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见的大明年制.....、大明年造款及其它款识

不多见的大明年制.....、大明年造款及其它款识“供御”与“进盏“款
宋代福建建窑茶盏或窑具上的款识。

其所产黑釉茶盏的外底有阴刻“供御”、“进盏”字样；窑址所出圆形垫饼的垫面上，亦印有阳文反书“供御”、“进盏”等字。

建窑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是宋代新兴的生产黑釉瓷的窑场之一，北宋后期出于其所产的黑釉盏适于斗茶，一度大量烧制，带有“供御”、“进盏”款的茶盏是专为当时宫廷生产的斗茶用具。

清末寂园叟《陶雅》载：“兔毫盏......底上偶刻有阴文“供御’楷书二字。

”《建瓯县志》也载：“唯池墩衬水尾岚堆积该碗打破之底，时见“进盏”两字，是阴字模印、楷书苏体。

亦偶刻有“供御”两字者、似刀划的，字迹恶劣。

”文献记载与窑址调查发掘出土有“供御”、“进盏”字样的垫饼和盏底是相符合的。

钧窑数目字款
传世宋代官钧窑瓷器及窑址出土的宋代官钧窑瓷器标本上，都曾见到数目字款。

这类器物是北宋时期专为官廷烧造的陈设用瓷，器形有花盆、盆奁、鼓钉洗、出戟尊等。

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质地优良，制作精细。

数目字多阴刻于外底，从“一”到“十”都有。

以往古陶瓷著作如《南窑笔记》、《陶雅》、《饮流斋说瓷》等，对数目字的涵义和用途做过种钟推测，如《南窑笔记》云：“有一、二数目字于底足之间，盖配合—副之记号也......”《饮流斋说瓷》云：“均盆与盆连(奁)、其底必有数目字，红紫者单数，青蓝者双数......”但通过对传世品和窑址出土物进行排比研究，发现以往的推测皆不正确，数目字实际上是起表达同类器物尺寸大小的作用，即数日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一”是同类器物中尺寸最大者，“十是最小者。

“官”与“新官”款
这两种款识均为刻划款，书体有行、楷、草数种，以行书为多，主要见于晚唐至北宋时的白瓷上。

五代耀州窑和越窑青瓷上以及辽代赤峰缸瓦窑遗址出土的匣钵上也有刻划的“官”字款，出土的垫柱上有刻划的“新官”款。

自1949年以来，在辽宁、河北、北京、湖南、浙江、陕西、河南、内蒙等地的晚唐、五代、北宋、辽代墓葬或遗址中，出土了100余件刻有“官”或“新官”款的白瓷。

另外，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城遗址中发现同类器物，中、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品中也有若干。

比较重要的发现如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浙江临安五代钱宽墓、陕西西安火烧壁唐代遗址、河南巩县宋咸平三年太宗李后陵等。

持别是西安火烧壁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一次出土33件“官”款白瓷，是出土这类瓷器最集中的一次。

“官”或”新官”款白瓷的造型以盘、碗、碟最为多见，另有少量瓶、壶、罐、盏托、笔掭等，绝大部分作品是施釉后入窑前将铭文阴刻于外底，只有少数几件是在露胎的底部直接刻划的。

经过窑址探察，目前只在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过“官”款白瓷的标本、而辽代烧造白瓷的赤峰缸瓦窑遗址虽出土过带“官”、“新官”款的窑具，但未发现带这两种铭文的瓷器标本。

因此，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官”、“新官”款白瓷均为定窑产品。

此类产品，有人认为出自定窑从唐代上贡至北宋中期接受朝廷订制这段时间。

“官”、“新官”款白瓷是定窑白瓷中的精品，特别是盘、碗、碟类器物，以模仿同时代金银器造型为主，多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技法，有的还在口、足部镶包金、银扣。

《续资治通鉴》卷百十九景三年八月己酉昭云：“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

”达说明金、银扣瓷器在当时是一种由中上层阶级享用的高档商品。

考古资料表明，“官”、“新官”款白瓷往往一同出土，因此，两者并无时代先后的区别。

从数量上看，“官”字款者占绝大多数。

至于“官”、“新官”款的涵义，由于宋、辽、金时
的铜镜上亦见有刻划的“官”字，如“朔州马邑县验记官”、“东平府银事司官”等，且“官”字下都刻划签押文字，因此，瓷器上的“官”、“新官”亦应是“官样”之意，即是一仲押记，表明是官府订烧之器。

“天”字款
主要见于成化斗彩罐上。

这种罐可分为长圆腹与矮圆腹两式。

外底施白釉，中心以青花料写一楷书“天”字，款外无边栏。

其纹饰有瓜地行龙、香草龙、海水龙、海马、海象、缠枝莲、缠枝莲托八吉祥等。

其盖分为两种，一种平顶无钮，一种盖面隆起呈伞状，盖项有宝珠钮。

“天”字笔划均衡，起笔、住笔自然有力，全字显得一气呵成，毫无停滞。

已故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总结的“天”字款歌诀为：“天字无栏确为官，字沉云浅褐边。

康雍仿造虽技巧，一长二短里俱干。

”成化斗彩天字罐的名气很大，明代万历、清代康熙、雍正时均有仿制品。

康熙、雍正时景德镇官窑仿制品院斗彩器外，还有青花制品，但目前未见有成化青花天字罐。

这类仿品除款识字体不及成化斗彩天字罐上的挺拔有力，其器形也有差异，腹部或很大或过于扁平，显得笨拙。

另外，所用青料和釉上彩料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