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王芸生

• 在双方辩论中，大公报于1927年4月1日发表了由 张季鸾执笔写的社评《躬自厚》。文章写道： “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 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 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 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 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 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 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
• “„来日大难’是我们的前途。救中国人者是 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 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 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不要 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都忘掉国家， 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 • 透过这些至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民 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芸生的执着、冷静 和热忱。
• 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 版。 •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受命编写中日关系 史料。 • 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在不到三年的时光， 他一口气写了洋洋200万言，定名《六十年来中 国与日本》。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 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 公报》的地位。
•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 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 天，断然停刊。 • 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 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 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 投降。” • 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自动停 刊之前王芸生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报社业务，并开 始大量的社评写作，为他以后全面主持《大公报》 笔政，主导《大公报》的言论打下了良好基础。 • 随后，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 论编辑工作”，主要是帮张季鸾写社评。
• 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 本》。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 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 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 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 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抗日战争 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 报》笔政。 • 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 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 • 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 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
• 针对大公报的论点，《华北新闻》于4月2日发表 了王芸生执笔写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 予以反驳。 • 文中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 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 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 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 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 • 事后，张季鸾传话希望与文章作者会晤。王芸生 为此到大公报拜会了张季鸾。
•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 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9岁。 • 王芸生去世后，各大报发布讣告，称他为“我国 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 士”。 •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于6月 1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王芸生先生举行了隆 重的追悼大会，叶剑英、邓小平、彭真、邓颖超 等同志分别送花圈或参加追悼大会。
• 1938年10月18日，汉口版撤出武汉。《大 公报》重庆版创刊以后，张季鸾已很少写 作，王芸生实际上开始主持笔政。 • 1941年张季鸾去世，他成为主要的继承 人。 • 王芸生对《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一 直奉若神明。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 拿蒋家钱”，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 主发言的地位。
• 1947年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 评，“从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 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 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行新闻检查，本报津 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这固然是大公报的 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 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 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 而弛 。” • “捕学生，捕记者，演惨案，是各地治安当局太张皇 了。……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了新闻界的职业自由，我 们郑重要求政府从速恢复被捕记者的自由，取消天津的新 闻检查。”
• 一、生平 • 王芸生（l901一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早 年家贫，读过几年私塾，失学后曾在天津当学徒。 他酷爱读书。 • 当学徒时，对《益世报》副刊发生了兴趣．特别 是一些影射时弊的小文章引起他的共鸣。他的第 一篇稿子投给了《益世报》副刊，题目是《新新 年致旧新年书》，写的是讽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 国务总理段祺瑞不要尸居其位，该下台了。出他 意料，第三天就在该报副刊上登了出来 。
• 1937年8月17日，在上海“八· 一三”的炮声中， 他曾发表短评：“昨天是沪战的第四日，连朝风 雨，乍转晴朗，在丛丛浓云中露出阳光。这阳光 照耀着地上的血迹。大时代中的大上海，一面展 开热烈的民族战争，一面描绘凄凉的都市惨景： 在机影炮声之下，人们紧张焦急，心头眼里，都 似有重大的期待。偌大市场，家家商店紧闭着大 门；摩天楼下转徙着无家的流民，夜的马路比死 还静，惨亮的路灯，照不见一个人影；一道闪电， 一个轰雷，是炮声追逐着火线。中国的儿女，敌 人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便应该勇敢坚决的 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中翻身！”
• 1928年5月天津《商报》创刊，他应邀出任该报 总编辑。在该报任职一年多，因与报馆老板在观 点上的争执，愤而辞职，并立即写信给张季鸾求 助。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把这位打过笔墨官 司的年轻人接到大公报。 • 1929年8月22日，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上登了一 则启事：“芸生已于本月初辞去天津商报职务， 此后友戚投函，请寄日租界大公报社收转可也。” • 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和大公报连成一体，直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乱起，北京大公报被红卫 兵查封，他任职历时37年之久。
