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人的集体照

莫高窟人的集体照编者按一张莫高窟人的集体合影老照片，究竟拍摄于何年何地？众说不一！为了寻求究竟，作者杜永卫先生可谓是寻的“铁鞋踏破”，问的“口头舌燥”。

但经过多日走访求证，终于抛开云雾找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莫高窟的故事太多！一张老照片就够人研究的啦！研究它，你没有一种执着的精神是不行的！旧影寻踪——一张扑朔迷离的莫高窟人的集体照文/ 杜永卫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小儿子常嘉皋先生，为给父母写回忆录，发给我一张照片，说是一张1964年拍摄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全体职工合影照，请我辨认一下照片里的几个人，同时还让我判断一下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常嘉皋先生提供的让我辨识的照片（以下简称“集体照”）如果说让我辨认照片里的人倒不难，因为1964年距离我77年到莫高窟工作也就十几年，人们的相貌变化不会有太大，只要在我到莫高窟工作以后见过的，我基本都应该能辨识得出来。

但是，这张照片在哪里拍摄，这倒难为我了，因为1964年我才4岁。

不过这也不难，照片中的人虽然已过世一半，但毕竟还有人健在，找人问问不就好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93岁的孙儒僴先生，孙老先生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虽已退休，却笔耕不辍，记忆力很好。

他会用微信，联系方便，再说他1947年就到了莫高窟，见多识广，又是照片中的当事人，让他通过照片背景的古建筑辨认一下是哪个地方一定不成问题。

我当即给孙老发信息说：“孙老，我想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为什么全所的人都在这里？”不一会孙老回信说：“这张照片何时何地拍，我都记不清了，好多人我都认不出来，过一阵再看吧”。

我想老人家可能身体不适，毕竟93高龄的人了，一时犯蒙也是常情。

我又问常嘉皋都咨询过谁？他说问过马竞驰先生，马先生是敦煌研究院前任接待中心主任，五十年代末来到莫高窟工作。

马竞驰先生也是照片中的人，起先他认为这张照片是在莫高窟九层楼前拍的，随后又说好像是在榆林窟拍的。

而我本人第一眼的感觉是，这张照片很像是在莫高窟的下寺正殿前拍的（即今天的“藏经洞陈列馆”）。

也像是在敦煌西郊的西云观或者城里的火神庙拍的。

我把这些想法反馈给了常嘉皋，他说关友惠先生也隐约记得是在一个道教的什么地方拍的。

道教的地方？这不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下寺、西云观和火神庙可都是道教场所。

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大家似是而非的猜测和主观判断，不足为据。

经过几天的调研，所获得的关于这张集体合影拍摄地点的线索不一，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1、在榆林窟说；2、在敦煌乡下说；3、在敦煌城里说；4、在莫高窟说；究竟拍摄地点在哪里，成了一个谜。

看来必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才可能搞清楚。

我根据上述说法，做个排除法分析。

在分析之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张照片是在1964年的某一天，因某件大事，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职工留下的一张合影。

除了个别人不在其中，基本都被召集在内。

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一、在榆林窟说榆林窟距离敦煌170多公里，六十年代那会，路不好走，很长一段道路崎岖，还要翻山越岭。

那个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还没有交通工具，如此兴师动众集结全所几十号人去那里活动定会困难重重。

因此该照片摄于榆林窟的可能性很小。

1956年，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去榆林窟临摹途中的艰难状况此外，我1978第一次去榆林窟，据我的印象，当时的面貌虽然原始，但洞窟及窟前的老建筑至今几乎都没有多少变化，就增修了几件办公室和宿舍而已。

榆林窟峡谷不宽，一条大河就占了谷底的一小半，用于建筑房屋的地面十分有限，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房屋院落都很小，没有可容纳这么一座豪华的厅堂建筑，因此榆林窟可以排除。

二、在敦煌乡下说敦煌近现代居民，都是雍正年间从甘肃五十六州县移民而来的，据说他们到敦煌后，每个县的移民都要建个庙，因此仅雍正初年到1949年两百年间，当地就建过寺庙120多座，真的是“十里一庙，五里一寺”。

