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论析

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论析
◎杨明洪
内容提要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于中国边疆学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中国边疆学建设中，这“三大体系”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牵涉，既需要分别
进行讨论，又需要将它们三者贯通起来。

遵循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的连接性和贯通
性，可以深入揭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困境，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进
展缓慢，而造成其缓慢的关键性因素是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滞后。

这“三大体系”建设不仅相互牵制，而且在各个体系内部也分别存在“短板”“弱项”“瓶
颈”问题。

从这一逻辑导出的建设路径是通过强化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推动学术
体系建设，通过强化学术体系建设去推动学科体系建设，学科建设需要理念创新，更需
要找到切入口和突破点。

关键词　中国边疆学　三大体系　建设
〔中图分类号〕Ｃ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２）１２－００１９－１３
长期以来，学界考虑到中国边疆的客观存在及其诸多特殊性，均认为中国边疆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①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深化对中国边疆问题的认识。

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对建立中国边疆学学科进行了广泛地讨论。

②有学者认为“‘中国边疆学’远看貌似清晰，近观却非常模糊。

……仅有‘中国边疆学’名称，却没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

③有学者甚至直言“近年来学科建设的进展不大，很难说中国边疆学的这一学科已经构建完成，学科体系已经基本成型”。

④因此，研究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建设对于尚未建成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意义非凡。

在中国边疆学建设中，讨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区域新形态及其区域政策优化研究”（２２ＡＺＤ０２０）
①李大龙：《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李国强：《夯实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②苗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王振刚：《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发展及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孙妙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第１版。

③吴楚克、赵环宇：《中国边疆学的新时代特征和知识原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④孙勇、王春焕、朱金春：《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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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比较多，①但鲜有将“三大体系”进行贯通性思考。

本文拟从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的连接性和贯通性出发，在“三大体系”间的关联和起承作用中重点揭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学建设进展的困境，并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提出“三大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在“三大体系”中，学科（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体系是基础。

学科显示的是学术共同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ａ）的规则、规训，而学科规训则是学科之间的分门划界。

每个学科都有与之相统一的知识框架，并延伸交汇于其他学科。

能够汇聚某一类知识的平台就被视为学科建设，而学科体系的重点则由学术平台和社会建制构成。

学科体系发展是以学术体系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归依，以处理与其他学科关系为重点。

学科体系明显区别于学术体系，后者是按照内在逻辑关系把已知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综合化，使之成为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知识体系总是处于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之中。

１．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争议
从中国边疆学的渊源来看，它是由一批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提出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界史地研究中心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诞生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就成为中国边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边疆史地研究作为历史地理的重点研究领域，严格来讲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更上一级学科则是人文学科。

然而，当中国边疆学提出以后，学者对其建构出现了分歧。

一方面，具有边疆史地研究经历的学者或许出于学科的偏爱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总是念念不忘在历史学（中国史）这个范围下建设中国边疆学。

另一方面，又正是这些偏爱在历史学学科门类下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者，深刻感悟到边疆学研究不单单是历史学学科命题，进一步思考着中国边疆学应该实现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其他学科过渡，也提出了相应的设想：“它必然与中国历史学、中国政治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也必然与相应的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等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不能不使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民族史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必然与国际法学、外交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

②其中列举的不少学科又属于社会科学。

如此一来，学者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给中国边疆学找位置，有众多学者提出在交叉学科中构建中国边疆学。

③
如果认为中国边疆学是交叉学科，则需要进一步讨论交叉学科的特点。

２０２２年８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研究生学位授权点意见中单列了“交叉学科”并赋予代码“１４”。

交叉学科包含７个一级学科，为体现交叉学科的特点，在授学位时明确规定多学科授位，例如区域国别学，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

这些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新的科研点生长和完成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实际上，还是从原有学科出发介入到其他领域。

另外一种交叉学科则是针对独特研究领域而言。

实际上这种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是一个问题研究集（ｓｔｕｄｉｅｓ）。

针对中国边疆学，一些学者对之的具体设想是，应该将中国边疆学定位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马大正认为“人们一般将学术的分类称为学科，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还可常见另一种学术分类与发展的情况，这就是在特
①
②③代表性的文献是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李大
龙：《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孙宏年：《新文科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的转向与转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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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学术领域将相关部门的知识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学科。

例如人们所熟悉的满学、蒙古学、阿尔泰学、藏学、傣学、敦煌学、吐鲁番学等就是这一类型的学术分类。

”①诚然，将中国边疆学视为与满学等学科同一类型，存在其合理性。

其合理性是仅从“中国才有边疆（最多在国外俄罗斯有边疆）”这一命题出发而得出的。

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命题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些不符合事实。

