可能柴荣以为儿子年幼,这位老资格功臣威望太大,所以解除其兵权。
而柴荣以为赵匡胤是他最信任的将领和部下,让其掌禁军比较安全。
其实,看似最值得信任的有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为皇权的诱惑力太大了,赵匡胤遇到机会心里也不会平静。
原本,赵匡胤确实是一直跟着柴荣的战将,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即位时即擢升赵匡胤执掌禁军;之后,赵匡胤跟随柴荣征淮南,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不久又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加授为定国军节度使。
后来,赵匡胤又跟随柴荣攻下寿州,被升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
再后来,他改任忠武军节度使,柴荣北伐,他担任水陆都部署,而柴宗训继位后,
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柴荣去世时,柴宗训和他的弟弟都年幼,有领兵的职权却根本领不了兵,而三位丞相没有兵权,老将张永德已被解除军职,此时,掌控着兵权的实际上只剩下能征善战的赵匡胤,柴荣在地下一定是不肯瞑目的,本以为最可信任的属下将领却是最危险的篡权者,小皇帝柴宗训的朝廷里已经没有可以制约赵匡胤的大臣了。
黄袍加身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有消息称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不明真相的宰相范质等急忙派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汴京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机会来了,“黄袍加身”的大戏开演了,夜里,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军中散布议论,称皇帝幼弱,不能亲政,将士为国破敌,没人知晓,不如拥立赵将军为皇帝,再行北征。
军中情绪被激起,次日,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改名为光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已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事先备好的黄袍披在装睡的赵匡胤身上,赵匡义和赵普等皆拜于庭下,拥立赵匡胤为帝,众人呼喊万岁。
此时,假惺惺的赵匡胤还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对众人说,“尔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
赵匡胤率兵回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原是赵匡胤的把兄弟,便打开城门接应,禁军将领中仅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率兵抵抗,但还来不及集合
好军队,他便被军校王彦升杀死了。
宰相范质等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早已备好的禅让诏书,宣布柴宗训禅位。
赵匡胤顺利登基,轻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柴宗训被封为郑王,由于赵匡胤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之藩镇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
柴荣最信任的部将成了柴氏政权的篡权者,不过,赵匡胤算有点良心,他登基后给柴宗训封王,并给了柴氏家族“丹书铁券”。
第二种状况,诸侯王做大做强,拥兵自重,占有重要封地,有经济来源,而且有统兵的经历和经验,特别是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属下将领,这样的诸侯王,极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巨大威胁。
历史上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个是抢夺皇权没有成功的例子,另一个是抢夺皇权成功的例子。
先说第一个例子,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一方面封了有大功的异姓王,另一方面,他又分封刘氏子弟为王,镇守各处要地,作为巩固帝国的屏障,而到刘邦晚年,大部分异性王都被杀了,而其封地却让刘氏子弟管理,这导致诸侯王越做越大,诸侯王在封国内享受着政治、军事、经济上相对独立的权力,而其权力与之前的异姓王相比毫无逊色,到文帝、景帝时,诸侯王的权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吴王刘濞,他在封国内掌兵权,为所欲为,甚至在封国内开矿造钱,煮盐获利,这是对中央政权的挑衅。
刘濞是刘邦的亲侄子,勇武好战,在刘邦平定英布之乱时立下大功,受封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吴国属于诸侯国中地域较大,实力也较强的。
刘濞与汉景帝还有仇恨,在景帝还是太子之时,一次下棋时与刘濞的儿子发生冲突,失手打死刘濞的儿子,刘濞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后来的叛乱,可能也与此有关。
诸侯王在封国内的权力太大,已经表露出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管辖的迹象,开始威胁到皇权,此时,御史大夫晁错上书《削藩策》,强调:“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
不削,其反迟,祸大。
”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先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夺吴王刘濞的一些封地,吴王刘濞十分不满,便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
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西进。
汉景帝听从原吴国丞相袁盎的建议,杀了晁错,试图让叛军退兵,但是,晁错被杀后,叛军并没有退兵,反而气势汹汹继续推进,汉景帝只好应战,他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起初,叛军势力占优,但周亚夫是能征善战的老将,且其统领的是战斗力比较强的中央军,三个月后,周亚夫通过断敌粮道的方式把七国联合的叛军击败了,之后,汉景帝全面推行“削藩策”,剥夺诸侯王在封国内的特权,诸侯王从此没有兵权,且在政治上要听命于中央政府任命的国相。
汉武帝时期,刘彻听从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诸侯国权力再度收到削减,再也无法威胁到中央了。
诸侯王的做大做强对中央势必产生威胁,刘濞领头七国造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幸好,当时景帝还掌控着中央的兵权,并有老将周亚夫等辅佐,才能顺利地平定叛乱。
