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曲阜地方金石志中书学生态谫论——以孔祥霖《曲阜碑碣考》为中心

2023/12 No.262
清季以往，乾嘉经学大行于世，晚明书坛所追求的注重自我表现的瑰异书风逐渐被重考据与钩稽的碑学替代。

碑碣是学者旁搜远绍的物质载体，具有非同小可的史学意义，热衷于探碑访碑的书家群体与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一道，将目光锁定至此，以碑证史、以史考碑，清末民初的书学生态在碑史互证中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开始向着“道问学”转化，作为地方金石志的代表，《曲阜碑碣考》就是此间产物。

一、《曲阜碑碣考》成书竟委
《曲阜碑碣考》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明亡之际，顾炎武、张溥等忧国忧民的学者认为国破家亡的肇端为晚明时期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张溥曾于复社规程中言：“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为复社。

”[1]于这些学者看来，唯有在经史子集等古代经典中，才能找到经世致用的答案，而考据与辑佚便是实现“政统”大业的途径之一。

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戒备森严，学者常因言语不慎而不复堪命，因此他们将关注点转向古代经典，不对时政臧否。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加持下，经学于清代滥觞。

《曲阜碑碣考》的编撰者孔祥霖深受这一学术传统的濡染。

孔祥霖生于清末，卒于民初，跨越晚清与民国两个历史时期，但由于其卒年仅为民国六年（1917），故将其视作晚清学者更佳。

“凡子史百家、汉宋以来诸儒学案，靡不探赜索隐，博淹旁通”[2]，孔祥霖自小接受古典文化的沾溉，是封建社会中以期通过开科取士来实现人生价值的传统儒生之一。

他于1875年中举人，1877年中进士，曾任会试磨勘官、河南提学使、河南按察使等，终其一生践行着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

孔祥霖生长于孔子故里曲阜，早年在外做官，1912年朝代更迭后便回乡，于曲阜组织建立“尚实社”，暮年“被选为曲阜孔教会总理”，后又称为曲阜经学会会长，可谓“泰西之政法文艺皆有领会”。

据学者考证，《曲阜碑碣考》于1913年开笔，结合孔祥霖年表可知，其为孔祥霖晚年回乡后一片赤心报故土的证明。

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相较于其他城市，受礼乐文明的影响更深。

体量巨大、内容极丰的碑碣石刻便是曲阜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载体，据国家文物局1993年曲阜孔庙、孔府、孔林（以下简称“三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可知，“三孔”内藏存的碑刻都与封建王朝与儒家思想一脉相通。

其中，孔庙中的碑刻内容多为历代帝王及文人墨客修庙、谒庙的记述与吟咏唱和，孔府中的碑刻内容多为孔氏一族与王公贵戚往来的佐证，孔林中的碑刻则大都为墓碑和修林、谒林的记述。

[3]
《曲阜碑碣考》中不仅收录了“三孔”所藏的碑刻，还将散布于坊间的碑碣收录其中形成四卷，分别为“同文门下古碑碣之最精而最著者”“至圣庙散置历代之碑碣”“至圣林内历代碑碣之著闻者”“城市、坊里、旧学宫、贡院、书院、庙宇等处历代碑碣”[4]1，同时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兹以同文门碑自汉迄隋及唐宋之佳者为甲部，其余唐宋以及明清散置庙中者为乙部。

至圣林著闻之碑碣为丙部，此外城郭坊里如少昊陵、周公庙、颜子庙、旧学宫、贡院、书院等处诸碑碣并著闻乡贤达之墓碑为丁部”[4]1。

这种分类方式将碑碣依照时间、地域以及精良程度划分，方便后世学者追本溯源，事半功倍地找到所求之碑碣。

二、《曲阜碑碣考》中书学焦点的捩转
《曲阜碑碣考》是清代乾嘉经学影响下地方金石志的缩影，此时书学随着经学的发展，由体悟化审美研究向注重钩沉史实的考据研究转型，实现了由玄理到实证的本体探索、源流探析与感性鉴赏兼重的书法研究，以学问为础石的创作实践，以事实材料为依据的研究方法，依托题跋、著录而存在的艺术批评。

