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回到野生以及原来的自己

样的一件事情，每个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每种看法都来自独特的生命体验，都值得尊重。

把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强加于人是无礼的。

然而艺术是自我的，必须绝对自我，艺术的本质是碰知音，而不是拉赞助。

”
毋庸置疑，艺术策展人一定是眼光尖锐而独特的，有自己的观念和审美。

“艺术是自我的，必须绝对自我”，这一点我是相当赞同。

此前，她策展的“在江南——苏州华家五人展”获得了巨大成功。

出生在江南的朱文颖对这片土地有过极为深情的阐释，从她以往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她的江南情结。

其实朱文颖与艺术结缘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早在2002年，在苏州盛极一时的“格多美术馆”中，朱文颖就担任过“艺术总监”一职，期间认识了很多全国知名的艺术家和画家朋友。

这段经历甚至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也有体现，比如小说《良宵》就是写的“格多美术馆”一次展览前后发生的真实故事；而中篇小说《万历年间的无梁殿》，其中出现的“堕落时代”画廊，其原型就是当年的“格多美术馆”。

作家拥入艺术界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她对一个作家自身的成长是不可小觑的。

正如朱文颖说的：“回过来看，世界是不一样的。

”
[作家不可能表达自己看不到的
东西]
《青年作家》：距你上本书《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出版已经过去五年，对照了一下你之前的出版频率，应该又快到一部新作诞生的时候了吧。

有什么新动向吗？能否聊聊这几年您的一些状况？
朱文颖：谢谢你注意到了我的出版频率。

我想我已经过了为这个出版频率而焦虑的时期了。

现在仍然还是会焦虑，但肯定不是为这个。

我记得我的出版频率最密集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艺术家朋友看了我的出版访谈，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不要觉得现在回答访谈老练，看起来也蛮华丽，但那种对于生命的锐度反而少了。

”
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这话当然不太好听，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悟出其中的意思来，好像在我的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听到什么，若有所悟，直至好多年过去以后，与生命相对照，才觉得那话其实是谶语。

这些年，写得肯定不太多，至于新作，可能很快就会诞生，也可能还要过一些时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对于我的写作来说，这些年比较重要的是我悟出了一些道理。

比如说：“对生活认知到什么层次，表达也必然在这个层次之内。

作家不可能表达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在触摸或者被迫触摸一些陌生的东西，这种异物感可能不华美，但它可能有力，这表现出一种可能性……就像我很喜欢的那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看到了船上的那只“老虎”，我已经看到了，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新动向”。

《青年作家》：苏州在你的小说中仿佛是一种符号地标的意义，作家在地域文化的传
8Young Writers
承方面也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个性。

苏州小说最早从陆文夫开始，当代在你之前还有范小青、吕锦华，你从他们那里汲取过养分吗？你是如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别样苏州的呢？
朱文颖：地域这个话题一直在谈。

苏州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至少对于作家来说。

就在不久以前，我和一位女作家电话聊天，她说：“你们苏州真是出妖怪的地方。

”我知道她的意思，因为苏州那么多作家，从远的陆文夫，到现在范小青、吕锦华、荆歌、叶弥、陶文瑜、车前子、我、戴来，都是没法用地域甚至其他方式来归类的。

女士们基本上豪爽，至少看似豪爽，先生们反而阴柔曲折些……
当一个词被长期使用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特定的含义。

就像一头已经被驯化的动物，不再具有自身更大的内涵和野生的创造力。

所以说，其实每个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别样苏州的途径都只有一条：忘记苏州这个符号，回到野生的、原来的自己。

《青年作家》：《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这本书的标题很有意思，“细小”二字可谓道出了江南水乡的一些特质，有种精巧玲珑之美，另一方面可否理解为是南方人的世俗生活格局？或者再看成是你从细小的场景为切口，进入三代人的历史背景？
朱文颖：这里首先有作家个人气质的原因，我并不是一个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者，当我希望赋予笔下人物以命运感的时候，这种“细小”的方式是我熟悉并且可以把握的，就像你说的“南方人的世俗生活格局”，对于我来说，这是天性给予我的感知世界最敏锐真切的部分。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当要处理一个长篇文本、搭建一个长篇的框架时，仅有“细小”与“自我”的感知是支撑不起来的。