正如朱金春对此作出分析：“中国边疆是人类社会边疆现象的具体表现，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存在”，“将中国边疆学与蒙古学、阿尔泰学、藏学、傣学、敦煌学等在特定的学术领域将相关部门的知识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学科并置，以此来确定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是值得商榷的”。

②这说明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认识是有较大分歧的。

边疆既涉及到国家的疆域、边界等内容，又涉及人、文化、经济等内容。

以此特殊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而形成一种独立学科，则可以摆脱上述认识上出现的障碍。

如果说，人们要构建的中国边疆学属于特定领域的研究，而且又是一个交叉学科，③那么，自从明代张雨所著《边政考》开始，经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中国边疆学研究已经集成了大批优秀研究成果，能够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

但是，如果人们要构建的边疆学要超越中国意义上的边疆学，则这是很多学者对边疆学构建现实不满的主要原因。

从学界对学科建设愿景来看，人们期望中国边疆学成为与人类学等学科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学科（ｏｌｏ ｇｙ），这是对中国边疆学需要“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的潜台词。

显然，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尚需要深化认识，特别是当人们发现作为交叉学科的中国边疆学缺乏应有的理论体系指导而现实中又缺乏这些理论体系时，关于构建一般边疆学的呼声便随之高涨。

２．中国边疆学学科规划建设特点的认识
一个学科需要得到学界的认可，这种认可最终体现在国家制定和颁发的学科目录之中。

但是，如果中国边疆学至今没有走进国家制定的学科目录，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大打折扣。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内的专业化知识和特定研究范式没有形成；二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造成中国边疆学具有学科的可替代性，而其他学科在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中的“学科殖民”现象比较突出，④说明中国边疆学尚未构建起具有边疆学学科特色的学术体系，反过来这一状况影响到学科体系的建设；三是学界没有认识到中国边疆学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依托中国边疆学进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必要性也没有显现出来。

学科规划建设带有双重性质，既有学术性又有行政性，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包含行政决策，因而制定学科目录是学术基础上的行政行为。

中国现行的学科目录是本科与研究生分置，本科学科目录按照学科门类、学科大类和专业相机设置，而研究生学科目录按照学科门类划分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即使是同一门类，本科与研究生的目录常常有一定的差异。

此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都有自己的学科目录。

这些目录并存，并形成各自的适应范围。

从邢玉林开始，马大正、方铁、周伟洲、李大龙等著名学者均对中国边疆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们的一些设想被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所采纳。

例如，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在一个或者几个研究生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形成一个偏重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学科群，或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领域的中国边疆学。

这一做法后来被各学位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政策所支撑。

研究生目录的设置畅通了中国边疆学在研究生培养上的教育通道，培养边疆学专业知识人才机制和平台得到某种程
①②③
马大正、刘逖：《２０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④朱金春：《学科“殖民”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困境》，《华西边疆评论》第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邢广程：《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几个视角》，《今日边疆学》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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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实现。

学者多言中国边疆学没有建立起来，其实就是在追求构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国边疆学建设。

①
３．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设方式
学科建设的推进机制应该包括学科专业化知识和特定研究范式的生产机制、学科的社会建构机制。

只有这两个机制匹配才能顺利推进学科建设。

关于这一点，朱金春以民国时期边政学为中心回溯了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发现“一个学科如果只是在外在建制上具备，而内在知识建构缺失，即使建立起来也将面临迅速衰落的命运。

”②由此，他强调这一历史情形在当今似乎在重演，③学科专业化知识和特定研究范式的生产机制与社会建构机制明显不匹配，主要在于学科的社会建构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学科专业化知识和特定研究范式的生产机制却没能建构起来。

从中国当代的情况来看，在学科的社会建构方面取得的成就有：一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机构得以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在２０１７年将其改为中国边疆研究所，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国家队，近２０所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中国边疆研究机构，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生力军。

二是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期刊队伍壮大。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唯一专业期刊，为补充其不足《华西边疆评论》《中国边疆学》等一批专业集刊相继创办，《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人文杂志》《云南社会科学》等高校学报和社科类综合期刊也开设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栏目。

三是学术交流平台应运而生，多个专门研究中国边疆的论坛相继开设。

然而，在学科专业化知识和特定研究范式的生产机制方面却明显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滞后上，现阶段中国边疆学建设机制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边疆学的向外推进，即使在学科社会建构机制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边疆学教材建设滞后也较为明显。

教材建设有助于持续不断地生产和传播专门性知识，是否有相对成熟的教材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又由于教材是对专门性知识的规范性表达，而且是取得较多共识的知识集成，因而，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这一学科以教材名称出版的《中国边疆学概论》，④实质上仍是个人学术著作，因为这一著作并没有将其他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集成起来。

吴楚克教授和周平教授分别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这两部著作均自成体系。

前者立足于民族学、政治学，提出“中国边疆政治学”概念，后者立足于政治学提出构建中国边疆政治学的设想，这两部著作都有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国边政学”的学术自觉。