书学研究中的焦点实现了由主观到客观、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捩转。

明代《书法雅言》道：“字者，孳也；书者，心也。

字虽有象，妙出无为；心虽无形，用从有主。

初学条理，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终及通会。

行所无事，得意而忘象。

故曰由象识心，徇象丧心，象不可着，心不可离。

”[5]有学者称“项穆之‘心’是具有超越性的‘道体’”[6]，其书论中饱含浓郁的心学色彩，显然是重“德行之知”的宋明理学盛行一时的产物。

但时至清民，历经乾嘉经学的濡染，书学的研究重心显然发生了偏移。

书法理论的研究对象由玄之又玄的“道”，转为敦本务实的理念阐述和方法研究；超超玄著的语言，也转为严谨直观、信而有征的论述，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清末民国时期对书学与金石学、文献学、谱牒学、版本目录学等学科的融合上。

孔祥霖在《熹平断碑》一目中记载：“右碑后有阮元题记，翁方纲观题记云：乾隆癸丑访得此石，于东观外掘土出之，审视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

”[4]14其重点在于考订和辑佚。

在乾嘉经学滥觞以前，书法鉴赏与批评多受到注重“德性之知”的宋明理学的影响，注重意气与风采。

北宋蔡襄将“神气”视为书学的关键，他在书论中指出：“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

”[7]由此可见，
清末民初曲阜地方金石志中书学生态谫论
—以孔祥霖《曲阜碑碣考》为中心
文_崔潇涵　潘禹彤　邢晨　孙亚雯　毛润洋
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
内容提要：“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看曲阜”，《曲阜碑碣考》是孔祥霖立足于清民之际曲阜现存碑碣进行的研究，不同于传统地方金石志的
广、博，孔祥霖将目光集聚于曲阜，进行田野考察与文本研析并重的研究方法，推动曲阜金石志研究迈向精、深。

孔祥霖此举不仅有利于以碑证
史，而且为研究清末民初曲阜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手史实支撑。

同时，在乾嘉经学的影响下，《曲阜碑碣考》的出现做到了以史考碑，为此历史环
境下特殊的书学生态提供了研究切口。

关键词：清末民初；曲阜碑碣；乾嘉经学；考史；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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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除却精神而追求形似是无意义的。

清代书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人重感觉与经验的‘印象式批评’特征与‘感觉的陈述’方式”[8]。

孔祥霖在《礼器碑两侧》一目中论《礼器碑》（图1）道：“牛运震《金石图》云：是碑铭文简质雄劲，与先秦诸石刻伯仲，书法锋铦神浑，苍古温润，无美不备，有汉分隶之独步也。

”[4]2在对《礼器碑两侧》的分析中，孔祥霖虽加入了对书法面貌的鉴赏，但并未落入对风格面貌泛泛而谈的窠臼。

“艺术是耕种性灵的工具”[9]，具有一定的体验性与智慧性，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说：“我是一个饕餮汉，对于这般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是十二分的敬佩和感激，我自己却不肯学他们那样‘斯文’，我以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10]
在考据之余，《曲阜碑碣考》中也出现了大量对碑帖进行风格分析的案例。

“字较诸碑特色，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有卒吏之雄健，而去其板重，化韩敕之方幅而有其清真，实超前绝后第一手也。

”[4]13这是孔祥霖在《孔宙碑两侧》中的记述，在这一目中，他更多分析了《孔宙碑》（图2）作为碑刻善本的书法意义，并在与《礼器碑》的对比中，得出《孔宙碑》为“超前绝后”第一笔的论断，在严谨专研学术的同时，也做到了如后世学者朱光潜所说那般“伸箸把菜取到口里”。

三、“考史”“言艺”并辔：《曲阜碑碣考》对当下学人的启示
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道：“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一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鉴赏的、一面研究的也。

