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视角下对军民融合的几点认识

社会发展视角下对军民融合的几点认识
作者：赵文韬
来源：《中国军转民》 2018年第5期
军民融合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必定产生的社会现象，启蒙思想把人从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中
解放出来后，军民融合在战争等军事活动中逐步完善发展。

当前，军民融合不仅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还在应对现代战争以及社会多种安全威胁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军民融合越来越具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时代特征，逐步形成军民融合型社会的鲜明特色。

习主席指出，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
之策。

当前，针对如何做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军地专家学者进行了很多理论探索，各行各
业和不同领域也进行了有关具体实践，在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
一的路上不断向前。

但是，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进一步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还有必要在社会发展视角下深化对军民融
合的认识。

一、人的解放是军民融合产生的逻辑起点
军事活动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动态体现，军民融合也不例外。

纵观人
类社会发展，军民融合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是必然产生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

富勒在其
《战争指导》一书评价克劳塞维茨时指出：“他是第一个把战争看成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人。

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为数不多。

”我们知道，克劳塞维茨是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之所以会把战争看成属于“社会生活领域”，与他长达20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拿破仑战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战争的延续，其思想根源是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7至18世纪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思想家针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试图建立以理
性为基础的社会，以政治自由对抗君主专制，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权威，倡导“天赋人权”反
对“君权神授”，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可以说，启蒙思想对于“人”的解放是人类历史上“军队”与“民众”实现融合的逻辑起点。

在此之前，统治者或临
时雇佣武装进行战争，或者长期豢养常备雇佣军进行战争。

民众只是被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自
身也毫无民族和国家意识，认为战争只是“国王的事”。

启蒙运动后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彻底颠覆了“王朝战争”的战争性质，国家不再是
国王一人的，而是全体民众自己的，战争不再是国王之间的战争，而是全体民众的事，普遍义
务兵役制取代常备雇佣兵制，服兵役成为全体公民的义务。

新的社会关系和全新成分的革命军队，预示着民众与军队、战争以及各种军事实践活动逐渐开始融合，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进入
“社会生活领域”。

二、民众战争为军民融合进一步开辟空间
拿破仑战争促使王朝战争转向民众战争，战争性质的改变为军民融合开辟了空间。

思想领
域内“人”的解放，才能为社会范围内“军”与“民”的融合创造条件。

当民众参与战争不再
是为了“君主”或“上帝”，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主动参与，军民相互融合才有了生长的社会土壤。

民众战争展现了巨大的时代威力，促使欧洲各国不同程度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即便如普鲁
士这样的封建王国，也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打造一支国民军队。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民众战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且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密切了军民之间的
联系，为军民互动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

恩格斯评价拿破仑战争
不朽的功绩时指出：“他（拿破仑）发现了战争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
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

所以，资产阶级进步力量的社会革命
使广大的武装群众出现，是民众战争得以走上历史舞台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同样产生类似的社会变革，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政治
革新的幻灭，知识份子开始采取思想救国的路子，如梁启超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影响，形成了“国家”与“国民”的观念，就是当时比较鲜明的代表。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现状以
及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的先天特性，最终由无产阶级担负了这一历史重任，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

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靠人民战争取得
胜利，人民战争的本质即是“战争为了人民，战争依靠人民，胜利果实属于人民”，不仅激发
了雄厚的战争伟力，更为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驱动。

三、战争发展不断推动军民融合的时代进程
战争在破坏、分裂、瓦解社会的同时也重建、发展、塑造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暴力
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在战争与社会长期发展的关系中，军民之间的逐
步融合是一条清晰的脉络。

普遍义务兵役制让军队最大限度的吸纳民众，民族国家战争激发了
民众参战与作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杀伤能力，另一方
面也逐步简化了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经过简单训练就能够进行战斗，军
队的体制编制也因此日趋复杂和庞大。

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惨烈程
度不断提高，兵员和资源的消耗日益倍增，必然要求强大的经济动员力和社会组织力为战争提
供保障。

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发展为动员各参战国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进行较量
的总体战争，其影响深入到整个社会体系，裹挟每个社会成员，军与民之间已经没有界限，全
社会无条件的为战争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核武器”使战争暴力性达到一个
顶点，因此战后不管多大规模的战争，该“终极武器”再未被使用。

国际局势由美苏相互制衡
而形成“冷战”形式的恐怖和平，但科技的发展依然酝酿着新军事革命，悄然改变着战争形态。

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颠覆了多数人对战争的认知，信息化战争以其华丽的身姿展现于人类社会舞台。

