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汉代丧葬祭祀

“孝”与汉代丧葬祭祀
作者：许亚飞
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2期
许亚飞
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儒家学说明确地提出了孝道理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
家思想成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于是儒家的孝道思想也就随之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
之一。

汉代统治者通过尊高年、举孝廉、“使天下诵《孝经》”[1]等多项措施大力倡导孝道，使两汉时期重孝之风大盛，从而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丧葬祭祀更
是深受“孝”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孝”在丧葬祭祀上
的反映加以论述。

一、“孝”与厚葬
儒家孝道思想历来把养生与送死等量齐观。

《礼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荀子·礼论》也说：“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
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

”“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
备矣。

”儒家这种“事死如生”的孝道观对汉代葬俗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就是厚葬之风
的形成和泛滥。

在汉代“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2]，权贵豪族、地主富商为了显示孝道，博得孝的美名而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厚葬去世的父母。

《潜夫论·浮侈》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

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
珍宝偶人车马。

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又云：“京师贵戚，必欲江南
檽梓豫章楩柟；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

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计一
棺之成，功将千万……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

”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
出当时贵族豪强的厚葬已经到了非常奢侈的地步，而且这种厚葬情况还遍及全国，以至“边远
下土”。

另外，随着孝道观念的深入人心，普通百姓为了厚葬其亲人也不惜倾家荡产。

崔寔
《政论》云：“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汰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

”整个社会从上至下都崇尚以厚葬致孝。

《盐铁论·散不足》云：“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
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

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可见厚葬狂潮已席卷了整个社会，成为汉代非常普遍的一种习俗。

考古资料也充分反映出了两汉的厚葬习俗。

已发现的诸侯王黄肠题凑墓就非常的豪华，完
全模仿地面宫室来构筑，其题凑用木数量庞大。

如高邮山1号墓的题凑用木857根[3]；长沙象鼻嘴1号墓的题凑用木908根[4]；北京大堡台1号墓的题凑用木更多，由15000余根柏木椽堆垒而成[5]。

此外，汉代的皇族还有使用玉衣做敛服的习俗。

目前出土玉衣的汉墓已有30多座。

以满城汉墓为例，刘胜的玉衣就用了玉片2498片，仅穿玉衣的金丝就重1100克；其妻窦绾的
玉衣也使用了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仅从这些殓服上就可以窥见其葬制的豪华程度[6]。

这一时期还很流行用坚固的砖、石构筑墓室，墓葬结构也奉行“事死如生”的精神，极力
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住宅。

其大型墓葬往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

如河南密县打虎亭1、2号墓，两墓均由墓门、墓门内甬道、前室、中室、后室（主室）、南耳室、东耳室、北耳室和各室的
石门与甬道等部分组成。

前、中、后三室分别相当于庭、堂和寝；北、东、南三耳室分别相当
于房、厨和厩[7]。

又如禹城汉墓，由七个墓室、四个耳室、两个廊房和四个壁龛组成[8]。

武
威雷台汉墓也包括前、中、后三室和三个耳室等等[9]。

壁画墓、画像石墓大量流行，东汉时期四川地区还流行画像砖墓。

这些墓从设计、材料的
采制、运输到绘画雕刻、建造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所以它们的流行说明这一时期人
们非常重视墓葬的装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厚葬风气的盛行。

随葬器物极为丰富。

其种类繁多，包括食物、衣物、钱币、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礼乐器、武器、车马、印章、封泥、简帛等等，几乎涵盖了生人所需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所有物
品和器具。

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惊人，如长沙马王堆1号墓随葬器物1000余件[10]；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器物2000余件，钱币20余万枚[11]；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器物则更多达4200余件[12]。

这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言：“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

”
考古调查还发现了许多汉代的墓阙、祠堂、墓碑、石雕等墓上建筑，有的墓阙和祠堂还雕
刻有精美的画像。

说明这一时期人们不仅重视地下墓室的构筑和装饰，也开始重视墓上的建筑，其与当时沽名钓誉的厚葬风俗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总的来说，受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两汉厚葬之风极为盛行。

而厚葬风潮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儒家孝道思想在汉代社会已被人们普遍地认可和接受。

二、“孝”与服丧
儒家孝道思想不仅要求厚葬去世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为父母服丧。

儒家经典《仪礼》和
《礼记》对服丧期间的饮食、居处、言语、服饰等都做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

以饮食和居处为例：《礼记·间传》云：“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
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

