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作者：刘先福
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01期
[摘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种发生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活动，更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输入。

由于翻译人员及读者的认知并不相同，翻译过程具极具主观性，因而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时，会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对原作品的改写，从而客观上造成对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

文章从认识语言学视角出发，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学作品翻译为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着重分析了翻译人员针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异，采用了归化策略进行改动，从而达到对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强势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1-014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1.069 [本刊网址]http：//
语言具有承载文化的重要功能，而文化则是语言的发展源泉，二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人类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离不开语言的记录与传承，可是离开文化的语言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语言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才能生存。

语言蕴含于文化之内，并被文化所影响。

确切的说，翻译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的过程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是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形式向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形式转换的过程。

不同民族在认知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为语际翻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因此，认知语言学的出现使语言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如此，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翻译的发展，使其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以下将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展开研究，从多个方面阐述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出现了认知语言学，如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不仅出现于文学领域、翻译领域、外语教学领域，而且还促进了我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显著发展。

在认知语言学中，无论哪一种语言形式都要求我们根据一定的依据进行解释。

无论是常规语言现象还是非常规语言现象，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人们的认知。

关于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的研究已经开展了三十余年，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如下的三个方面：第一，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研究；第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实践；第三，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教学。

学者王寅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翻译
观。

在这一观点中，处于体验状态中的认知主体具有多重互动性，该性质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认知基础，译者需要全面理解源语语篇所要表达的涵义，并通过目标语言将这种涵义再现出来，目标语应当善于表现原作者所描绘的认知世界。

二、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翻译”首次出现于社会学领域，在《我们自己与他者》这篇文章中，作者埃德蒙·里奇阐述了“文化翻译”的概念。

从本质上而言，文化翻译是指从文化研究视角对翻译进行考察，试图针对不同民族在文化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展开研究，从而发现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规律。

一句话来概括文化翻译，即站在文化视角研究翻译。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学术界掀起了文化批评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浪潮，推动了很多学者开始站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问题。

Holz-Manttari率先用“跨文化合作”的称呼来代表翻译；Lefevere将翻译称之为“文化交融”；而SneH-Hornby则认为翻译更确切来讲，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同时他还认为，所有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不应该坚持“唯科学主义”观点，文本不是翻译单位，文化才是翻译单位，文化概念开始出现在翻译理论研究。

“文化翻译观”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信息：第一，翻译属于跨文化交流，而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形式的转变。

第二，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跨文化交流提供重要条件，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来实现，因此翻译更确切说是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是一种利用目标语展现源语文化活动的行为。

第三，文化移植以及文化的交融是翻译的主旨，翻译的对象是文化。

翻译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被后殖民主义文化观所影响，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之下，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文化抗衡”现象。

后殖民主义观点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强调应提高弱势文化的文化地位。

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兴起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它强调翻译是随着殖民文化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是殖民主义国家用来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体现了处于强弱两种不同地位的文化在交融过程的不平等性。

通常情况下，翻译并不出现在两种力量相当的文化之间，它只会出现在力量不均的两种文化在交融过程中，弱势文化总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

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英美文化为例展开分析，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来阐述翻译领域中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入。

由于译者与创作者在认知上存在差异，双方所在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译者在翻译作品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各不相同。

以下将以《红楼梦》的英译过程为例来阐述中英文化如何影响翻译的。

《红楼梦》的英译全本一直到现在也只有两种，且全部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

英国汉学家霍克斯与我国学者杨宪益的译本分别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我国学术界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译本展开了很多研究，其中以崔永禄教授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他的观点是：“霍克斯的译本在传达艺术信息与主题信息方面表现突出，该译本的艺术性比其他译本高出许多，但是该译本传递文化信息时却表现出一种倾向性。

首先，
霍克斯的译文中反映出的某些问题具有普遍性，不是个别现象；其次，包括霍克斯在内的很多西方人翻译中国以及其他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的作品时都会不同程度的表现出这种倾向，我们需要关注这一点”。

举例来说，霍克斯译本中对“红”的处理便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红色比其他颜色更能够刺激到人的眼睛，所以红色最容易被人感知；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早期文化中对太阳、火等红颜色的事物表现出崇拜之情，因而红色的事物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对红色具有特殊的情感，红色代表着喜庆，红色代表着希望。

中国人崇拜太阳，也因此崇拜太阳的颜色——红色，他们利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对太阳的崇拜，渐渐地，红色便被赋予了喜庆的内涵。

随后，红色喜庆的内涵逐渐扩展为吉祥、美好、繁荣和幸福等多种涵义。

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红色是革命的象征，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而这一涵义也应当被划人褒义的范畴。

在英国人的认知结构中，红色通常为贬义，具有褒义涵义的情况很少，英国文化中的“red”常常与鲜血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人眼中，血液属于生命之液，如果出现流血的情况，生命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西方人常常用“Fed”来代表流血和残暴。

此外，经济领域中的亏损也常常用红色表示。

由此可见，摆在霍克斯面前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红色”，他用“The Story of the Stone”作为译本的名称，巧妙避开了“红”字，而且在整部小说中也尽量避开了“红”字的使用，以免因为中西方认知结构的不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无论怎样，译者必须直接面对“红色”，尽管霍克斯分别从汉英两种不同语言的角度比较了“红色”的不同文化内涵，可是他却将“怡红院”翻译为“Court of Green Delight”，用“Green Boy”代表“怡红公子”。

我国学者杨宪益选用了与霍克斯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他在处理中国特色文化现象时与霍克斯的做法完全不同。

他没有破坏原著中关于“红色”的使用，他将“怡红院”翻译为“Happy Red Cou rt”，将“怡红公子”翻译为“Happy Red Prince”，依然保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使用者在认知上的差异，翻译过程可能会导致部分信息失真，被强势文化所控制。

上文中霍克斯选择的翻译策略便代表了一定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作品时也会表现出这一倾向，即强势文化国家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常会出现改写弱势文化国家作品的行为。

这些改写既表现为某一字词的改写，也可以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改写。

三、结束语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施者，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分析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同时以《红楼梦》为例阐述了翻译领域中不同的认知，并详细分析了处于强势文化地位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文学作品时的改写，体现了对强势文化的迎合。

（责任编辑：桂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