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人自杀的一点思考

对诗人自杀的一点思考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

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了19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始终末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尼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又宣布西方已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当此之际，“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敦，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毁灭都会给西文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如果说生存就基本性而言只能是个体性的，因而任何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消亡总给人以惊心动魂之感，那么诗人的自杀，尤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在这个充满着生存危机的境况之下，诗人一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因为，“诗是一种精神”，而诗人的死亡，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海德格尔认为，在整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在这个没落的时代把对终极目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因此，诗人的自杀必然是惊心动魂的。在本质上它标志着诗人对生存的终极原因的眷顾程度，标志着诗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的自杀，象征着诗人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价值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飘逝，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消解、平面、颠覆、边缘……人，曾经依持“理性”“启蒙”而张扬“人道主义”，如今，在“后乌托邦”的场景中，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主义者终于迎来了“理性的终结”和

“人的终结”。于是“物道主义”取代了“神道主义”以后又正在取代“人道主义”，如今“生命意义”变成“身体怎样支配”时，“如何做人”在“厚黑学”的“如何赚钱”中，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无论如何，离开了思的根基和人之为人的理想，剥离人与精神的根本联系，人将变为非人之“物”，变成时代迷惘气氛中手忙脚乱了无方向的随波逐流者。在生命和世界“意义”被搁置、终极价值全面颓败、人文精神成为不合时尚的对象时，当代人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生活下去，因为精神的降解，人的存在变成无根之浮。

后现代性文化的悲剧性是人的意义危机的集中体现。现代感和后现代感在货币经济支配的现代大城市生活中膨胀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开拓私人利益私人权力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触痛了当代人的脆弱的神经。理想价值的坍陷，人与精神的本体联系剥离，终于使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用法律削弱了宗教信仰（西方）和道德心性（中国）。在背靠虚无之时，每个人只能去寻找现世生存之路。所以无数的精明人已将生存的意义浓缩为一个字——“钱”。于是，诗人自杀在今天显得尤其“不合时宜”。

诗人自杀不是日常事件，而是信仰危机事件。历史上第一位自杀的诗人是屈原。刘小枫指出，屈原精神大标志不是爱国，而是自杀，他的伟大在于他敢自杀。屈原的时代“礼崩乐坏”，“争于气力”血肉相夺，以道德自足来维系社会的儒家信念受到了怀疑，崇信儒家信念的屈原恰好死于对自己崇奉的信念的怀疑。屈原自杀以后，中国诗人从新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故土我们有幸再也听不到诗人自杀的消息，直到现代中国再次出现了精神上的大分裂，诗人王国维的自杀打破了诗园的安宁。

西方诗人的自杀起于启蒙精神遭到深刻苦涩的怀疑之时，起先是诗人的发疯：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疯了，尼采疯了，多少诗人濒于疯狂和精神分裂的边缘；哲学和宗教的虚无主义试行没有信仰的生活时，诗人因价值毁灭而走投无路：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沃尔夫、普拉斯纷纷自杀，既然没有神圣的价值，总得找到新的观念来取代被摧毁的价值，废黜了饿思辩理性，历史理性趁我诶替代品，历史的现世目的成为绝对的价值真实，在历史规律之外，没有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有价值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是绝对价值本身；道德价值被历史理性的脚步辗成泥尘时，诗人自杀了，而且是那样的集中：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亚什维亚……历史理性已经把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撕得粉碎。在价值的彻底毁灭中，真正的诗人陷入痛不欲生的苦恼，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绝望感”。绝望感产生于诗人对自己曾经执着的意义真实的怀疑甚至否弃，这样一种断裂导致诗人自杀。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中国诗坛。尽管屈原的自沉和王国维的自沉形成二千年诗人自杀的巨大“天问”，引得人们有“问天”而“天”不在的“思无所归”之叹，或“理想”社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沉痛，但那必定因时空的某种隔绝而难以使当代人真切地感到灵魂的悸恸。而90年代诗人的自杀，却不能再使人们沉醉在“后”文化的“冷风景”中玩“语言游戏”了。在90年代的帷幕拉开前的瞬间，1989年3月26日，北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戈麦于1991年9月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1996年岁末，80多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90年代初死寂的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上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

在商品逻辑浸渍一切的时代，甚至连诗人之死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尽管这污染以“神话”、“光环”的方式出现。在短短几年“弹指一挥间”，诗人被“边缘化”，在重金属摇滚余波里，长发披肩的呢喃的流行歌手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批评家们却忙着写一篇又一篇不关痛痒、不知所云的专栏文章。当滑行在意识话语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码字儿”的写家设好了一个个“叙事圈套”等着渴望消费的读者去兜圈子时，当批评家鼓励知识分子向大众文化交出“笔”并“群体自焚”时，那些热闹的“纯客观”写作，“国骂”写作，“欲望”写作，使无真心、无真情、无真思、无真理的写作变得堂而皇之。当创造的生命激情转化为“零度写作”的冷漠，思想的魅力变成无深度的叨唠平庸，深切的价值诉求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时，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有人认为海子死于物质世界对诗神的挤压，有人归于海子个体存在的危机和意义危机，有人强调是“语言的欲望”和重大压力逼死了诗人，有人看到海子死亡的时代悲剧，有人有感于海子与耶稣的“惊人相似”而相信海子是与黑暗“主动在抗争”。以上说法忽略了海子之死的个体选择性和有限生命的担当性，因为他说过：“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这种个体选择为生命承担思想的重量划出了终点。直面“真”必然直面死亡。大哲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马克思）。当个体达到存在的极限而目睹本真（真相）以后，必定面对死亡。俄狄浦斯作为人认识自己（本体反思）并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原型，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的同时迈出了人的界限，最终成为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而流亡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难道，人的本体超越性反思真能将人逼到意识的边缘和存在的边缘而使之坠入深渊？难道，敢于同自己的极限挑战，面对真实就必然陷入毁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