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的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异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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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的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异趋
文学即是人学,文学的背后是文化,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任何作家的成长也都有其的特定的文化基因,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就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基因,但是,“决定文化基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
山水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是以自然山水、田园风景、田园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王维和孟浩然的创作致力于山水诗、田园诗的合流,并把山水田园诗的演绎推向顶峰。然而王维生活在多山多水、民风剽悍的晋北文化区,孟浩然则出生在南方杏花春雨的荆楚鱼米之乡。两人自小开始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气质与个性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纪昀说:“王孟诗大段相近,而体格又自微别。”两人的山水田园诗作自然而然地会因各自接受的文化基础和人生的游历体现出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两人在“山水田园诗”这一种文体的创作中,作品会因为两位诗人所接受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文体地域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地理因素和文化传统会对作家人格与文学创作发生作用。谈及文体的地域性,就涉及到现代“地理学”的学科。
20世纪末期,中国学者积极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兼具文理性质的新兴跨领域研究学科,是一门极具活力与开发潜力的学科,旨在文学研究中从“地理学”这个新的学术视角出发,去发掘文学作品背后蕴藏的地理内涵与人文气息,推动文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全面发展。“文学的地理性,是指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
存在必然的联系。文学的地理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根据盛唐山水田园诗这一题材与王孟所著唐诗,本文拟从文学地理学的几个核心问题简单分析王、孟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综述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概念
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我国大陆逐渐兴起的一个批评与研究文学的学科。文学地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地理而是文学。
(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
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创作主体(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等)、文学作品主体(读者和批评家)和文学接受(作品形态),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三)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了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以及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象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
及文学由文学家组成的文学家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地理学”这个学科体系为桥梁,去研究文学各要素之间与地理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
(四)文学地理学的古今渊源
我国古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从来不乏空间地理维度,从《诗经》六艺之“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到班固写作《汉书·地理志》,以及地志、方志等,在某种程度来说是自觉地依据地理维度把文学分类的意识。唐宋以来,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冠名,例如“吴中四士”、“江西诗派”、“桐城派”等,这样的命名体现了各流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态度的地域色彩。
直到20世纪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和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人才具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精神和态度,把古人初级形态的地理意识发展成有条理的专论。后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争取到更多自由,慢慢走向理性与成熟。
本文拟从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空间批评等方面论述北方辋川诗人王维与南方襄阳的诗人孟浩然两人在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二、王维、孟浩然及其山水田园诗
(一)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善音律,本籍山西祁县,出生于山西蒲州,蒲州时为三晋文化区之属。其家族虽为五大望族之一的太原王氏望族,然父亲早逝、家境衰落。王维的一生深受其母亲崔氏笃信佛教的影响——崔氏是当时著名高僧大照禅师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一生奉事佛道,不沾荤腥、不衣锦绣;妻亡后无续弦亦无子嗣。王维在日后的入仕与出仕的政治道路和文学、书画、音乐等艺术创作方面都显露出佛教的与追求,故世号“诗佛”。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擢第,解褐为太乐丞,同年秋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十四年春自济州离任,淇上为官,不久隐于淇。十七年回长安闲居,并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二十二年赴洛阳,隐嵩山。二十三年(735)宰相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二十五年奉命出使凉州,并在河西节度使暮中任职。二十六年回长安任监察御史。二十八年冬,赴岭南。翌年春,自岭南北归,辞官隐于终南。天宝十五年(756),为安史叛军授予伪职,后肃宗宥其罪。晚年常居辋川蓝田别业,“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并编有《辋川集》。
(二)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以字行,本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襄阳隶属荆楚文化区,拥有楚文化的优良传统。孟浩然本宅在襄阳郭外的涧南园,“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其一生经历简单:“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文苑列传》)孟浩然40岁以前,一直住在襄阳,“隐鹿门山,以诗自适。”他极爱游览,足迹踏遍这一
带的山水名胜之地,岘山、万山、鹿门山等,并作诗纪念。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冬入长安应举,次年还乡后北上洛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秋之际“自洛之越”,畅游吴越山水,自富阳至永嘉,开元二十一年还乡后弹冠出仕入张九龄幕府,后辞官大隐,“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听郑五弹琴》)。
(三)两人山水田园诗略论
王维之诗,历来最受推崇的评价无出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右。对于孟浩然,苏轼亦评论道:“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手,无材料耳。”其中不难看出苏轼对二人诗作的赞誉程度。提及王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精通音律”“擅长书画”“信仰佛教”这三点因素,他的诗,诗情与画意统一,并将诗人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体验融入到景物之中,有些诗在幽邃宁静的艺术境界中参入禅理。而孟浩然的诗,其一生经历较简单,或写游历所见各地山水景色,或写家乡自然风光,其中往往在抒写孤高的情怀中夹杂着失意的情绪,在以景色自娱中融入了羁旅乡思之苦。
历代一直有学者比较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在审美意趣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绘画特征、宗教态度等。往往山水田园诗最易被忽略的就是山水田园的共性特征——地理环境,其个性特点则在诗作中的自然意象、人文景观、空间建构形式等方面凸显。而这些,正是笔者试图努力探索的。
三、王孟诗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
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主要有两类: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
所谓自然意象,主要是指由于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原始自然物象,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