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与免疫

抑郁与免疫（综述）
关键词：抑郁免疫神经内分泌淋巴白细胞免疫系统心理年龄
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心理、内分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从整体上看其与机体的内稳态及环境的适应有关。

内稳态自身的失调或由外界(心理因素或病毒感染等)导致的失调都会使机体进入疾病状态。

过去及现在对抑郁症的研究都显示；抑郁发作时伴有HPA、HPT等轴异常，所以，不难推定免疫功能异常也应是其表现之一；再者，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功能之间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如它们均与机体的防御和适应有关,均参与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中枢神经系统是人的情感、个性和自我防御机制存在的场所，而免疫系统也有类似的作用，如区分自我与非我，低抗入侵以保证自我的统一性；二者均有识记、再认及信息传递的功能。

因此，作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抑郁症伴有免疫功能改变是可理解的。

关于抑郁病人免疫功能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多篇文献报告。

尽管研究者对其结果及其解释意见尚不统一，但却已显示出潜在的临床及理论土的意义。

本文拟对目前的发现加以综述，就其临床及理论上的意义加以探讨，并提出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策略。

一、抑郁症时的免疫的能异常
1、细胞计数及T细胞亚群的改变许多疾病过程中都伴有淋巴细胞数目的改变，如T H的改变是HIV一血清抗体阳性个体出现AIDS 临床症状的先兆。

共有七项研究计数了白细胞数，其中二项报告增加；八项研究了淋巴细胞总数，但仅二项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相比下降；六项研究检查了中性粒细胞数,其中两项发现了降低。

九项研究检查了T淋巴细胞计数，但仅Schjeifer等【1】在一组急诊抑郁症中发现了下降；四项研究了T细胞分类，仅一项发现了异常。

Darko等[2]发现T H/T S比例升高；六项研究了B淋巴细胞数，但仅Schjejfer在一组住院病人中的研究中发现了异常。

2、对免疫细胞功能的研究十四项研究了致裂原诱导的淋巴
细胞转化实验(P-HA、ConA、PRW)，其中六项发现了下降，七项研究未发现异常，一项PHA诱导的“淋转”上升。

七项研究检测了NK细胞活性[3]，其中五项下降。

3、抑郁亚型与功能异常有几项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间题，如Cosyns[4]在1989年的研究中发现，最严重的抑郁类型，免疫功能的障碍也最突出。

许多研究中发现,高得抑郁程度(用量表得分来表示)与免疫功能的下降相关。

4、年龄与免疫功能异常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内因性抑郁在老年住院病人中更常见。

假如免疫功能障碍主要出现在内因性抑郁病人，那么免疫功能异常应与年龄和抑郁程度相关。

1989年，Scheifer 的报告前5年的研究中样本量均数较小，但多数在未治抑郁症与正常对照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淋转”下降。

而在老年和住院病人中作的研究差异更显著，这说明年龄或/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可作为独立的因素影响免疫功能。

有人对报告有阳性结果与阴性结果的研究加以对比分析后发现，阳性结果研究中，病人的平均年龄比阴性发现的平均高10岁，且阳性发现组病人的年龄与其他研究者报告的内因性抑郁病人的年龄相近。

Schlerifer1985年首先报告了阴性结果,但他用的是门诊轻症病人。

1989年他又一次报告了阴性结果上[5]，在他的病人样本中，年龄仍较轻。

但他同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淋转”下降。

在40岁以上病人组较对照组免疫功能的下降更突出，病人组T H下降也更突出,抑郁的严重程度与淋转所检查的免疫功能呈负相关。

以上可见,尽管目前报告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免疫功能异常在年老的重症抑郁病人可能更为突出。

二、肿瘤与抑郁
1、相当多的资料证明，癌症病人普遍存在情感障碍。

而抑郁症又是继发于癌症的最普遍的心理障碍。

功能状态接近正常人的癌症患者其焦虑与抑郁状态明显比普通内科的病人要高据国外的统计：普通人口中焦虑状态者占2%-5%，综合性医院的住院病人中占5%-10%，门诊病人中占9%-14%。

我国人群中抑郁症状发生率在15.1%-22.5%；但
癌症患者中的焦虑和抑郁分别高达45%、48%，也有报道在30%-60%之间，而且其中大部分癌症患者的功能状态接近或相等于正常人。

癌症患者发生抑郁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如无能力应对癌症的诊断、人格因素、亲友和社区支持不足、不愉快事件发生、丧失生活能力等。

患病前的情感障碍史（特别是抑郁症）是癌症病人易继发抑郁症的首要原因：无能力应对癌症诊断的病人，1年后出现抑郁症的可能很大；那些有宿命——悲观性格的病人，在患病后较短时间内即可出现抑郁症状。

