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坛的两个“闽派”

近代诗坛的两个“闽派”
近代诗坛存在着两个联系紧密同时又有重要区别的“闽派”：其一，“闽派”之名在晚清便已喧腾众口，乃诗钟之“闽派”；其二，在清末民初影响巨大，当时却未有“闽派”之名，后称同光体“闽派”。

下文将分别论述。

一、诗钟之“闽派”
诗钟起源于闽中，所作亦以闽人为最工。

此点几乎众口一词，向无异议。

然则诗钟究竟起源于何时，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诚如萨伯森、郑丽生二先生在《诗钟史话》中所说：
上所征引有关闽中诗钟记载，为清道光初至咸丰初约三十年间之情况，因与诗钟之源流及体制有关，故全录原文，以明援据。

先乎此者，资料尚未发现。

是诗钟之有确考年代，只能溯自道光始。

所谓诗钟之名，是时且尚未见，但事实已存在耳。

推而前之，亦不出于嘉庆之间也。

［1］（P243）
清末出现了许多诗钟的刻本，最早刊刻的是闽人郭柏荫。

湖南著名诗人易顺鼎在《诗钟说梦》中写道：
诗钟一事，自国初闽人记载后，至近数十年，乃有传作。

就余所见所闻，诗钟有刻本者，京师则盛伯希祭酒诸君，山东则赵菁衫年文诸君，苏州则李宪之方伯诸君，江南则陈幼莲、郑苏龛（按，即郑孝胥）诸君，湖北、安徽则李篁仙丈诸君，粤西则唐徽卿诸君。

而余则一刻于成都，再刻于苏州。

而最先者，莫如前湖北巡抚郭远堂（按，即郭柏荫）太年丈，其传作有“连白”限第五字云：“海水琴边连竟去，凉风天末白如何?”可谓虚实兼至，情文并茂，诗钟之正宗，闽派之盛轨也。

［2］（P1832）
郑丽生先生也认为：
闽人郭柏荫、沈葆桢以进士官至总督，名位最高。

《郭中丞诗钟存稿》七卷，录诗联2000首，为“诗钟”最早之别集。

［3］（P213）《郭中丞诗钟存稿》刻于光绪七年（1881）。

随着诗钟受到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步扩大，参与者遍布各地。

由于闽人在诗钟领域的特殊地位，到清末便有“闽派”之目。

《诗钟说梦》中有以下几条记载：
比甲辰冬游闽，橐笔依人，佣书多暇。

乃得与陈伯潜阁学（按，即陈宝琛）推襟送抱，酬唱往还。

闽固诗钟国，而阁学实执牛耳。

每数日必有会，每会必十余人或廿余人，皆其邦之名宿也。

余欣然往观，阁学遂邀留入社。

社中非闽人者，惟余而已。

时所发题，为“巷流”二字雁足。

余成数联，有一联云：“秦淮秋禊乌衣巷，晋水春祠碧玉流。

”颇自惬意。

适阁学阅卷，果以此联取置第一。

而其它阅卷者，皆不取此。

亦足以见闽派之别有赏心矣。

［2］（P1834）
南皮师（按，即张之洞）为海内龙门，怜才爱士，过于毕沅。

幕府人才极盛，而四方宾客辐辏。

余与伯严（按，即陈三立）追逐其间，文酒留连，殆无虚日。

其与于诗钟之会者，幕府则杨叔乔（按，即杨锐）、屠竟山（按，即屠寄）、华若溪（按，即华世芳）、杨范甫（按，即杨模）、宋芸子（按，即宋育仁）、汪穰卿（按，即汪康年）、范仲林秋门兄弟辈；过客则文芸阁（按，即文廷式）、曾重伯（按，即曾广钧）、缪小山（按，即缪荃孙）、王子裳（按，即王咏霓）诸君；而闽派如郑肖彭（按，即郑籛）、沈爱苍（按，即沈瑜庆）亦同会集，洵一时之盛已。

［2］（P1831）
闽社又有叶君芾棠，亦称作手。

余最喜其“虫馆”第二唱云：“已虫琴柱知音杳，久馆权门脱颖难。

”虫馆皆实字，而颇难对。

此联竟将虫馆揉成虚字，可谓妙矣。

叶肖韩（按，即叶在琦）联云：“壁虫待蛰秋丝尽，飙馆无悰晚吹哀。

”吐属亦佳。

又记有两卷云：“倮虫惭愧侬为长，旅馆喧嘈客自孤。

”“号虫身世如寒士，解馆宾朋似落花。

”存之，可以略见闽派。

［2］（P2257）
以上三则材料中，甲辰为1904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为1889—1906年，叶在琦的诗钟虽不知作于何时，但叶在琦卒于1906年，均在光绪朝。