然而在作战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战争的全天候报道，更加密切了战争与社会的关系。

美国的军政高层与普通群众同时从CNN获得战争有关消息，社会
舆论及时对战争状况作出反应并形成大范围的影响。

到目前互联网时代，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都
可以瞬间引发国际舆论，甚至网络、媒体也成为特殊的作战领域，战争属于“社会生活领域”
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由此可见，当代战争不管规模大小，都会对国际社会体系产生影响，其
引发的连带效应或附带损害甚至都大于战争本身的实质伤害，这种战争的时代特性决定了军民
融合发展不仅要在军事、经济、科技领域着力，更要在社会、媒体、新闻、文化、思想等领域
布局。

四、军民融合奠定了国防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础
军民融合不仅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应对战争威胁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要方式。

以互联网的发展为例，其前身阿帕(ARPA)网，是在美国军方的主导下进行建设的，最终成为改变人类社会的划时代技术。

在世界主要国家，很多国防科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
也有很多的民间公司和组织不同程度的参与军事领域活动。

军民相互促进发展已经成为常态现象，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民众生产生活，取得了积极效益。

简单梳理一下二战前后军
民之间互动关系，战争时期基本是单向的民向军的动员，人力、资源、科技都转化为战争能力；战后主要是军向民的转化，军队人员转为地方人员，军事科技服务民用领域。

真正意义上军民
融合阶段，在国际上习惯称为“军民一体化”，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OTA)对此做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军民融合或军民一体化”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

即军民融合就是为满足国防和民用两种需要，
逐步采用共同的技术、工艺、人才、设备、材料的过程。

这一定义在较大范围内得到认可，但
是也有学者指出其忽视了制度层面和其他领域的融合。

然而，经济基础最终会决定上层建筑，
军民融合在工业、科技、生产等经济领域逐步成熟，必然也会在政治、文化、制度及社会各个
方面展现作用，最终奠定国防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础。

五、军民融合塑造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社会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决定战争致胜的因素也日趋多样复杂，单纯作战行动取胜也未必决定战
争的最终胜利。

新闻战、舆论战、法律战等软性作战模式也发挥出不可小觑的威力；贸易战、
金融战、生态战等“超限战”颠覆了传统的战争思维；网络空间、心理空间、认知空间等也不
断扩大军事斗争的领域。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打赢了几场局部战争的美国，也提出“混合战争”概念，认为战争形态从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或“小规模非正规战争”向界限更加
模糊、作战样式更为融合的形态发展，其表现形态复杂、作战行动模糊，需要统筹国家战略资
源和手段，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有效应对。

混合战争是美国从战争实践中得出的认识，但是面对
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混合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依然手足无措。

可见，战争已经不是
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宗教等多方面，从单纯军事能力
较量或战争潜力动员能力较量，发展到全社会领域的混合（综合）较量。

战争行动之外，抗震救灾、反恐维稳以及应对重大民社情等行动也需要军地联合才能有效
开展，这一方面要求军队要具备完成非战争行动的能力，也要求地方政府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
与军队之间的密切配合乃至融合。

社会的运行发展，必须以安全稳定为前提，社会自身必须具
备应对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则是塑造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社
会体系的必由之路。

六、军民融合型社会将是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层次
军民深度融合的理想状态，不仅是科技发展、资源分配以及产业布局能够在国防建设和经
济建设领域共同产生积极成效，而且要在应对战争为主的多种安全威胁时，社会体系能够自然
顺畅的将各种资源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同时，其自身也能够最大程度应对威胁，保持自身稳定。

因此，军民融合在国防和经济之外，还应从社会构建角度走出一条路子。

在针对经济发展中的
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时，党和国家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一“两型社会”的理念。

毫无疑问，这是针对经济发展问题在社会构建领域谋求对策措施。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们既然在“发展”问题上可以确立“两型社会”的理念，而“军民融合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在守卫和平、确保国家安
全方面是否更应该提出一种“军民融合型社会”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军民融合型社会”可能将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深度发展的新层次。

所谓社会，指的是在一定地域内进行着的，以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方式为基础的，相互作
用的人们的共同体。

军民融合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关乎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在
很大程度上对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方式产生相关影响，形成具有其特色的社会基础。

而建立在
这种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构成了处于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独具军民融合特质的社会。

军民融合型社会可以提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层次，促进形成与军民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完
善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以取得良好的军事效益和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参考文献：
[1]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2]郭中侯．军民融合概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
[3]柯春桥．世界军事简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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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斯·约阿斯．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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