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们，或考察，或春游，或劳动路过，去一个寺庙留一张集体合影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因受当年交通、道路的制约，他们不可能走得很远，就近去个地方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我之前首先猜的是敦煌西郊的西云观。

西云观是一个道教场所，位于敦煌西郊党河西岸。

78年我随一帮老先生去西千佛洞、阳关考察，返回途中去观里参观过。

该观是敦煌唯一道教建筑，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文革中遭到破坏，但大部分建筑尚存。

我去那儿的时候，观里早就没有了道士和香火，到处堆放着村里的柴草，好像还有驴圈牛圈，一片破败之相。

隐约记得进去过一个道院，道院的上房似乎和那张集体照的场景相像。

但时过境迁，西云观也早于八十年代进行了修缮改建，会不会还保存有那座建筑？我当即带领几个学生驱车前往，专程对西云观做一次实地考察。

到了观里，正巧遇到这里的主持夏道长。

夏道长是西云观八十年代修缮改建的亲历者，据道长回忆：当年的道院早已改建过，就存留了这几间庙，因为是文物，还基本维持着原样，只是稍加彩画了一下，其它都是后修的。

我拿着那张集体照和这几间古建一一对照，很多地方都似像非像不能确定。

我选了一座最像的建筑，找准与集体照相似的角度拍了几张照片给常嘉皋发去，他看后回信说十分像，让我再确认一下。

然而建筑的关键几处细节对不上，再像也没有确认的必要。

一个地方的同时期同类古建，多是大同小异，光像还不具说服力，我不能让常嘉皋先生随便写进书里，以留下笑柄。

我必须继续找下去，找到与集体照一模一样的建筑。

与西云观对比：上图为敦煌西郊西云观。

这是保存下来的老建筑，八十年代翻新过。

三、在敦煌城里说敦煌城内以前也有很多庙，但大部分在文革拆除，仅存的庙宇就是火神庙。

该庙原建筑规模相当可观，因上世纪60年代后期旧城改造，很多建筑被拆除，该主殿因被公家改作单位用房而幸存了下来。

我又抱着浓厚的兴趣专程去火神庙查看，但庙被彩钢板封围的严严实实，连个门缝都不留。

路人见我们急切地往里窥探，便告诉我说每逢初一十五才向市民开放。

我让学生驮着我爬上墙板，用手机匆匆拍了两张并当场与集体照做对比，因天色将晚拍不清楚，但还是能够看个大概。

我惊喜地发现这处古建的柱子、云头、斗拱等部位竟与那张集体照上的建筑十分相似。

我当即拨通敦煌市文化馆馆长赵虎先生的电话，联系好第二天进入庙内仔细调查。

于此同时，我把最新调研情况给常嘉皋做了通报，而且还激动地给孙儒僴老先生也发去消息说“孙老，我找到了拍摄地点啦”。

但不知为什么孙老先生一直没搭理我。

与火神庙对比：然而，当晚回到工作室把照片传到电脑上放大、提亮后一对比，却发现情况不妙，因为两个建筑的关键部位大不相同，害得我白激动一场，还“谎报军情”，贻笑大方。

这个时候我冷静了下来，我想，那个建筑未必就非是一座庙宇，也许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上房也说不一定。

既然有可能是城里的一座建筑，那我何不求助于敦煌城里的专家。

敦煌城距离莫高窟二十五公里，莫高窟的人大都是外地人，过去一般不进城，对城里的情况未必有当地人清楚。

我首先想到了敦煌市图书馆前任馆长魏锦萍女士。

魏馆长出过几本著作，正好也写过几篇关于敦煌古寺庙的研究文章，对城里的古建情况一定熟悉。

她看了我传过去的老照片后马上回复说：“凭儿时记忆是不是最早的文研所办事处？”她还说隐约记得儿时曾去那个院子跟娃娃们玩藏猫猫猴（捉迷藏），印象中院子挺大，好像也有这么个上房，但不确定，她答应我再问问其他的敦煌人。