可知至迟在光绪年间，诗钟界便已有“闽派”之称。

上举“南皮师”一段，可证明两点。

其一，参与诗钟之会者，除两个闽人外，张之洞是河北人，易顺鼎、曾广钧是湖南人，陈三立、
文廷式是江西人，杨锐、宋育仁是四川人，屠寄、华世芳、杨模、缪荃孙是江苏人，汪康年、王咏霓是浙江人。

此足见光绪年间诗钟流行于多省上层社会之盛况。

其二，参会者中，闽人有两位，易顺鼎便拈出“闽派”之名；四川、湖南、江西、浙江也有两人，江苏更多达四人，然并无“苏派”、“蜀派”、“湘派”、“赣派”、“浙派”之名。

可见，诗钟之“闽派”独树一帜，他省之诗钟创作均未被视为流派。

非但如此，由于“闽派”在诗钟界的巨大影响，当时他省的诗坛名家还有意无意地向“闽派”学习，以期在诗钟之会中能得到更高的评价。

如：
去年在武昌，伯严由南昌来，节庵（按，即梁鼎芬）开诗钟会于湖堂。

会者将廿余人，极一时之盛。

时所发题为“试霜”二字，阅卷者为石遗（按，即陈衍）、陈荔村，皆闽人。

石遗取伯严卷第一，荔村取余卷第一。

伯严卷云：“屡试不售名辈老，十霜共醉酒人稀。

”余卷云：“屡试未登罗隐第，三霜愁听杜陵砧。

”此句用杜诗“三霜楚户砧”典。

伯严之“十霜”虚，而余之“三霜”实，然实者仍不及虚者之佳。

盖其吐属名隽，一望而知为名手也。

节庵诸君皆谓伯严善于揣摩闽派云。

［2］（P2256～2257）
闽派自以弢老为圣手，熙民、肖雅、默园皆名手也。

余于闽派亦颇能揣摩，然不能为纯粹完全之闽派。

［4］（P3211）
这两段提及的陈三立、梁鼎芬、易顺鼎分别是赣、粤、湘诸省诗坛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乐衷于组织或参与诗钟会，易顺鼎和陈三立还自承或被公认为揣摩“闽派”，则“闽派”在诗钟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诗钟“闽派”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论者多推举陈宝琛。

除上述《诗钟说梦》引文中有“闽固诗钟国，而阁学实执牛耳”及“闽派自以弢老为圣手”外，《清稗类钞·文学类》中也有类似记载：诗钟以唱为乐，但颇费时耳。

闽人例作四联，欲多作者，则必作八联而后可，不许少，亦不许多。

易实甫（按，即易顺鼎）每次皆作八联，然不如仅作四联之少而易精耳。

闽派以陈伯潜阁学宝琛为最工，
如《束年》云：“束修自笑羊何瘦，年齿谁怜马又加。

”《群雪》云：“绝群新筑空山屋，犯雪亲拏独夜舟。

”《乞迷》云：“残酒乞邻聊一醉，乱山迷路欲何归?垂暮迷方终不径，忍饥乞食定谁门?”《木安》云：“十年竿木逢场戏，一梦槐安作宦归。

”《炊季》云：“贫有一炊宁断饮，老思群季罢登高。

”《补颜》云：“生际圣朝无补甚，老营陋室自颜之。

”皆冲远深微，诗钟之最上乘也。

［4］（P4012）综上所述，诗钟之“闽派”乃清末实相埒之名称；与此同时，诗坛上还有一个“有实无名”之“闽派”。

二、同光体“闽派”
诗坛上同光体“闽派”形成的时间与诗钟之“闽派”均在清末，然前者之得名却要比后者晚得多。

下文主要探讨同光体“闽派”得名的经过及其与诗钟“闽派”之异同。

欲言同光体“闽派”之得名，必先言同光体之得名。

欲言同光体之得名，不得不引闽人陈衍之言：
丙戌（1886年）在都门，苏堪（按，即郑孝胥）告余：“有嘉兴沈子培（按，即沈曾植）者，能为同光体。

”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5］（P121～122）
则同光体之名创自闽人陈衍、郑孝胥，其时不晚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

同光体在近代各诗派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这一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而闽派又是同光体中当之无愧的重镇，却长期以来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