始饮酒者，先饮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干肉。

”《礼记·丧服大记》云：“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块……既葬，柱楣涂庐，不于显者……既练，居垩室，不于人居……既祥，黝垩……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

”另外还有其他
如不沐浴、不作乐等诸多禁忌。

这些规定或禁忌子女们应该严格遵守，以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情。

《荀子·礼论》云：“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在汉代，
服丧如礼者往往能得到孝子之名，甚至得到朝廷的褒奖。

《汉书·于定国传》载，成帝时于永
父卒，其“居丧如礼，孝行闻，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至御史大夫。

”《后汉书·济北惠
王寿传》载，济北王刘次九岁丧父，服丧过礼，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褒奖曰：“济北王次以幼
年守藩，躬身孝道，父殁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

谅暗
以来二十八月……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

”《后汉书·东海恭王强传》载，东海王刘臻“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从而受到了增封五千户
的嘉奖。

《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曰：“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

”为了弘扬孝道，在褒奖服丧如礼者的同时，汉统治者还对一些不为父母服丧或者服丧期间不遵
守禁忌的违礼者进行惩处。

《汉书·薛宣传》载，成帝时丞相薛宣不为后母服丧，博士申咸
“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

”《汉书，·高惠高
后文功臣表》载，陈季须“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

”《汉书·景十三
王传》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刘勃在父丧期间“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
过市，入狱视囚”，结果被其庶兄刘棁告发，后来“有司请废勿王，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

上
许之。

”《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载：“赵相奏（惠王）乾居父丧私聘小妻，又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

”
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为父母服丧成了汉代非常普遍的习俗。

《后汉书》中常有言某人“服阙”、“去官行服”、“服竟”等记载，亦皆表明其为亲服丧之意，其例颇多，兹不胜举。

而丧期最长的三年丧，这时也逐渐盛行。

三年丧是儒家最为重视的丧期。

《论语·阳货》载：“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
父母乎？’”可见为父母服三年丧是儒家基于还报父母之恩的孝道思想而提出的主张。

两汉朝
廷曾发布多条诏令支持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丧。

《汉书·哀帝纪》载绥和二年六月诏曰：“博士
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说明当时博士弟子可以准假回家为父母服三年丧。

《汉书·杨雄传》注引应劭曰：“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

”说明汉代为亲服三年丧还成为一种选举仕
进的资格。

《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三年十一月丙戌，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

”《后汉书·桓帝纪》载：“永寿二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

”朝廷这些诏令已
明确支持大臣回家服三年丧。

东汉帝王甚至还带头服三年丧。

明帝就为其父刘秀服丧三年。

《后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谢承书》载蔡邑之言曰：“以孝明圣孝之心，亲服三年。

”和帝
也曾为章帝服丧三年。

《后汉书·鲁恭传》载，和帝初立，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
击匈奴，恭上疏谏曰：“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

”皇后也有
服三年丧的。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载，和帝永元四年，邓后入选，会父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

”在帝王带头服丧和朝廷诏令支持下，汉代尤
其是东汉为父母服三年丧很是盛行。

《汉书·公孙弘传》载，公孙弘“养后母孝谨，后母卒，
服丧三年。

”《汉书·哀帝纪》载，河间王刘良“丧太后三年”。

《汉书·原涉传》载，原涉
为父“行丧冢庐三年”。

《后汉书·韦彪传》云：“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

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后汉书·鲍昱传》载，鲍昂为父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服阙，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

”《后汉书·铫期传》载，父卒，“期服丧三年，
乡里称之”。

另外，前文提到的刘次、刘臻等也都是服三年丧的表率。

在汉代，有些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服丧的人，为了表示孝心，还会追服或重行丧制。

《后
汉书·东海恭王强传》载，刘臻及其弟刘俭“兄弟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

《后汉书·耿恭传》云：“恭母先卒，及还，追行丧制”。

《后汉书·袁绍传》载：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

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

”《后汉书·何敞传》载，何敞为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父母，追行丧服。

”
两汉时期，在孝道思想的影响以及统治者的倡导下，这一时期为父母服丧之风颇为盛行，
成了社会的普遍风尚，也成了子女们表现孝道的一个重要形式。

三、“孝”与祭祀
服丧期间需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

首先是下葬后迎魂安于殡宫的三次虞祭，三虞后隔一日
又行卒哭祭，卒哭次日行祔祭，然后一周年（十三个月）行小祥祭，两周年（二十五个月）行
大祥祭。

大祥祭后一个月行禫祭，即丧家除去丧服的祭礼。

禫祭过后，孝子就恢复了平常的生活。

此后，每年还要按节日进行祭祀，即转入吉礼的祭祖。

藉次，孝子们可以在悠长的岁月中
继续保持同死去亲人的联系，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

