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在日本的初传与演绎

书院文化在日本的初传与演绎

王净华

摘 要：站在广义的书院文化这一视角，审视书院文化在古代日本的传承与演绎，一可以梳理出作为官立的大学寮；二可以提示出作为私立的大学曹司。日本不仅承袭了中国的汉字文化、科举文化、儒学文化，更承袭了来自中国的书院文化。不过，在经历了大学寮的“消逝”之后，日本教育逐渐呈现一种“本土化”的转向，也就是以“往来物”“有职故实”为教育内容，标志着日本书院文化的转型，亦为后来江户时代“书院文化”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书院文化；日本；文明互鉴

书院文化传播到了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构筑起与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科举文化圈相媲美的“书院文化圈”。不仅如此，这样的书院文化较之文化性的汉字、思想性的儒学、制度性的科举，可谓是综合了文化、思想、制度的“集大成者”，更成为一个将外来的“书院”与内在的“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古代日本的书院文化之中。基于这样的设定与诠释，本论文拟通过书院文化在古代日本的传承与演绎，来探究这一文化在东亚，乃至在世界的最大“射程”，进而为当下中国推崇的“文明互鉴”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作为“官立书院”的大学寮

公元718年（开元六年），唐玄宗将位于东都洛阳的“乾元院”改称为“丽正修书院”——而后改成“集贤殿书院”，不仅试图通过“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 还以编辑者为对象，实施典籍教育，“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如果说书院文化以此为开端得以构筑起来的话，那么官立书院就成为最初的一大形式，且与科举制度一道发挥出了侍读、侍讲、咨询、顾问，乃至教育、辅导等多样化的职能。日本最初接受书院文化，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构筑起来的。

日本最初的官立教育机构，可以追溯到传说记载的公元285 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朝鲜人王仁携带《论语》10 卷和《千字文》1卷来到日本这一时期。由此，汉字和儒学得以正式传入日本。为了快速移植中国文化，日本宫廷开始创办学问所，以皇太子、皇族、宫廷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以汉字和汉学为内容实施专门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开始了自身的“国史”创造，被誉为“古典中的古典”的《古事记》、被称为“留传至今日本最早的正史”的《日本书纪》得以确立下来。

[1]这一时期的“学问所”，被称为日本历史上学校教育的开端。但是，依照学者提示，这一机构却并非是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学校。[2]

七世纪初期，日本向大陆派遣以小野妹子为正使的遣隋使。公元630年至894年间，日本派遣了19次遣唐使到中国，以“长鲸吸百川”之势输入中国文化。尤其是大化改新（644年）之后，日本不仅模仿唐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还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移植和模仿。就在这一时期，日本模仿唐朝律令，开始着手建立贵族学校教育制度。645年，僧旻、高向玄理

作者简介：王净华，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武汉 430074）

被任命为“国博士”，负责管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最初设置的教育官员。天智天皇年间（662-671年），留日百济人僧咏被任命为“大学头”，鬼室集斯被任命为“学职头”，亦标志着自朝鲜传来的汉代体制转向唐代教育体制的一大转型① 。到了675 年，天武天皇模仿唐制国子监，建立了大学寮，设置长官、教师各类职务，聘请人员教授汉籍训读法、儒学经典、汉诗文等中国文化。就这样，以宫廷贵族为对象的教育机构，即作为唐制的中央官学机构——大学寮得以建立起来，日本树立起了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学校。

就日本的大学寮而言，首先，依照传承自唐朝的制度，这一教育机构的领导者是式部省，也就是律令制下的八省之一，专门负责：（1）文官的名簿、考核、选叙、位记、礼记；（2）文官的位禄、季禄的支给；（3）朝集、学校、考试等人事；（4）仪式和教育等一系列事务。换言之，这一机构首先是一个管辖文官的律令制机构，尤其是文官的考核、选叙。依照日本《养老律令》的位阶规定，亲王自一品至四品；臣自正一位至从三位设立六阶，自正三位至从八位设立二十阶，自大初位上至少初位下设立四阶。拥有位者按令制担任官职，五位以上者属于天皇敕封的敕任官，六位以上者属于由太政官司上奏天皇而封的奏任官，初位由太政官授予。三位以上者为公卿，属于高官；四位、五位者可以上殿，称为殿上人。五位以上者属于贵族。就这样，大学寮成为了文官考核、选叙，乃至确立位禄的重要机构。

其次，大学寮亦是学校，即一个教育机构。通过对中国唐制六学的精简与重新整合，大学寮最初设立了明经道、算道。算道，即数学科；明经道，即专门掌握儒学经典的讲解和注释的学问。到了八世纪中期，大学寮增设明法道，即专门学习汉诗文和史籍的文章道、教习法律的科目。不过，与唐朝注重儒家经典不同，大学寮更为突出明经道，即儒学教育的重要性。依照学者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明经道选择的教科书，不仅使用儒学经典，亦规定了固定的注释本。具体而言，《周易》采取郑玄、王弼注本，《周礼》《仪记》《礼记》《毛诗》采取郑玄注本，《春秋左氏传》采取杜预注本。确定以《论语》《孝经》为必修，以《礼记》《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为大中小经，以选修方式进行，从而在“一开始就把儒学的传授放在近乎至尊的地位

上”，[3]使接受大学寮学习的人可以为中央集权的律令政治服务。

再次，大学寮是一个选拔官吏的组织机构。不言而喻，尽管大学寮的教育制度非常严格，教育程序极为规范，但是毕业之后的贵族们也不可以直接为官，而是要参加国家举行的“贡举”。日本最初的“贡举”考试名称来自中国，不过却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科，与中国后世不同。所有考试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考核内容，合格者才授予相应的位阶。就这一时期的“贡举”考试而言，可以说完全依照经典、模仿中国。明经科自《周礼》《春秋左氏传》《礼记》《毛诗》之中选题，进士科进行时务策——就时事政务撰写策论文，而后自《文选》或《尔雅》之中选题。

最后，大学寮还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机构。如果说文官考核、选叙，儒学学习，官吏选拔直接指向了大学寮的实质的话，那么通过日本天皇对这一机构的扶持，或许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机构作为后世“书院”的雏形。历史上，平城天皇（806-809 年在位）、淳和天皇（823-833 年在位）为了鼓励学问，推出后进，曾下诏督促亲王、贵族子弟到大学寮学习，这样的措施不仅促进了大学寮的扩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的繁荣与官学——儒学教育的兴盛。[4]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安初代天皇桓武天皇（782-805 年在位）执政时期，曾下诏增加大学寮的定员，还扩大大学寮的“财源”。之所以如此，即在于认识到“经籍之道于今未隆，好学之徒无闻焉今”， [5]故将“劝学田”自 20 町增加到 120 町（48000平方尺），通过增加授田的方式来奖励学问。这一点极大地刺激了大学寮的发展，亦扩大了大学寮作为独立经营的教育机构的主体性。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的引导下，日本官立教育在中央得以巩固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向地方延伸拓展。根据《大宝律令》的规定，这一时期的日本地方，即“国”各自设立一所学校，称之为“国学”，以教育地方豪族——郡司的子弟为己任。作为日本古代的行政区划，依照律令体制，“国”分为大、上、中、下四等。一开始，整个日本只在设有“按察使”的伊势、远江、常陆、美浓、武藏、越前、丹波、出云、播磨、伊予、越后、陆奥、长门等十三国之中设立国学。723 年（养老7年），九州地区的六国采取合办的方式，设立了太宰府的国学机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