从近代诗坛注意到闽人的创作到同光体“闽派”的得名经过了较长的历程。

较早谈及同光体内部诗风差异的还是陈衍。

他在民国二年三月发行的第一卷第七号《庸言》杂志上将同光体分为“清苍幽峭”与“生涩奥衍”两派，并说前者“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后者“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5］（P1275）。

此段文字十分重要，实是目前通行的同光体“闽派”、“赣派”、“浙派”三分法之滥觞。

此后，金天羽较早以地域来观照近代诗歌，他在《与樊山老人论
诗书》中认为：
有清一代，诗体数变。

渔洋神韵，仓山性灵，张、洪竞气于辇毂，舒、王骋艳于江左，风流所届，遂成轻脱。

夫口餍粱肉，则苦笋生味；耳勌筝笛，斯芦吹亦韵。

西江杰异，瓯闽生峭。

狷介之才，自成馨逸。

［6］（P792）
此处以“西江”与“瓯闽”对举，已可体会出按地域区分诗歌流派的意味。

至于“狷介之才”所指为何人，还需证以下面二则材料：执事之诗，体素储絜，孑然松桧之干，性之狷者也；而天翮颇邻于狂，然言虽博侈，至崇奖孝义，矜厉名节，惄然见治乱兴亡之几，差不戾于古庄、马诸子。

［6］（P794）
盖天翮喜昭旷闳伟之作，而执事爱冲夷郁栗之体，性之所毗，狂狷之所由异也。

诗贵通方而忌守常，自与执事相论议，彼此皆有弦外之音，天翮既闻教矣；此后诗境，必更变化，蛇蚹蜩翼，蜕而愈新，以副厚意。

［6］（P799）
在这两封致郑孝胥的书信中，金天羽皆明确指出郑氏之“狷”，则“狷介之才”即使不是专指郑孝胥，至少应该包含郑孝胥。

那么在金天羽看来，郑孝胥应该是“瓯闽生峭”的代表人物。

到民国后期，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提出“闽赣派”，并说“亦即《石遗室诗话》所谓同光派也”。

这是近代闽诗第一次与流派结合在一起正式被提出来，而且是出现在精心结撰的学术论文中。

汪辟疆对同光体诗人的地域分布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后，标举出“闽赣派”而不是“赣闽派”，文中列举了闽中众多诗人后又说“八闽多才，于兹益信”［7］（P300），可见他对闽赣二省诗人的总体成就，还是有所轩轾的。

一九五九年，曾克耑先生发表了《论同光体诗》，文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山谷先生的诗，虽然有江西诗派图的传布，但他的流传，远不如东坡先生的广。

明代简直不受欢迎，到了清代姚姬传指出山谷诗可为做俗诗湔涤肠胃，这才稍稍被人重视。

同光派在朝的祁春圃曾涤生虽都推重他，但张孝达便昌言反对黄诗，他有“如佩玉琼琚，舍车行荆
棘”的句子。

他只尚典雅，不求高古奇崛，所以他是深懂黄诗的。

此外如肯堂先生沈子培袁爽秋都是走这派的人。

有人说闽派诗是学黄诗，这真是胡说，福建诗人除了林寿图（颖叔）晚年学黄以外，其它都和黄不近。

我以为闽派巨子海藏沧趣都是奉荆公为宗祖的，并不近黄门也。

［8］（P10）
其实在同光体中最出色当行者还是荆公。

海藏曾说宋以来之为诗者虽不敢问杜，总要在韩门走一过，我以为同光派诗人除了山谷信徒之外，学韩纵学不到，也总要在王门走一遭。

因为宋诗如东坡失之滑易，黄诗又过于艰涩，在滑涩中间找一条比较易走的路，还是荆公。

荆公古诗学韩，七绝几于在唐绝句外自成一格，古人所谓深入浅出，惟荆公足以当之，宜乎自海藏一提倡而学他的一天多似一天，尤其是闽派诗，简直可以说是荆公派。

海藏学荆公的弛纵处，沧趣学荆公的凝敛处。

闽人讲才气的多半学海藏，功力深的多半学沧趣。

这是很明显的路数。

严几道批荆公诗以为他的诗是具有政治见解的政治家的诗，反观苏黄不过是诗人之诗而已。

［8］（P12）
这两段三次提到“闽派”，这是目前笔者所见的学术论文中最早标举同光体之“闽派”者。

此时，上距陈衍、郑孝胥提出“同光体”已七十余年，而距离陈书、叶大庄、陈宝琛等闽派早期诗人创作同光体作品更已近百年。

同光体“闽派”在“实至”近百载后，终于“名归”。

但此文发表于香港刊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内陆研究者无法看到，所以文章的影响不大。

