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村落发展模式与个性研究——以滨涯村为例

移民村落发展模式与个性研究
——以滨涯村为例
[摘要]：岛屿开发因之地缘与历史，发展相对滞后，滨涯村是海南省海口市典型的移民村落，对该村进行调研获知该村落始开垦于元朝，通过考察寻找沿海移民村落的发展轨迹，对该村落的产生和发展进行系统整理，不仅获得一份有价值的调研成果，更生动呈现岛屿村落的文化认同特点，获得对岛屿村落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岛屿村落；滨涯村；移民
海南岛屿文化是个伸缩性强，富有弹力的地缘化概念，有多种解读方式。

所谓地缘，除了自然地理的区划和自然生态的分布是决定因素外，特定的区域民俗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两者往往是辩证的统一体。

村落是岛屿社会建构的基本单位，“村落”一词在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中谓之为“乡里”。

岛屿研究从村落入手，是通过民间记忆审视地缘文化的有效途径。

而基于历史原因，海南村落研究的史志资料相对匮乏，对乡土社会开展研究，必须借助大量的传说、神话等口头流传的“历史”。

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诠释这种记忆的形成和维持的社会性质，并肯定了这种记忆的传承性与延续性。

因此当前利用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来追踪区域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本人通过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结合当地的文献记载和家族谱志，对海南省海口市滨涯村的民间记忆进行整理，解读滨涯村形成的原因，探寻海南移民村落发展的模式：由血缘——乡缘，解析其关隘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滨涯村：海南传统村落文化蝶变个案研究》（HNSK(YB)16-127）阶段性科研成果
[作者简介] 陈小妹（1980－），女，海南海口，文学硕士，琼台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创作理论与文化研究。

性的文化认同问题，为其未来发展提出相关问题，旨在为现阶段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地理与历史
（一）地形的变迁促使滨涯之原形成
滨涯村地处海南省海口西北郊，东经110.1743, 北纬20.015，东连滨濂村，西接书场村与美俗村，南通水头村与新村，北濒临琼州海峡。

正因其临海之滨，故而得名“滨涯村”，为典型的移民村落。

滨涯村原本名不经传，是一座随海口的地形变迁和移民开垦而形成的村落。

汉唐时期海口古代地图无滨涯村可考，《万历琼州府志》最早提到滨涯村一名，“五龙池：县西十二里五原都。

内泉五派涌出，
图1 《正德琼台志一》琼山县境图局部[1]
清冽成池，经滨涯转南茂桥出海” [2]，“右都御使谥忠介海瑞墓：在滨涯之原。

” [3]据海南保存最完整、最早的一部志书《正德琼台志》所提供的琼山县境图（见图1），以及今人洪元龙提供的海口“五龙戏珠”图[4]，可知在宋以前“滨涯村”所在之地本为荒泽与滩涂。

随着
时代变迁，南渡江冲积泥沙日益积淀，“南渡江口出现了一片浦滩海田，当时称为‘海口浦’” [5]。

海口形成，海口沿海周边地形也不断改变，沧海桑田，一个个依滩涂而立的村落正在形成，地缘是决定村落形成的首要因素。

（二）元朝屯田制度开启滨涯村历史
《万历琼州府志》以前的海南方志皆没有提及滨涯村，对该村历史进行溯源，只能通过研读民间族谱与家谱记录和走访调研来完成。

据悉，滨涯村发展始于元朝。

根据滨涯村张氏后人——张云坤①提供的张氏族谱可知，元朝至元十四年，官系进义郎的张氏迁琼始祖张火昭，随平章阿里海牙征战海南，戍守琼郡而得家。

虽无从考据，但《正德琼台志》中唐胄记载：“靖海营，在城外西隅。

至元间，屯土汉军与此。

” [6]《元史》中也特别强调元政府对海南的管理上的置兵屯旅以控扼之政策。

林鸿民曾述：“元代大陆向海南移民的主要方式是屯田，据《元史》记载，当时在海南屯兵屯田落籍的就有1.3万人。

” [7]可知当时虽无滨涯之名，但滨涯村的发展约略始于此时。

得益于元朝的屯田制度，元时张氏移民以军籍，来到滨涯村，开拓这片土地，滨涯村的历史开始。

另据《道光琼州府志》补充，琼州“士族多出中州。

郡城县城营居皆戎籍，来非一方……洪武以来，军士自初拨张氏漫散，则多苏、浙之人，续拨征北溃亡，陈氏各处元氏旧军，则多河之南北……” [8]此处所说的戎籍即征战并驻守海南的士卒，而此处提及“军士自初拨张氏漫散，则多苏、浙之人”，认为张①张云坤，男，汉族，访谈时已年逾九十，病逝于2012年12月．访谈人：陈芳．访谈时间：2012年10
月8日．访谈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
氏多来自江苏，浙江俩处，与滨涯村张氏对自己的先祖认同是一样的，滨涯村张氏就认为自己先祖来自浙江宁波。

