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风武影南部侗族“抬官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查报告

巫风武影南部侗族“抬官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查
报告
一、本文概述
本田野调查报告以南部侗族的“抬官人”传统民俗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了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仪式流程、社会功能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报告旨在揭示“抬官人”作为南部侗族文化标识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下，这一传统民俗活动如何保持其生命力，并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在概述部分，我们首先对“抬官人”活动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进行简要介绍，阐述其在南部侗族社区中的重要地位。

接着，报告概述了调查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献资料的收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以及调查地点和调查时间的选择依据。

我们还对调查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了简要说明，以便读者对本次田野调查的整体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南部侗族“抬官人”概述
南部侗族“抬官人”是一项源自中国南部侗族地区的独特民间文化活动，它深深植根于侗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作为一种独
特的表演形式和社会仪式，“抬官人”既展示了侗族人民的勇敢和智慧，也体现了他们对社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深追求。

“抬官人”活动通常在重要的节日或庆典期间举行，如春节、丰收节等。

在这个活动中，村民们会选出一位身体强壮、品德高尚的男子，扮演“官人”的角色。

他被装扮成一位尊贵的官员，坐在特制的轿子中，由众人抬着游行于村寨之间。

而抬轿的人们，则需要通过力量与技巧的竞争，才能有机会参与这一神圣而庄重的活动。

“抬官人”活动的象征意义深远。

一方面，它代表了侗族社区对公正、廉洁、为民服务等价值观的崇尚和尊重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侗族人民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在抬轿的过程中，村民们会唱起欢快的歌曲，跳起热烈的舞蹈，以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抬官人”活动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不仅加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也促进了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通过这一活动，年轻一代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南部侗族的“抬官人”是一项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民间文化活动。

它不仅丰富了侗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为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和欣赏侗族文化的窗口。

通过深入挖掘和整理这一活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贡献我们的力量。

三、田野调查过程与发现
在进行《巫风武影南部侗族“抬官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我们深入南部侗族聚居地区，亲身参与和观察了“抬官人”这一独特的民间活动。

通过此次田野调查，我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一传统习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首先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抬官人”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进行了初步了解。

随后，我们深入到侗族村落，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访谈，了解他们对“抬官人”的看法和参与情况。

我们还亲自参与了多次“抬官人”活动，亲身体验了活动的全过程，观察了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和细节。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抬官人”不仅是一种民间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传统习俗。

通过参与和观察，我们深刻感受到“抬官人”所蕴含的侗族人民的智慧、勇气和团结精神。

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一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变革，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通过此次田野调查，我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对南部侗族“抬官人”这一传统习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这些发现对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侗族传统文化，促进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南部侗族“抬官人”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南部侗族的“抬官人”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形式，更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侗族社会文化土壤中的文化现象。

其文化内涵丰富，社会价值显著，对于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乃至中国多元文化的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内涵上，“抬官人”首先体现了南部侗族人民对权力与社会的独特理解。

在侗族社会中，官人并非指具体的官职，而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象征，代表着智慧、勇敢和公正。

通过“抬官人”的舞蹈表演，侗族人民在娱乐中传递了对这些品质的追求和赞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向往。

“抬官人”也承载了南部侗族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

舞蹈中的服饰、道具、音乐、舞步等元素，都是侗族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使得侗族的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再者，“抬官人”体现了南部侗族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在舞蹈表演中，参与者需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复杂的舞蹈动作，这既是对个人能力的挑战，也是对团队协作能力的考验。

社会价值方面，“抬官人”作为南部侗族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对于促进社区凝聚力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参与“抬官
人”活动，侗族人民不仅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对于推动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抬官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保护和传承侗族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侗族的文化档案，也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宝贵的资源和灵感。

南部侗族的“抬官人”是一种富有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文化现象，它既是侗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加强对“抬官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让它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五、南部侗族“抬官人”的传承现状与问题
南部侗族的“抬官人”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

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其传承现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目前，南部侗族“抬官人”的传承主要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一代的参与学习。

在一些侗族聚居的村落，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活动，仍然可以看到“抬官人”的表演。

这些表演不仅吸引了大
量游客，也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也开始重视“抬官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通过组织培训班、建立档案、录制影像资料等方式，努力将其传承下去。

尽管“抬官人”的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随着老一辈艺人的相继离世，许多宝贵的技艺和表演经验面临失传的危险。

年轻一代虽然对“抬官人”感兴趣，但由于学习成本高、难度大，往往难以坚持深入学习。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现代娱乐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减弱。

缺乏系统的传承机制和支持体系也是制约“抬官人”传承的重要因素。

六、结论与展望
经过对南部侗族“抬官人”这一独特民俗活动的深入调查与整理，我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社会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结论而言，“抬官人”作为南部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侗族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性，同时也承载了侗族人民对于权力、道德、信仰等多重社会价值的理解和追求。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观察到这一活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既保持其传统魅力，又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从而发生了一定的变迁。

