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的文献综述

关于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的文献综述
学号：2009251114
姓名：俞敏鸿
课程：数量经济分析
授课教师：周国良
年级：2009级2班
关于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的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对发表于《会计研究》期刊中的三篇有关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的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综述过程中笔者给出了适当的批评，并结合笔者在实务过程中的体会提出了适当的见解，供研究参考。

〔关健词〕盈余管理盈余质量
随着新股的密集发行，中国上市公司队伍日益庞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使得监管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难度越来越大。

2010年7月12日，深交所公开谴责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00）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主要涉及有关信息披露违规与2008-2009年年报错漏差错重大情况。

很难说绿大地是否有意为之，但对监管层与政策制定者来说，关注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任重而道远。

笔者阅读的三篇文献，既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作者又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从控股股东、政策制定者、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三个角度出发，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有关会计信息当事人对盈余管理和盈余质量影响的分析体系。

一、文献描述
（一）、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映系数的考察
国外在盈余质量与股权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管理者持股与盈余质量（warfield etc ,1995;gabrielsen,2002;yeo etc,2002）;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质量(dobrzynski etc,1986;coffee,1991;jiambalvo,2002);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la porta etc,1998;fan and wong,2002）。

对前两者的研究都有一些不同的甚至是互斥的结论，但对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的研究基本上来都得到了股权集中度越高盈余质量越低的理论。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和我国国情，作者提出三个关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控股股东为国有股股东、其它股东的的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相关性的三个假设。

作者对盈余质量用盈余反应系数来度量；用第一大股东作为控股股东的替代；而其它股东的制衡能力指第二与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除。

作者对这三个变量依次加入基本盈余反应模型，得到三个新的模型。

作者选取了3509个样本公司，通过检验观察盈余反应系数，再对构建的模型进行统计检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盈余质量有显著恶化，其它股东的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

三个假设得到了有力的统计支持。

作者根据分析结果，认为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盈余质量，既要治标也要治本，需要从企业内部入手，改变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减少股东通过影响盈余质量实现自利的动机和能力。

（二）、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论《资产减值》准则的政策涵义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中包括《资产减值》准则，该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在以后期间转回。

作者研究上市公司是否以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进行了盈余管理，以此解释《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资产减值的原因。

在国外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采用分布检验法的研究基本显示：存在通过盈余管理避免亏损的盈余下降的行为。

在我国的研究中，陆建桥（1999）研究了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当年及其它前后年度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和魏刚（1998）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线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称作10%现象。

作者提出了关于减值前亏损公司和减值前盈利公司四个假设。

作者首先衡量资产减值对会计盈余的影响；其次，选择衡量减值后盈余和减值前盈余的指标。

文献采用Z检验法来检验不同情况下公司比率差异的显著性（观察公司数量变化）。

根据实证结果，作者得出结论：
1、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避免亏损；
2、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达到盈利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big bath”,为下一年盈利作准备。

3、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利润平滑管理；
4、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降。

上述结论与《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一致，准则有利于防止滥用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调节利润。

而会计准则一经制定，监管执行还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会计政策的一贯性更加重要，需要注重对会计政策变更的限制。

（三）、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我国财政部、证监会对中期报告与季度报告均作了详细规定，上交所与深交所规定上市公司自2002年1月1日起除了要公开披露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外，还要披露季度报告。

美国学者hand et al(1990)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会通过实质性废约手段进行实际的利润平滑活动，而这种活动集中在四季度；Eli bartov (1993)研究表明长期资产的处置更多集中在四季度。

作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季度盈余管理，提出二个假设：
1、如果当年扭亏无望，会选择在第四季度增加盈余实现当年扭亏；
2、如果当年扭亏无望，会选择在第四季度增加亏损，为实现下一年扭亏为盈作好准备。

作者选取了995家样本公司，采用分布检验法研究各个季度的ROE的区间分布情况，利用描述性统计与分布检验法相结合的研究手段，来验证第四季度的盈余管理情况。

研究发现，第四季度ROE超常（RO E﹤-10%,ROE﹥10%）的公司数目明显增多，在图形上出现严重的“翘围“现象；其次，相比较上一年的ROE，第四季度更容易发生大幅变化。

作者还通过研究各季度的ROE的方差以及各季度ROE同比变化的方差，方差结果显示，第四季度变化范围更大。

同时，作者研究了行业公司的ROE比较。

分布检验结果显示，第四季度ROE异常的公司数目明显偏离前三季度。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高管人员为规避监管层对第四季度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重视前三季度盈余，盈余管理的不断演变就是高管人员与其它利益团体进行不断博弈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小结与建议
从上述三篇文献研究结果看，股东方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盈余管理动机不可避免；监管层希望用制度层面来阻止盈余管理行为发生；而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复杂的心理与不同要求下执行盈余管理。

三者之间呈现有趣的彼此关系。

改变企业内部股权关系，恐怕是纸上谈兵。

无论对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股东背景由来已久，除非强制性约束，股权结构的改变是说易行难。

另外，控股股东的代理人对盈余管理存在很重要的影响，缺少这个变量的模型检验显得稍有不足，特别是国有股东背景；监管层的制度监管是单方面的，在我国的国情下，监管永远处于外部力量推动（比如说第三方披露）的被动局面。

因此，在分析政策约束的模型中，加上第三方影响因素可能更为全面。

公司高管人员永远是信息的第一知情人，因此，博弈过程一定存在，要规避这种博弈是不现实的。

文献研究中对高管人员盈余管理的认识和出发点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对管理层先质疑也意味着认为管理层一定存在动机不良行为。

但从上市公司个案讲，情况千差万别，并不见所有盈余管理是动机不良的结果。

笔者建议我们对盈余管理研究方向更应着重于善意还是恶意的行为。

而且在我国法制建设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事项层出不穷（包括很多游离于政策边沿的
经济活动），政策制定难以囊括所有，更何况我国会计政策的一致性，一贯性是不够的，因此盈余管理违规是不是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在无奈情况下上市公司被认定的结果？
文献：
1、王化成佟岩：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映系数的考察《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2、赵春光：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论《资产减值》准则的政策涵义《会计研究》2006年第3期
3、张昕：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4期
参考：深交所网站，上交所网站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