张氏移民的入驻，据此更明确了这个村落的开拓史，就是滨涯村张氏的移民史。

二、模式：从血缘到乡缘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式农耕社会体系中，传统的家族制度使人们习惯了血脉相连的生活，古人即云：“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9]。

汉学人类学家杰出的代表莫里斯·弗里德曼在审视中国农村社会时，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概念——“宗族共同体”（Corporate Group）[10]，提及中国东南地区，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

其实早先中国著名学者林耀华在其《义序的宗族研究11》一书中就曾探讨村落宗族问题，他在该文开篇中写到：“宗族乡村乃乡村的一种。

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乡村二字连用，乃采用自然地缘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

”关于中国乡村宗族问题的理论探究，表明宗族因素在乡村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乡村政治团体背后实质是血缘为纽带连接的宗族体系。

张氏家族在滨涯村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家族是该村落中人口所占比重最大的家族。

目前滨涯村居民共有四个姓氏：张、陈、王、李。

张氏后人张德昌①是这样介绍的：元至元年间，得益于元时的屯田制度，张氏族人首先迁入该地开垦与居住；继而陈氏迁入，陈氏分两批进入滨涯村，第一批是清朝早期从琼山县①被调查人：张德昌，男，汉族，64岁，海口市政府退休干部．访谈人：陈小妹．访谈时间：2012年12
月8日．访谈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乡贤张宗祠．
（现属海口市琼山区）迁入，第二批是晚清时从秀英村（明时为小英场，现海口炮楼所在地）迁入；李氏在清朝晚期从秀英区迁入；王氏则是清晚期，滨涯村一名老人因膝下无子，从海口市新村抱养一王姓孩子抚养，后小孩养大，又告知他本姓王，另给其购置田宅，安家立户于村中，从此王氏进入滨涯村。

据滨涯村村支书介绍：“目前滨涯村面积约400亩，相当于2万顷。

总人口接近四千人，其中，原住村民1612人，外来移民约两千多人。

张姓约占总人口70％，陈姓约占总人口27％，余下的人口约3%为王姓和李姓。

”①
移民村庄是基于血缘传统形成的基层社会政治单元，血缘关系在移民村庄发展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移民初期，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族活动，成为村落早期建设的决定力量。

但基于海南独特的岛屿地缘，在落后、封地的岛屿环境以及异族（本土原著民为黎族）生存压力促使下，海南移民村落的血缘纽带稍为开放，海口周边移民村落在构成上，往往不局限于一个姓氏，而为各种机缘促成的几个姓氏的公共体。

如上所显示资料与数据，滨涯村即元之后，张、陈、王、李四姓氏因之不同机缘迁入，共同开发该村落的。

海口移民村落因之处于异族压力之下，为了抵抗自然灾难，不堪重负的移民逐渐由家族的依附扩大为乡亲的依附，移民村庄的发展历程，是从血缘到乡缘的发展历程。

三、移民村落的文化表征——认同
岛外移民群体进入海南岛屿社会开垦形成的移民村落是一种游①被调查人：张用珍，男，汉族，滨涯村股份合作经济社支部书记．访谈人：陈小妹．访谈时间：2012年12月23日．访谈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花园新村滨涯村委办公楼．
离于当地核心群体之外的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与核心群体之间必然存在矛盾，需要磨合；此外，边缘群体内部，地域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新开垦的移民地同样存在，因此移民群体面临着如何获得认同以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

认同，是一种共同的情感与信仰，是把某一文化系统内置于自己的心理结构和人类结构中并据以评判生活和规范行为的人类文化倾向，其根本目的是定义自我。

而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

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

[12]一般性而言，这种认同既要强调移民群体与本土核心群体的认同，又强调移民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

基于海南岛屿环境的特殊性，海南历来人少地荒，原著民生产力水平低，文化落后，因此海南移民村落的认同更多问题反映在移民群体内部，这种文化认同，在海南移民村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领域建造共同的信仰空间——庙宇；二是非物质文化领域形成村落群体性的村落节庆。

（一）强化地缘文化认同的途径之一：庙宇
作为滨涯村的集体信仰空间——海瑞公祠，居村西南。

海口村落中普遍建有庙宇，这是海口移民文化认同的普遍存在。

依海口众村习俗，村中有全村的公共祭拜空间——庙宇，多称“公疆”（海口方言），或称“祠”，为村民祭拜该村所供奉的境内诸神使用。

滨涯村有“海
公祠”（又名海瑞公祠），村民认定该村境主为“海公”①。

但虽命名海公祠，祠中供奉除有海公外，还有班帅公、关公、如来佛祖、通天大帝、维仙公诸神，庇佑着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朴实人民。

强烈的文化认同诉求，使宗族派系混杂在一座庙宇中。

村民来此祭拜，并未强调信仰所指，只是表达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庙宇联系着一定空间范围内村民的生活，它的存在对于地缘关系的强化和文化的认同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强化地缘文化认同的途径之二：村落节庆
作为典型的移民村庄，滨涯村史上有三个节庆。