一个具有命运感和长度的小说需要宏大的框架，那么如何处理细小和宏大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最终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场景”与“宏大历史”之间迎面相遇又迅速躲开的交错方式。

就像有些评论家说的，这是小说叙事的态度，也是人物的态度。

从农耕文明到革命与暴力，再到现代性的全面介入，历史和社会不由分说地演化与变革着。

在小说里有很多时代的编码，比如说童莉莉填写成分、潘先生抄写语录、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切，细小善感的个人并不是在里面横冲直撞，所有南方的敏感、柔软、身段，以及南方式的“粗鲁”“呐喊”和“反抗”，它们都是一面面由南方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构成的镜子，宏阔的时代从那里面反映出来时，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可触的心灵，以及稍稍有些变形、然而质感仍在的历史现场。

《青年作家》：其实还有些小说技法与设置让人感觉不同，即你的上上本小说，标题是《戴女士与蓝》，主人公却是“我”——一个上海男人，然后是以“我”为视角的周遭许多女性的故事与命运。

把男性作为第一人称叙述，女性的经验被有意地克服和掩盖，这样写作的用意是什么？
朱文颖：很多人谈到过这个问题。

因为写
作这部小说和现在已经相隔了很长时间，所以要我准确还原当时的感受，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这个男性视角，和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一定让我在叙述时产生了一种愉悦感受。

“这样好像就对了”，“有什么东西顺流而下”，“有一个出口打开了”。

然后我能顺着这种感受比较贴心地写下去。

当然也可以去分析那个故事，主人公是个经历丰富的 “上海中年男人”，他的叙述口吻、沧桑、忧愁、洞察，略有厌倦……同样的故事，如果换成女性视角，出来的会是另外的效果。

或者说，通过这个虚拟的故事，我也在偷偷地揣摩着什么东西。

写作，总是包含着什么秘密，即便有时候作家本身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不反对一切的主义，但是我反对狭隘]
《青年作家》：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写作盛极一时，你的作品好像并未去特别张扬女性的权利与欲望，而是很细腻、真实地展现她们的情思，包括在物欲横流之中的堕落和沉沦，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对女性主义写作持什么看法？
朱文颖：在写作姿态上，我肯定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那样会把事情变得非常狭隘，其实我不反对一切的主义，但是我反对狭隘。

《青年作家》：你笔下的那些女性痛苦与孤独、不安与悸动，她们与你的生活有关吗？
朱文颖：作家笔下的任何特质都与作家本身密不可分。

前几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标题“可惜命运没让你成为一个快乐浅薄的人”。

大致是这样，可能还有些微妙的出入。

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一个洞察深刻并且还能天天快乐的人。

文学与艺术起源于某种奇特的天性或者经历。

成为好的艺术家或者作家根本上是痛苦的，这里的“浅薄”我更多地理解为——幸运而并不刻意地符合一种“普通常识”，远离危险，永远不与那只饥饿的老虎在海上漂流——
我非常喜欢的前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父亲在她18岁那年离家出走。

作为一个敏感的少女，与母亲的关系深深地影响了阿布拉莫维奇的成长，摆脱母亲的精神控制、释放自我成为她走向行为艺术生涯的潜在动力。

1998年，阿布拉莫维奇曾跟记者讲述，母亲如何“以完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待她和弟弟。

直到她29岁，母亲还要求她不得在晚上10时后外出。

那时候，已经在实践行为艺术的她，所有的表演都是在晚上10时前进行。

“可以想象吗?我割伤自己，抽打自己，焚烧自己，几乎在火中丧命，这些都是在晚上10时前完成的。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力量，而我一样都不喜欢，因为它们都暗示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

”于是，寻求身心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解放和某种自由度便成为她行为艺术创作的内在线索之一。

至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些懵懂，后知后
10Young Writers
觉。

在我有些作品中，如果表现了女性的“痛苦与孤独、不安与悸动”，还是属于比较情绪化的一种表达，缺少直指本心的力量。

究竟是因为什么？看到它，清晰地说出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以及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揭示的。

[艺术的本质在于突然间的“直指人心”]
《青年作家》：据了解，目前你还从事艺术策展和评论，你已经不满足于写作这种表达方式了？
朱文颖：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准确地说，倒不是我不满足于写作这种表达方式，写作是如此浩瀚宽广，穷尽一生都只能窥其一角的事业……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天性里其实和艺术这种东西非常接近，在写作特别在小说创作中，我常常缺少一种必须的耐性，结果就是我写了不少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小说。