临床上经常看到，肿瘤病人往往因心理压力的困扰而使生存质量下降，甚至病情恶化。

事实上，癌症抑郁症病人的生存质量是很差的。

研究分离培养的乳癌细胞，发现处于抑郁期的病人，其杀伤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毒性很低。

抑郁症可以加速癌症的发展。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肿瘤的治疗也是如此，因此对肿瘤病人进行适当的精神治疗是必要的。

2、抑郁与免疫
已经知道，肿瘤人群中的抑郁症发病率高，抑郁会加重免疫功能紊乱。

同时，抑郁可诱发或促发躯体疾病，加重躯体疾病的痛苦，使治疗更加复杂，影响治疗效果。

抑郁与胃肠功能：痛苦和无助时，可抑制结肠的动力并减少黏膜的血流量。

急性精神应激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对胃肠、心血管、内分泌等系统的运动调节，长期应激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目前对于免疫机制的认识，已肯定强烈的情绪反应可以改变机体的免疫防御反应，而免疫防御能力的抑制可以促使肿瘤发生。

有研究发现，肿瘤发展的早期就己有B细胞的抑制导致肿瘤扩散。

T细胞活性的抑制后它不能识别与畸变细胞接触的抗原，进而杀灭，而导致肿瘤的发生，引起灾难性的结果。

在癌症的发病研究中发现，心理、社会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致癌物质、放射线、遗传物质或病毒感染等构成了癌症的病因，认为其心理与肿瘤发展的过程如下：（1）大脑的主导作用：强烈、持久的负性心理刺激或冲突使大脑电场不断发生某种“短路”，发生错误的编码，导致细胞突变造成癌肿。

（2）内分泌失调：造成血清神经递
质的深度变化。

（3）免疫监控失调：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免疫监控能力，可以及时识别癌变细胞，并进行杀灭或进行抑制，虽然某些致癌因素可以诱发细胞癌变。

但并不会出现癌症，只有当免疫功能受损，免疫监控失调时才有可能产生癌症。

3、免疫与肿瘤
神经免疫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免疫功能的变化与神经、精神的活动是相关的，其可能机制为：（1）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改变，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活动异常。

（2）血清神经递质深度的变化。

（3）睡眠结构的改变。

（4）与心境紊乱相关的大脑结构异常等等。

4、肿瘤、抑郁与免疫
对癌患者抑郁情绪和T细胞与NK细胞活性关系的研究发现：病人抑郁的严重指数与T4/T8之间有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T3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病人的抑郁严度越高，抗肿瘤的免疫功能越差。

34例肿瘤并发抑郁患者的免疫指标变化，包括T细胞亚群、K比例、免疫球蛋白水平等，结果发现肿瘤病人的CD3、CD4、CD4/CD3比值明显下降，CD8明显增高，免疫球蛋白及NK比例均下降。

经抗抑郁治疗4周后，其CD3、CD4、CD4/CD3比值、免疫球蛋白水平及NK比例显著升高。

说明抗抑郁治疗对改善肿瘤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有益。

Evans等研究了抗抑郁药对癌症病人生活适应能力的改善作用，发现充分接受治疗的患者抑郁症状显著减轻，生活适应能力提高，而未接受治疗或治疗不充分者，则无改善。

再次证明了神经精神因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提示在临床上抗抑郁治疗对改善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有相当的意义。

5、从精神免疫学看肿瘤的防治措施
癌症的发病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不论化学致癌物质、放射线、遗传素质或病毒感染都不能单独引发癌症。

只有当免疫功能受损，同时多种致癌因素通过使正常细胞基因出现突变，形成癌细胞而且不受抑制的无限生长才会产生癌症。

心理紧张状态的长期存
在，伴有明显的抑郁、失望、焦虑表现时，这种情况便为给肿瘤的发生提供一个重要的条件-免疫功能低下-免疫监控失调。

因此，对肿瘤的治疗除了手术、放疗、化疗以外，增强免疫治疗不可少；及时发现与治疗抑郁症、调整心态、社会关怀也不可少。

许多带瘤长期共存和癌肿自然消退的病例是最好的典范。

三、理论和临床价值
1、免疫功能与健康的保持与疾病的发生有关，抑郁症病人免疫功能降低,预示着病人患躯体疾病的机会增多。

很多研究者发现抑郁症病人NK细胞活性下降，有证据显示，NK细胞活性与机体对病毒感染和肿瘤的免疫关系密切。

目前已知[9]，精神病人患躯体疾病的机会确较正常人高，包括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

关于肿瘤与抑郁的研究较多，一般认为，抑郁素质的人患肿瘤的风险率较正常人高。

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均未同时包括抑郁、免疫及疾病三方面情况，限定了结果的价值。