可见,对付诸侯王叛乱,由有威望有统兵经验的将军带兵平叛是非常关键的,有老将辅佐,是皇权稳固的关键。
晁错上书《削藩策》
第二个例子,在明朝,建文帝就没有汉景帝那么幸运了。
历史事件很相似,朱元璋和刘邦一样,为御虏防患,在位期间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其中,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的嫡孙朱允炆继皇帝位,当时,功臣宿将几乎已朱元璋被诛杀殆尽,北方军事均由诸王主事,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燕王朱棣、周王朱橚,以及齐、代诸王均拥兵自重,为所欲为,置国家律法于不顾,中央政府面临着极大危机,
朱允炆的近臣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削藩的计划是由弱到强,燕王势力大,暂时不动,于是,拿其弟周王下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其余皆被废为庶人。
接着,朱允炆开始对燕王动手,他下旨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谢贵控制北平,令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的防范。
对局已经展开,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燕使邓庸至都城,被齐泰下狱审讯,朱棣将举兵谋反的消息坐实,朱允炆下令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
张信原为朱棣旧部,遂降朱棣,朱棣装疯,用计擒杀张昺、谢贵,令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攻夺北平九门,占据北平。
有北平做根据地,朱棣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战事的第一阶段,朱棣军进展很顺利,因北方诸将多为朱棣旧部,朱棣军很快攻下通州、蓟州、怀柔等城,朝廷将领宋忠等战死。
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被朱棣军所袭,之后再战,朝廷军又败。
第二阶段是拉锯战。
朱允炆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调兵50万伐燕,筑垒九门,围攻北平。
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增。
李景隆乘虚攻北平,朱棣长子朱高炽尽力守城,李景隆无法攻破。
燕王军自大宁返回后于郑灞大破李景隆军。
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之职,以延缓燕军的进攻。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于白沟河再次战败,燕军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军久攻不下,只好撤离。
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燕军大败,主将张玉战死。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
三月,燕军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在藁城打败吴杰等,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
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朱棣虽胜多败少,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在增加,双方相持不下。
第三阶段,朱棣军攻陷南京。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内臣自
京师传消息向朱棣告密,称南京空虚,朱棣遂改变战略,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亲率军队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建文帝派遣庆成郡主至燕军,乞割地求和,燕王不准。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带水师降燕,燕,燕军渡江攻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投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是死是活,成了悬案。
朱棣玩了几次假拒绝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称不承认朱允炆之位,而是继明太祖朱元璋之位。
之后,朱棣吸取强藩起兵夺取皇位的教训,着力撤藩。
朱棣
朱允炆败在三个方面,一是错用了没有大才、没有统兵经验的黄子澄为兵部尚书,也错用了齐泰为太常寺卿,听了他的馊主意;二是朝中无大将,李景隆等根本不是带兵的料,纸上谈兵,遇上能征善战的朱棣,必败无疑:三是朱允炆犹疑不决,行动迟缓,削了好一阵子的“小藩”,让朱棣有了充分时间准备,如此让雄才大略的朱棣有时间准备反叛,建文帝岂能不败?
第三种状况,皇帝年幼,外戚掌朝政,特别是外戚掌控了兵权之后,皇权实已名存实亡,外戚权臣利用掌兵权之机窃取皇权,皇帝也就无法再当下去了。
西汉末的王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王莽所属的王氏家族是西汉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过大司马,而在王氏家族中,王莽是生活最为简朴,为人最谦恭的,最能勤奋学习,也最能博取好名声的,他对外结交贤士,对
内侍奉叔伯,声名远播,众口称赞。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为官,30岁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了皇帝的侍卫近臣。
此后,王莽非常巧妙地一步步前进,快速迈上官场高阶,逐步靠近权力中心。
王莽
其一,王莽盯着他的叔父、患病的王根的大司马职位,着力想抢到此高官之位。
当时,他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正担任掌管禁卫军的卫尉,成了王莽的强硬竞争对手,因为淳于长被认为是接替王根的最佳人选。
王莽为了扳倒淳于长,积极秘密搜集淳的罪行,并向大司马王根报告,他说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王根得到回报后立即向太后报告,王太后便让汉成帝罢免了淳于长并将其杀死。
王莽如愿以偿,王根病重时举荐王莽代替其大司马之位。
其二,王莽执掌朝政,清除异己,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力。
汉成帝、汉哀帝相继去世,王莽获得众臣推举,被王太后诏命为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
大权在握之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并由自己代理朝政,王莽此举获得了朝野的一致支持。