她的这个线索引起了我的联想，1964年的某一日，文研所的人们全体进城参加全县大会，会后在自己的办事处拍个照留念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她分明说那是在东街，东街的老办事处我记忆犹新，那个院子不大，就几件新式建筑，似乎没有能够建起那么大一个上房的四合院的地盘子。

我想她或许当时年幼，可能看上去的房子都很高大。

也或许张冠李戴记错了。

所以我没有把她这个线索太当回事。

四、在莫高窟说常嘉皋一开始给我看那张集体照的时候说，马竞驰先生的第一感觉是，这张照片似乎是在九层楼旁边的某个殿前拍的。

但是这个判断很快被他自己推翻了，因为如果在石窟前的某殿前所拍，那照片中的左边就不可能有一座建筑，此外透过集体照前面的人们可以看到该建筑的后墙上有一扇窗户，莫高窟前的所有木构建筑都是依山而立，背后有个窗户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还会在莫高窟的其它什么地方呢？我一开始曾给常嘉皋说过，总觉得这张照片跟莫高窟的下寺的正殿也很像，而且常嘉皋也反馈来信息说，关友惠先生也说过那集体照好像是在一个道教的什么场所。

下寺本就是王圆箓道长的三清宫，这不都完全对上了？正在此时，魏锦萍馆长又发来信息说，原敦煌市人大副主任杨忠仁分析：“看样子是在莫高窟拍的，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翻新改造前的三清宫旧址”。

敦煌中学校长李磊先生也分析说：“人物都是千佛洞的人、好像是劳动后照的、脚上有泥土、有一个还是赤脚、是一个四合院、背景是坐北向南的正厅、脸上的光线很充足、应该就在千佛洞吧？不会赤脚跑很远的路吧。

”是啊，莫高窟只有下寺三清宫坐北朝南，而且出了门就是果园庄稼地，我们刚到莫高窟的时候还和老先生们狠劲干过一阵农活呢。

几个信息都聚焦到了莫高窟下寺，那么下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而且我也听说过下寺确实在六十年代大修过一次，会不会因为这次大修完成后，全所职工在下寺院内上房门前留影纪念？我把这个想法马上向马竞驰先生核实，马先生听后，哦地一声终于想起来了，他说：“就是下寺，对对的，下寺确实在1964年被改建成办公室，原因是当年研究所新进了一些人，樊锦诗院长也是那个时期进来的，工作用房严重不够，常所长就弄了些钱，把原本是堆放杂物的下寺库房翻新成了工作室，并把保护组、考古组、办公室都搬了进去。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全所的人在下寺合了一张影。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此集体照在下寺所拍确定无疑。

我把消息马上又通报给了常嘉皋，并同时委托敦煌研究院的盛龑海先生帮我拍了几张下寺照片。

当照片到手之后却发现，下寺正殿建筑与集体照背景的建筑出入很大。

什么原因啊？很多线索都聚焦到了下寺，但为什么建筑一点都对不上？我简直要崩溃了！但我还是不想“屈服”，我想起来下寺在九十年代后期为改建“藏经洞陈列馆”也做了一次翻修，会不会在这次翻修中改变了古建的面貌？才使得今天的下寺与照片中的建筑不同了？与莫高窟下寺对比：带着这个疑问，我马上发微信息求助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先生，罗华庆先生对院史研究深刻，他还于九十年代末承担过“藏经洞陈列馆”策展工作，他一定知道下寺的翻修情况。

我发了一条微信过去：“华庆，请教你个问题。

常嘉皋一直想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拍的，为什么全所的人基本都在这里，应该是因什么大事的纪念照。

好几个人推断这是在下寺拍的，也得到马竞驰的确认。

他说64年翻新下寺做办公室，修建好后将保护组、考古组都搬了进去，可能是为纪念这次改建拍的全所合影。

另外，常嘉皋说何鄂先生的女儿何英也说是在莫高窟拍的，但不确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