灵光一闪的把握来自于艺术的直觉，如果严谨而准确地完成它，则需要另外一种天分与性格。

我希望通过磨炼可以改变它，也有可能这种改变极为困难，那就写一种自然地呈现这种困难的小说。

这些都很有意思。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打开，艺术策展和艺术批评让我找到了与天性非常接近的那个领域，我非常愿意去尝试它。

《青年作家》：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艺术与文字之间肯定是相互补给的，那么作为策展人，写作的经验对你来说有什么优势？
朱文颖：在我目前做过的非常有限的展览中，画家们对于“作家策展”普遍极感兴趣，这就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还是要感谢我多年的文学积累和准备，这让我并不太困难就进入了他们创作的本体，并且试图找到诠释它们的独特方式。

专业的画评家、艺评家往往从学术术语出发，这是专业的、可推敲的，但多年的文学训练告诉我，艺术的本质在于突然间的“直指人心”，我希望找到一条中间路径来对于他们的画作进行阅读和解释。

也就是说，一条介于专业和艺术感觉之间的路径。

这种跨界的体验是美妙的，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但陌生的阅读或许带来新鲜的感受，当画家们告诉我，在某一点上我看到了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东西时，我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青年作家》：感觉你应该是受城市文化影响很深的那种特别前卫新潮的人？
朱文颖：我很想用另一篇艺术评论的标题来回答这个问题，题目是这样的——“为什么前卫的当代艺术中反而透着禅宗的味道？”我倒不是说要把自己提高到什么高度，我只是觉得真正的城市文化和前卫、新潮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提到乡村，现在如果我们再用淳朴敦厚来形容，大家都会觉得有点不对味，至少这不是一个在文学和文化层面上讨论的问题。

真正好的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都能表现出一种夹缝中的光亮，其实也就是它的混沌性和不确定性。

12Young Writers
人性中有多少伪装的东西呵，我喜欢的德国导演法斯宾德，他非常注重外表：耗费极多的心神、精力、时间与金钱来选购服饰，但这并不是为了使自己优雅体面，反而是精心塑造出一种不修边幅而有些粗鄙的外貌。

那些太大的皮夹克、不合身的牛仔裤、磨损而纽扣松脱的衬衫，以及肮脏的破靴子，都代表他对家庭古板拘谨礼仪迟来的反抗……但愿您听懂了我的意思。

[当你迷路的时候，永远挑难走的那条路走]《青年作家》：你的眼光向来异端、独特，而且你也坦言自己喜欢邪恶的事物，这是为什么？朱文颖：这里的邪恶基本不是取它的本义。

其实还是关于那副“普通常识”的眼罩，摘掉它以后看到的是怎样的面孔、世界和生活？尼采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这儿有一个矮小的人，他时常跟我讲话。

他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告诉我，他的故事是我一生所听过的故事中最无趣的一个。

我之所以听他说故事，是因为他对我讲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出他估量世界上一般公民的道德水准。

”作家不应该是那个矮小的人。

《青年作家》：我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在当下，人的个性一直处在压抑、爆发的起伏循环当中。

你认为人应该怎样更好地展现自我？朱文颖：首先是真诚。

比如说，有时候喝了点酒后我永远想做傻事，比如给人掏掏心，比如为某件做错的事道个歉什么的。

那种时刻至少有一点是可取的，那种时刻至少你是你自己。

还有一点是单纯。

然而，单纯的秘密却是学不到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天才的幻想者凭心理的直射进入了托尔斯泰式意志转变的中心，他慧眼地说到托尔斯泰的镜像列文：“像列文这样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同人民生活在一起，但却决不会成为老百姓……这不是出于天生的、本性的爱，而是出于精神的困境……”不管怎样，有两点建议。

第一，当你迷路的时候，永远挑难走的那条路走。

第二，多年以后，当你回想过往，不要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我没有选择我的生活，我只是活着。

”《青年作家》：写作也好，搞艺术也好，你最想达到的状态是什么？朱文颖：我喜欢你的这个问题。

因为细想起来，它其实无解；还因为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因为控制而达到，所以它神秘而宽阔。

就像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