滨涯村村民“将海瑞下葬日定为‘海瑞传统文化节日’，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举办隆重的海瑞纪念日……把以往习惯的一月二十日‘行符’日和五月初四的‘班帅公节’淡却”②。

此处官方书面所谓的“海瑞传统文化节日”在民间的习惯叫法为“海公日”；而“班帅公节”在民间则另有称谓，称为“班公日”或“黑面神日”。

即滨涯村史上三个传统村落节庆：农历正月二十的“行符日”，以及农历二月二十“海公日”和农历五月初四的“班帅公日”。

该村村落节庆呈现丰富，容纳了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

节日当时，举村张灯结彩，搭台演戏，宴请朋宾，热闹非凡。

这种带有集体狂欢意味的地方节庆，促使村民获得更强烈的集体感，从而实现文化认同，同时促进了村民的融合。

①海公为滨涯村民对海瑞的尊称，笔者在发表于《2010当代海南论坛文集（上）》的《谈新形势下海南地方节庆的旅游文化发掘》一文中有所介绍。

②信息来源于《关于滨涯村“乡贤张宗祠”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请报告》一文，由现管辖滨涯村的龙华区文体局提供，由海垦街道滨涯社区居委会和滨涯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共同撰写，签发日期2010年7月20日．
四、舆论：古村之殇
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认为：“变迁在所有社会文化系统中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尽管变迁的速度和表现的形式在不同的情形下大不相同。

” [13]作为老海口人嘴里的“海口市十五村”之一的“滨涯村”，这个元末建成的典型海口移民村落，为了迎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了发展海瑞墓旅游景区，由政府主导，于2012年12月“海口滨涯村旧城改造正式启动”：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将在滨涯村整体改造项目中投入资金约14亿元，将滨涯村片区打造成以海瑞墓景区为核心的彰显清官文化和执政为民理念，集旅游文化、居住、商业服务为一体，功能设施齐全的综合社区①。

滨涯村发展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国家在社会中”（a state-in-society perspective）[14]。

虽然政府行为在民间一直存在，且政府行为确曾给民间文化带来致命硬伤，高丙中就曾提及“民间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遭遇使它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现在要跨越这段历史鸿沟是非常艰难的”。

[15]但最近二十年政府与民间的关系还是较为缓和的，国家一般多作为符号在场，给予民间自由的成长空间。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传统在民间又获得了新的一轮复苏。

这样的传统复苏表现为民间文化空间的再次繁复，如滨涯村，由上世纪八十年始“海公祠”再次香火缭绕，“海公日”再次人影憧憧，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载体——滨涯村这个传统村落，在民间真实地呈现了自己的个性与魅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时，曾用①参看2012年12月20日《海南特区报》报道《海口滨涯村旧城改造正式启动》一文。

及一个关键概念——“文化空间”。

民俗学关注每一个社会体系所依托的文化空间。

个体社会皆依托具体文化空间，运行自己的公共性逻辑，这些逻辑在行进的过程中遭遇各式冲击，发生变化，并通过吸收外来因素而进行重构，形成新的逻辑混合体，导致整体文化空间的重构。

文化空间的重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如果重构仅仅由民间主导，文化空间的延续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但当民间遭遇政府，传统遇到现代，文化碰着经济，文化空间的发展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发展玄机。

政府与民间关系影响一定环境中的民间文化发展，旧城改造是村落变迁的极端表述，这种以政府主导为主的行为对民间冲击力度异常强烈，村落变迁，乃是必然；村落瓦解，或为村落涅槃，亦有为可然。

目前滨涯村已是一片狼藉，一地废墟。

拆迁的铲车还在轰鸣，在开挖机器的喧嚣与躁动中，倒塌的不仅仅是一座座旧时的亭台、祠庙、民房或古木；动摇的，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文化空间”。

当物质文化被重构，该地区的非物质文化必定随之改写。

据悉三年后，滨涯村村民有望入住新的由钢筋水泥拔地建造的公寓。

“海瑞公祠”被拆迁，拆迁后的庙宇将成为海瑞墓景区内一景。

“海瑞公祠”因为成为旅游资源，变身商品，面临失去民间意义的危机；而因为缺失物质表述空间，民间节庆亦失去活动的“场”，而光芒散去。

移民村落的文化认同遭遇瓦解，滨涯村作为一个传统村落发展遭遇瓶颈。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村民的身份转变问题，获得的认识或许是可喜的，滨涯村村民将在正真意义上因为传统村落维系纽带的瓦解而由村民变为居民，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

但从保护村落传统
文化，捍卫地域特色“公共文化”空间的角度去看待拆迁问题，情况
可能就复杂多了。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瓦解必将使文化认同遭遇危机，
在现代性促使之下，移民村落的个性将被普遍性代替。

而文化认同其
实关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传统意义的村落虽已经不复存在，
但区域性的居民活动仍在延续，如何培育新的文化认同，是当前区域
性改造应该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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