”[11]孔祥霖的《曲阜碑碣考》就充分发挥了古金石之“考史”“言艺”之意义，于后世学者大有裨益。

孔祥霖是清末寻访碑刻热潮中的一分子，自他发现前人著述的曲阜金石著作中“曲阜一隅遗漏亦多，且截至元代而止”[4]1，就决心著录曲阜本地的金石志，于是“亲历诸碑碣之所在，爬苔剔藓，详为辨认”[4]1。

这种事必躬亲的田野考察模式使孔祥霖的研究成果较前人而言更为精深，也更准确可信。

孔祥霖地尽其用，将地方资源运用得淋漓尽致，并利用范围小、易于考的优势，将《曲阜碑碣考》裒辑得更加精细入微。

《曲阜碑碣考》卷二乙部专门记述了“至圣殿散置历代之碑碣”，并在碑碣名称下“注明所在之方
位，便访求焉”，其方位描述至纤至悉，具体至“大成门西南第二
楼”“奎文阁西掖门”“承圣门西廊”“金丝堂前”等[4]20。

从古至今，专精覃思的学术研究总要以田野考察之一手资料为基础，要看前人之所看，想前人所未想，而非一直在前代学者的论述之后亦步亦趋。

清代以孔祥霖为例善于探碑访碑的学者是后人之表率，基于史实的学术研究才是靠得住的，故“考史”兹事体大。

此外，在金石文物的开放利用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掘、取精用宏，又要注重保障和防护，避免“拓印过繁，致多残缺”[4]1。

有学人将碑碣漫漶的石花作为金石气的体现，在临习创作时刻意用战掣的线条去表现。

章太炎对清末部分碑派书家画地为牢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专求形似，体貌愈真，精采愈远，笔无己出，见诮诸城。

后之习者，笔益蹇劣，至乃模写泐痕，增之字内：一画分为数起，一磔殊为数段，犹上诬秦相，上诋右军，则终为事法帖者所诮已。

”[12]与之不同的是，孔祥霖对于碑碣“古意”的理
解则透过刀锋看笔锋，于斑驳之下观察到碑碣横溢之姿态、楚楚可爱之形制等多元面貌。

故后世书家在临池实践中，不可龂龂于形貌，更要由表及里、溯本求源，更加关注作品内在的艺术张力。

《曲阜碑碣考》中亦出现了大量对前人跋语题识的引用，如在《汉郡诸曹史孔谦墓碑》中引用了欧阳修的题跋，在《孔君墓志》中引用了“右碑篆额孔君之墓四字”下的“北平翁方纲记”[4]12，于《熹平断碑》处录入了翁方纲观阮元题记……此中著录充分证明，《曲阜碑碣考》是孔祥霖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的结果，后世学者于此可推本溯源，达到以一当十的效果。

基于此，在研究过程中，后学虽应将目光集聚与原始文献，也不可忽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实现田野考察与文本研析的等量齐观。

“考史”与“言艺”并辔、田野考察与文本研析并举，是孔祥霖《曲阜碑碣考》在内容之余给予当代学者于研究方法上的启迪。

同时，《曲阜碑碣考》作为地方金石志的典型代表，于后世学者观照曲阜社会历史环境、清末民初的学术生态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材料，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角度，注入了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白谦慎. 傅山的世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87.
[2]李经野. 曲阜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50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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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穆，李永忠. 书法雅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10：87.
[6]陈丹. 项穆《书法雅言》的心学色彩[J]. 书法，2022（6）：190.[7]王镇远. 中国书法理论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0.[8]张兴成. 乾嘉经学与清代书学的知识化问题[J]. 美术观察，2022（5）：49.
[9]朱良志. 曲院风荷[M]. 北京：中华书局，2021：284.
[10]朱光潜. 谈美·谈美书简[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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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太炎. 论碑版法帖[G]//崔尔平. 明清书论集.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577.
本文为2021年度山东省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以孔祥霖《曲阜碑碣考》为例对现今曲阜碑刻的调查”（项目号：S202110446007）的阶段性成果。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
图2　东汉　孔宙碑（拓片局部）302cm ×107cm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
图1　东汉　礼器碑（拓片局部）173cm ×78.5cm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