《孝经·丧亲章》曰：“春秋祭祀，以时
思之。

”《礼记·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可见祭祀父母先祖也是表达“孝”
的重要方式，是一个人对父母孝道行为的延续。

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前室西壁横额上刻有一幅祭祀图[13]。

图右端露出一座庙门，门旁一
人双手持篲，前有两人手持长铤鞠躬而立，一人手捧祝文背对庙双膝跪地，其前跪一领祭者。

祭祀者分为五列，前两列皆手中捧笏，拜伏于地，第三、四列捧笏鞠躬而立，最后还有一人持
笏跪地。

画的左端有两人正在布置祭品。

这幅图反映了当时集体祭祀的仪式。

另外沂南北寨村
汉墓前室东壁、南壁上还刻有两幅祭祀图，这些祭祀图给我们展现了当时宏大的祭祀场面。

近年来通过考古调查和勘探，还发现了许多祭祀性的地面建筑。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天
子祭祀先祖的宗庙、寝殿、便殿等；另一类是官僚士大夫用于祭祀父母先祖的祠堂建筑。

在西
汉帝陵附近已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如元帝的长寿宫（即元帝庙）遗址[14]，昭帝的徘徊庙遗
址[15]，武帝茂陵园寝遗址[16]，宣帝杜陵及孝宣王皇后陵的寝殿与便殿遗址[17]。

另外在高
祖长陵和景帝阳陵附近也都发现有大型建筑遗址[18]。

《汉书·韦玄成传》载：“京师自高祖
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

又园中各有寝、便殿。

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

寝，日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

又一月一游衣冠。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在帝陵旁建有宗庙，陵园内还有寝、便殿等建筑，祭祀非常
频繁，最重要的宗庙祭祀每年要祭二十五次。

东汉时开始把许多祖先的神主都供奉到太庙里，
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养办法，并开始在寝园举行上陵礼和酎祭礼，使得寝在祭祀中的地位超
越了宗庙[19]。

两汉帝王都通过兴建一系列的祭祀建筑、用一整套的祭祀礼仪来祭祀自己的祖先。

《孝经·感应章》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

”《礼记·坊记》也说：“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

”由此可见，统治者祭祀祖先，不仅是自身“孝”的表现，也是其宣扬孝道
的手段之一。

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秦）尊君卑臣，
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

”汉代土木结构的祠堂现都已荡
然无存，保存下来的都是石结构祠堂，主要集中在山东省西南部、江苏徐州地区和安徽省北部。

目前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祠堂是王莽天凤三年（16年）的山东汶上县路公祠堂。

另外还有桓帝
元嘉元年（151年）的山东嘉祥武梁祠堂、灵帝熹平三年（174年）的安徽宿县褚北乡祠堂等十多处有明确纪年的祠堂。

1983年蒋英炬还根据嘉祥宋山出土的两批零散画像石，复原了4座小
祠堂[20]。

《盐铁论·散不足》载：“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

”说明当时中等人家的墓地上流行祠堂建筑。

《水经注》中也记载有当时遗存的许多汉代
墓前祠堂建筑。

所以说汉代墓上祠堂非常流行，官僚士大夫们大肆兴建墓上祠堂作为他们祭祀
祖先的场所，这是当时墓祭习俗发展的产物，也说明了当时祭祀祖先风气的盛行。

《礼记·祭统》曰：“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
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
《礼记·祭义》曰：“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可见祭祀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情，是教化
的根本。

人们应该用严格的祭礼表达对已故父母先祖的崇敬和缅怀，这也是“孝”的体现。

综上所述，汉代是“孝治”的时代，孝的观念倍受尊崇，行孝风气非常浓厚。

而孝的重要
表现就是“慎终追远”，即重视丧葬与祭祀。

汉代“孝”与丧葬祭祀的关系十分密切。

“孝”
的观念直接影响着丧葬祭祀习俗，而两汉的丧葬祭祀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孝道观念。

[1]《后汉书·荀爽传》，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

[2]《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3]《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32期，1980年。

[4]《长沙象鼻嘴１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5]《大堡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6]《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清理和复原》，《考古》1972年第2期。

[7]《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8]《禹城汉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9]《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0]《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11]《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3]《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

[14]《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15]《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6]《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第7期。

[17]《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91年第12期。

[18]《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19]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0]《汉代的小祠堂》，《考古》1983年第8期。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