2、免疫功能的异常，导致了精神活动的改变,即前者是原发因素，后者是继发现象。

Rimon等在1969年己注意到抑郁病人中可有单纯疤疹病毒抗体滴定度的上升。

1975年，Capple的研究发现[7]，抑郁症病人体外琳巴细胞对HSV(单纯疤疹病毒)抗原刺激后的分裂反应和急性HSV感染相似，与缓解期HSV感染或正常对照相比有明显差异。

他认为抑郁发作前数天或数周有HSV感染或潜隐感染的再现，但无HSV感染的临床症状，并认为这种反应仅限于脑内。

还有人发现,抑郁症病人外周毒血中脑特异抗体升高。

那么，抑郁症是否就是一种机体对病反应后的状态？研究表明，许多免疫递质可影响CNS的活动，如白细胞介素I与机体发热反应的关系等。

所以，免疫功能改变作为原发性因素通过释放递质而引起脑功能状态改变，产生继发性抑郁还是有可能的。

有学者[8]用皮质醇的改变来解释应激后心理和免疫功能的改变。

他们认为,应激后皮质醇的上升使免疫功能下降，同时还通过加强中枢5-HT的作用引起焦虑和抑郁。

精神刺激引发的抑郁常在6个月后出现，而离丧后6个月患
躯体疾病的机会(感染、肿瘤等)也增加[9]。

他们推测系离丧后6个月内皮质醇上升，引起免疫功能下降所致。

3、神经和免疫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抑郁发生的原因活化的免疫细胞能产生许多免疫分子，它们能进一步通过下丘脑促激素释放因子的释放引起皮质醇等激素水平上升。

免疫功能变化也常伴有丘脑NE活动的改变，而NE和皮醇质水平的改变是某些抑郁病人的特征。

对神经和免疫之间交互作用在抑郁产生中的作用可从脑功能侧化来解释[10]。

目前有证据表明：○1抑郁发作时常有脑功能侧化异常，抑郁消失后，侧化异常可恢复；○2左侧脑损伤后出现抑郁，右侧出现躁狂；○3一些被认为是大脑功能侧化异常的疾病，如学习无能症的病人及左利手的正常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增高；○4一些患自身免安性疾病的病人如SLE,常伴有大脑功能侧化的异常；○5想象治疗时可伴有免疫功能的增高，而想象与右脑关系密切；○6初步还据显示，CNS对免疫的凋控存有左右侧的不同。

所以，可以认为，凡是影响脑功能侧化状态的因素都会引起免疫功能状态的改变。

抑郁作为一种脑功能侧化异常性疾病,伴有免疫功能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策略
1、存在的问题先前的研究因存有方法上的问题，限制了许多工作结论的推广及判定。

这些问题包括诊断的同质性、样本量的大小、对照组的构成和免疫测定技术等。

其中诊断的异质性是潜在的混杂因素，很多研究中未将单相抑郁与双相抑郁加以区分，也没讲明是初发还是复发，是内因性抑郁还是其他类型的抑郁。

多数研究样本较小，且未包括年龄、性别相当的对照，对致裂原诱导的“淋转”解释应全面考虑。

许多研究中存在两项缺陷：○1用单剂量而不是剂量相关曲线；○2未控制实验间的差异。

另外，许多研究设计缺乏理论上的框架，只是将免疫功能的改变作为一个伴随现象来研究，而与临床及理论上的联系较少,降低了结果的意义。

2、今后的研究策略本文作者认为,今后研究中，首先应有一个理论框架，起码应包括抑郁、免疫及疾病三方面情况。

尤其在免疫状态及评定方法上应包括多项指标，如抗体滴定度脑特异抗体的测定及各
种免疫细胞的功能（如巨噬细胞等），同时应将体内实验与伴外实验结合起来，如先给卡介苗接种，以后用结核菌素检查接种情况，同时体外检查淋巴细胞对结核菌素的分裂反应，还应检测伴随的抗体及淋巴因子产量等。

在疾病方面,应包括脑功能侧化方面的评定方法和脑电及神经心理测定,也可以在器质性抑郁（如脑卒中后抑郁）病人中进行研究。

总之，抑郁与免疫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研究领域，结论也是初步的,但可以看出，它有很大的潜在的临床和理论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SchLeifer ST. et al Arch Psychiatry.1985;42;129一133
2.Dar koDF et al Psychiatry Res.1988;25:1一9
3.Ir win Metal Bio lPsyehiatry.1990;27:22一30
4.Cosy ns Peal J of affective Disorcler 1989;16:41一48
5.Sehleifer.ST.etal.Areh Gen PsyehiatrJ.1989;46:81一88
6.Murphy.Tn et al.Social Psyohiatry.1989;24:134一142
7.Capple R.et al. J of Psyeliiatry.1978;39:266一268
8.Meltzer HY.et al. Arch Gen psychiatry.1984;41:366一374
9.Jacobs S.et al .Psychosomatic Med.1977;39:344一357
10.Richard MR.et al J Clin Psyehiatry,989;50[5,Suppl]：23一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