一九八一年，钱仲联先生发表了《论“同光体”》［9］（P111～134），明确将近代同光体诗歌分为闽派、江西派和浙派，由此正式揭橥近代同光体诗歌内部三个流派之名。

由于钱先生诗学精湛，在学术界威望素著，此文发表后影响深远，其同光体流派划分的观点至今被奉为圭臬。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同光体“闽派”与诗钟之“闽派”有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

首先，从地域上看，两个“闽派”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闽中人士，亦即现在的福州地区。

因此，“闽派”之“闽”是指闽中福州，而不是指八闽福建。

从这个意义上说，汪辟疆的“八
闽多才”虽然没有说错，但还不够准确。

其次，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闽人诗钟创作的兴盛促进了近代闽诗的繁荣。

当时最通行的诗钟体式相当于七言律诗的中二联，近代闽中诗人从小开始就浸淫在浓烈的各类诗钟活动氛围中，对于遣词造句、使事用典、提高诗艺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再次，许多同光体“闽派”诗人本身就是诗钟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行家里手。

而陈宝琛，更被公认为既是诗钟“闽派”之代表人物，又是同光体“闽派”的代表人物。

最后，两个“闽派”均绵延百余载，直到当代都还有知名作手在从事创作。

陈海瀛先生乃现当代诗钟的重要作手，至1973年谢世，得享九十二岁高龄。

同光体“闽派”方面，当代的代表人物则是女诗人刘蘅。

作为同光体“闽派”重镇何振岱的弟子，刘蘅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在从事诗歌创作，1993年结集出版了《蕙愔阁诗词》。

当然，两个“闽派”也有一些差异，不容混淆。

其一，诗钟之“闽派”形成要早于同光体“闽派”。

前引《诗钟史话》中指出“诗钟之有确考年代，只能溯自道光始”，自然要比“同光”早。

我们再从各自代表人物的年辈来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除了上引郭柏荫已被易顺鼎誉为“诗钟之正宗，闽派之盛轨”外，沈葆桢的诗钟创作也屡屡被人称道：
吾乡先辈每燕闲，拈题为绝句，推二人甲乙之，集其稿为“击钵吟”。

其嵌二字成一联，则目为“折枝”，即世称“诗钟”者，盖亦滥觞于百年中，郭远堂先生、沈文肃公（按，即沈葆桢）、林锡三丈皆喜为之。

［10］（P340～341）
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时，公余集朋僚为诗，刊有《船司空雅录》，亦常作“折枝”，则无有结集。

而沈氏作品，如“雪天裘被分朋辈，平地楼台待子孙”、“子弟不叨门第荫，华夷来问起居安”、“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吐属不凡，极切身分，非揣摹矫饰者所可同日以语也。

窃以沈公之作，允推“诗钟”宗匠，无烦引林公（按，即林则徐）为重也。

［3］（P213）
沈爱苍尝为余言，其先德文肃公为船政大臣时，署中宾客及署外各局厂委员皆用文士。

每公事毕，即拈题限字，夜刻烛若干长为度。

一夕拈“白南”二字雁足为题，构思竟夕，苦无佳句。

至鸡声报晓，忽得一联云：“一声天为晨鸡白，万里秋随朔雁南。

”以文肃之政事勋业，而所嗜好者，仍不免文人结习。

爱苍所诵文肃佳联甚多，惜余不能记忆。

他日当详问之。

［2］（P1832～1833）
郭柏荫生于1807年，沈葆桢生于1820年，而同光体“闽派”重要作手中最早的陈书生于1838年，年辈上整整相差一代人。

其二，诗钟之“闽派”得名甚早，而同光体“闽派”得名较晚。

此点已如前述，自不赘。

换言之，近代著作中若有言及诗坛“闽派”者，则专指诗钟之“闽派”。

此后几位重要诗论家相继用“闽派”指称闽地诗歌创作，究其原因，一是理论批评的需要，二是诗钟渐衰而诗歌方盛，固是风会使然。

参考文献：
［1］萨伯森.萨伯森文史丛谈［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
［2］易顺鼎.诗钟说梦［J］.梁启超.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庸言［Z］.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郑丽生.郑丽生文史丛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4］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陈衍.石遗室诗话［J］.梁启超.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庸言［Z］.北京：中华书局，2010.
［6］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汪辟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邝健行，吴淑钿.香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粹·诗词曲篇［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3.
［10］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