其三,王莽执掌朝政之后,排斥异己。
他逼迫太后赶走王莽的叔父王立,拉拢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免其官职;以各种罪名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
内太守赵昌等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
同时,王莽培植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重用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
朝中要员,几乎都是王莽的人。
其四,王莽授意大臣们向王太后提议像表彰霍光一样表彰王莽。
大臣们上奏皇后,认为王莽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太后以奏下旨,而王莽假装推辞,要求先封赏他的同僚,之后他便接受了“安汉公”称号,此后,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四人位居三公上,成为朝中“四辅”,掌揽朝廷大权。
其五,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瓜分他的权力,借机诬陷并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并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他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
其六,王莽成皇帝岳父,之后并封“九锡”。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第二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
之后,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建市场、粮仓,并为学者建造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博取儒生的拥戴,而数十万民众、诸侯、王公、宗亲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
其七,王莽成为“假皇帝”。
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病重,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第二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其八,王莽镇压反对派,巩固政权。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东郡太守翟义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赵明等也造反,王莽一方面模仿《大诰》著文表示将归皇位于孺子婴,另一方面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此时,开始想称帝。
其八,王莽公开篡权,成为真皇帝。
王莽利用献符命的人献上金
匮策书至汉高祖庙,书中称莽为真命天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成为“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
王莽终于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这也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所谓的“符命”禅让而作为皇帝的先河。
从24岁当官起,王莽在政治舞台上的进展就一直很顺利,特别是在后来的八年时间内,他从“安国公”到“宰衡”,到“假皇帝”,再到真皇帝,他成功篡位,而且,他篡位篡得很谨慎,也篡得很成功,他是在广受赞誉的状态下抢得了皇权的,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利用外戚家族的强势力量,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谋略,巧妙的耍政治手腕,抢夺了朝中大权,特别是掌控了兵权,最后,可怜的孺子婴和无依无靠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也只能将皇位让他了。
第四种状况,如果有一位权臣是豪门之后,又是强势外戚,且有州官经历,又是的皇帝辅政大臣,同时执掌兵权,而且有勇有谋,且得到朝中众臣的支持,那么,皇权一定会受到巨大的威胁,皇帝也活该倒霉,只剩下“禅让”一条路可走了。
宇文阐遇到了杨坚,就是不得不“禅让”的一个典型事例。
杨坚
首先,杨坚是豪门之后,他的祖上曾经是西汉丞相、东汉太尉和
北魏司马,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正值南北朝时期,杨忠在北周文帝宇文泰时期是西魏权臣,是宇文泰的得力干将,官至柱国大将军,被封为隋国公。
其次,杨坚是军事贵族的亲戚,又是皇亲国戚。
杨坚娶了北周重臣、西魏时的军事贵族“八柱国”之一的孤独信的女儿独孤伽罗为妻;而周武帝宇文邕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聘为皇太子妃,与杨坚成了儿女亲家,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成了皇后,作为宇文赟的岳父,杨坚升任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大后丞等职。
再次,杨坚有地方长官的经历。
杨坚升任大司马之后,宇文赟对其起疑心,想除掉他,有一次杨坚被招入宫中议事,宇文赟交代侍卫们,如看到杨坚脸色有异样,即杀之,而杨坚进宫后神情自若,脸色不变,因而没有被杀,自此,杨坚深知在朝中处境凶险,便向宇文赟请求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宇文赟很高兴,派他去亳州任总管,杨坚借此韬光养晦,他的幕僚曾劝他趁机起事,夺取北周江山,杨坚认为时机未到,暂时在地方任职,等待时机到来。
后来,机会来了,杨坚重新进入朝廷成为辅政大臣。
这是因为宇文赟沉湎酒色,暴虐荒淫,懒得理朝政,他下诏将皇位传给6岁的长子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21岁便当上太上皇,专职退居后宫吃喝玩乐,而小皇帝需要辅助大臣,大臣的意见不一,太后选择了外戚杨坚回朝当辅助大臣。
最后,执掌朝中大权之后,杨坚开始实行其擅权的脚步。
杨坚先拿手握重兵的北周宇文皇室诸王开刀,杨坚找借口将宇文泰的五个儿子,包括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五个藩王全都召回京城,限制住,避免他们割据一方形成威胁。
接着,杨坚继续清楚障碍,宇文泰的外甥、相州总管尉迟迥是北周忠臣,战功显赫,威望很高,以给周宣帝宇文赟会葬的名义征调尉迟迥回京城,尉迟迥感到杨坚在图谋篡位,于是便率先举兵讨伐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相继起兵响应,其它地方的军政要员也纷纷起兵支持,杨坚急命上柱国韦孝宽为主帅,派兵征讨尉迟迥,韦孝宽先在山西沁水打败叛军,最后将尉迟迥围困在邺城,城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