• 1926年3月，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 《民力报》被迫停刊，王芸生受通缉，南走上海， 投奔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 •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他被安排与共产党 人合编《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 报》。 • 当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 “整理党务案”，主旨是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控制国民党的党权。王芸生耳闻目睹国民党右派 言行，极为气愤，经秦邦宪帮助并和彭述之二人 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新闻传播活动?一新记大公报的二十年?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1927年3月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抗领的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抗捣毁了南京一些外国领事馆
第九讲
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王芸生
• 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40年，作为中国报业 变化的见证人，他的一生差不多是现代中 国新闻事业变化的缩影。 • 他因《大公报》而得名也因《大公报》而 获罪。 • 他是旧时代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先进思 想的报人，也是新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几个 旧时代的报人。他以其热情无私献身于新 闻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 1928年5月天津《商报》创刊，他应邀出任该报 总编辑。在该报任职一年多，因与报馆老板在观 点上的争执，愤而辞职，并立即写信给张季鸾求 助。 • 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 之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 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 • 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 笔、总编辑。
• 1925年，上海发生了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卅惨案。天津各界声援上 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 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在成立大会上，王芸生 被推选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 后来改出日报，定名《民力报》。 • 在这张小报上，他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军阀卖国的文章；他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积 极宣传进步思想，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也显露 了他的才华。 • 据回忆，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王芸生参加 了国民党。
• 1947年5月25日，王芸生发表个人署名的 《我看学潮》一文，说学生反内战、反饥 饿、反迫害的三反运动是很自然的，呼吁 “赶快停战，快快和平！”对学运消息也 作了大量客观报道。 • 12月29日，发表李纯青执笔的社论《何必 防闲学生运动》，更是公开支持学潮。国 民党《中央日报》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大 骂王芸生“响应共党匪徒”的“武装叛 乱”。
• 二、新闻传播活动 • （一）新记《大公报》的二十年 • 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1927年3月，英、美、日、 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 领的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抗，捣毁了南京一些外国 领事馆。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为《华北新闻》撰 写社论，抗议帝国主义残暴行径，声援第六军将士 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却发表了相反的言论，提出 捣毁外国领事馆的责任问题。为此两报展开了一场 辩论。
• 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 放区，旋抵北京。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 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 • 1949年9月，王芸生到北平与胡乔木等14位新闻 人士组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 1949年10月1日，王芸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 国大典。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 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 常委，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同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著有《芸生文 存》等。
• 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 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继续从事反 帝宣传活动。 • 1927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芸生的感到 一种幻灭的悲哀，决心脱离一切党派，专心做新 闻工作，以文章报国。 • 1927年6月2日的天津大公报登了一则“王德鹏启 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 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 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此后 他再没有和任何党派发生联系。
• 1941年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 案》社评，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 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 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 豪宅的黑幕。他说：“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 那是溺职”。 • 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 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导致郭的下台。 • 1943年2月2日，他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 实录》通讯，心情激荡，挥毫写下《看重庆，念 中原》的著名社评。
• 抗战的胜利曾给王芸生带来希望，他当时的社评 《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先生来了》都显得那 么乐观。 • 同时这段时期他也发表了《莫失尽人心》和《为 江浙人民呼吁》这样的社评，揭露、抨击国民党 官员借接收之机大肆劫夺的行径。 • 随着和平化为泡影，内战烽烟四起，1946年后他 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社评，产生很大的 社会影响。 • 陈布雷为此公开声言：“我在精神上和王芸生绝 交。”
• 1934年8月，王芸生应邀去庐山采访。历时33天，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请了各方面的名流学者讲课。 王芸生在这次旅行中，两次见到蒋介石。在第一 次礼节性会见时，蒋提出请他讲一讲俄、德、法 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历史。隔了十天， 王被邀到蒋宅讲课。 • 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 季鸾、胡政之之下。 •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 。他把自己五年 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 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 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
•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 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 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 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 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 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 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 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 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 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 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