这种变迁既
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它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参考资料：
汉语方言作为中华民族多元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信息。

为了深入了解和保护这些独特的文化遗产，我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汉语方言田野调查。

本报告将对该调查的过程、发现及分析进行详细的阐述。

我们选择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的十个地点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录音、视频、文字等方式记录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用语。

同时，我们还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各地域的语言文化背景。

语音特征：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域的汉语方言在发音、语调以及韵律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例如，南方地区的方言发音多平缓，少有激烈的声调起伏；而北方地区的方言则有更多的抑扬顿挫。

词汇差异：各地的汉语方言在用词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一些地点使用独特的词语或短语，反映了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

例如，某些地区的方言中仍保留着古代汉语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其他地区的方言中可能已经消失。

语法特点：各地的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虽然
这些差异不如语音和词汇的差异显著，但仍能体现出各地域的语言特点。

例如，某些地区习惯使用倒装句，而其他地区则不常用。

本次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的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各地域语言文化的认知，也为保护和传承这些独特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

通过深入了解各地域的汉语方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多元语言文化的价值，推动语言文化的和谐发展。

本次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的分析报告展示了多元丰富的汉语方言
现象，并揭示了其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

调查结果表明，各地的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加强方言保护：面对全球化和普及普通话的背景，我们应该重视并加强对方言的保护，防止方言的消亡。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积极推动方言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工作，为保护和传承方言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推广方言文化：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形式，将方言文化推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汉语方言的魅力。

举办方言文化节等活动，为公众提供接触和体验方言的平台。

教育普及：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方言文化的普及内容，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语言文化，培养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同时，鼓励
高校开展汉语方言的研究，培养专业人才，推动方言研究的发展。

数字化保存：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调查获得的方言资料进行数字化保存，以便永久性保存和共享。

可以建立方言数据库和语料库，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便利的数据支持。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汉语方言的本质和规律。

通过推广和传承方言文化，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华民族多元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语言遗产。

本文旨在通过挖掘和整理南部侗族的“抬官人”活动，呈现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

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我们深入了解“抬官人”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以及传承情况，以期为保护和传承这一民族文化瑰宝提供参考。

文献资料搜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了解“抬官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实地考察：深入南部侗族地区，观察并记录“抬官人”活动的实际情况，包括仪式过程、道具制作、表演技巧等。

深度访谈：与当地村民、传承人等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对“抬官人”的认知、态度和情感。

参与观察：亲身参与“抬官人”活动，深入体验其文化氛围和内
在精神。

“抬官人”活动起源于南部侗族地区，据史书记载可追溯到唐代。

它最初是侗族人民为纪念古代的一位清廉官员而设立的节日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活动逐渐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活动。

“抬官人”是南部侗族人民表达敬祖、崇清、尚礼的象征。

它传达了侗族人民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恩之情，以及对清廉官员的纪念和尊敬。

在“抬官人”的仪式中，侗族人民身着盛装，通过表演各种舞蹈动作和演唱传统民歌，展示了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抬官人”活动在南部侗族地区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有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

在活动过程中，村民们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仪式，增进了社区内部的团结与和谐。

它还有助于传承民族文化。

通过参与“抬官人”活动，年轻一代的侗族人民得以了解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

它还具有娱乐和审美功能。

在节日期间，“抬官人”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和观众，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收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发展。

通过本次田野调查，我们深入了解了南部侗族“抬官人”这一民族文化活动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尽管面临着现代社会的冲击，“抬官人”活动依然在当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现代
化进程的加速和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缺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此，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合作，共同制定保护措施，提高公众对“抬官人”等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田野调查”指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也称“田野研究”，它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

它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

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

“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

”这便是田野调查，也是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田野调查为对于描述原始资料搜集的概括术语，其所应用的领域包括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地形学、地球物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建筑学、及社会学
等自然或社会科学领域。

与其他在实验室准控制状态下环境的研究相比，田野工作主要于实地进行。

根据研究对象的生亡与否，以及它
们的存在地点位于居住栖息地或埋于土下，田野工作的实质内容也会有所差别。

化石与考古遗址的挖掘均包含田野工作，其他如访问或观察人们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民俗、和他们的社会结构等过程也都包含在内。

某些状况，尤其是研究的主题为人类本身的时候，工作的拟定必须再经过设计，以避免观察者效应或是过度理论化或过于理想化该实质文化活动的风险。

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

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

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

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中国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

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

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

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
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

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

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

2000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

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

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作调查，因为该村在中俄边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

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

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

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

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

19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
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

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

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

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

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
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

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
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

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

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

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

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
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

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

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调查提纲，不用表格。

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有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

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

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

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

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

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政府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

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

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政府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政府，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西藏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

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

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

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政府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

而如今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听民委的。

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县政府办公室和乡政府。

每到一地，总是先找县政府办公室，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