⑤它们虽然可以作为研究生学习的参考教材，但仍然属于学术专著的范畴，不属于一般性教材。

对专业性知识进行集成式开发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

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

”⑥现阶段之所以未出现被学界所公认的中国边疆学教材，最主要因素还在于学界对现有有关中国边疆学的专业性知识的集成式开发做得不够。

因为学者之间分散研究是基于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和不同材料出发的，所得到学术观点和看法是聚焦的、局部的；与此相反，编写教材需要从学术全貌去综合，将彼此看似矛盾的观点和理论进行加工处理，形成相对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

如果从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学科化发展能给人以启示。

民国时期边政学是边疆研究学科化的重要
①
②④⑤⑥至于研究生学科目录，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结构建设，笔者的初步设想是构建“卫星型”学科体系。

事实上，现有不少学科
门类都是“卫星状”结构。

笔者拟另文分享研究心得。

③朱金春：《边疆研究及其学科化：以民国边政学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李大龙：《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３页。

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论析
表现，不仅探索了边疆学学科建构的路径，而且使后来的边疆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学科意识，激发了学界对边疆研究学科化的持续努力。

但民国边政学迅速兴起又转瞬即逝，除受时局变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关于学科建构中内在知识建构的缺失。

当前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可能也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有着同样的困境与问题。

由此笔者强调学科建设内外一致的重要性，即要突出加强内在知识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最根本障碍是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依靠一纸公文建立起学科，但学术体系没有及时跟进，仍会面临很大的困境。

解决学科建设问题，除了推动学科建设的社会建制外，最关键性的问题是推动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二、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建设
在“三大体系”中，学术（ａｃａｄｅｍｉｃ）体系是核心。

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始于问题，基于事实，链以逻辑，其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用规律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和改造世界。

而学术研究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和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①持续不断对某一领域的体系化理论研究能够最终构成这一学科的完整学术体系。

基于能够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②的学术研究，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而话语体系是其理论和知识的词汇表达，同时也是理论体系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载体。

１．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理论基础能深刻揭示中国边疆学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并用以解释中国边疆现象，同时它又是指导边疆学研究和边疆治理实践的最基本理论，是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一是边疆的属性与特征认识。

边疆是中国边疆学最基本的概念，对之的理解是这一学科建设的前置性条件，或者是逻辑起点。

如果中国边疆学的学术共同体对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那么这一学科建设将面临非同小可的麻烦。

且不说民国时期就对边疆概念的理解出现较大争议，③就是近年来其争议也相当大。

④笔者认为，对边疆的属性和特征讨论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端是讨论的哲学味道太浓。

⑤基于哲学思辨的中国边疆学研究似乎太抽象。

因为，中国边疆学是基于“边疆”这一具体对象的讨论，所以仅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让人无法具体掌握边疆的属性和本质，应该深入到边疆学中的具体问题中去讨论，哲学思辨仅作为思考具体边疆问题的思维基础。

另一端则是非常具体地讨论边疆的属性和特征，而且这一学派常常是从历史上或者政治上的边疆来讨论中国边疆属性与特征，其主要局限在于没有对具体边疆进行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从而无法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体系搭建奠定坚实基础。

这两个极端做法都无法形成学术共同体公认的前置性概念，这导致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逻
①②③④
⑤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光明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６日，第１１版。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２５页。

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杨明洪：《试论边疆的“二重属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何明：《边疆特征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罗中枢：《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例如，孙勇：《建构边疆学中跨学科研究的有关问题探讨———如何跨通边疆研究学术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一致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孙勇：《建构边疆学的底蕴以及相关问题续探———再论建构边疆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孙勇：《建构边疆学的发生学方法及隐喻解题探———三论建构边疆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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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起点飘忽不定。

二是边疆的普遍存在性。

对边疆普遍存在性的判断，主流的观点是领土特别小和领土特别大的国家没有边疆。

例如，马大正这样写道：“界定边疆地区两个条件，即有边界线且具有自身历史、文化特点衡量”。

依据这两条标准，“世界上一些国土面积小的国家就难以划出与中心地区相对而言的边疆地区了。

即使一些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

……除中国外，唯有俄罗斯是一个可以称为有边疆地区的大国。

”①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认可。

例如，李大龙通过分析，认为这一标准在民国时期就形成了，“由此看，民国时期对‘边疆’的界定受到了清代的影响，虽然多数学者意识到了有‘国界’的地方才能视为‘边疆’，但‘文化’的差异依然是划分‘边疆’的重要标志，由此也使得对‘边疆’的界定具有了‘国界’与‘文化’的双重标准。

”②吴楚克认为“世界上拥有‘典型边疆’的国家和拥有‘典型边疆历史’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则是典型中的典型”。

③周平从国家治理角度提出“幅员过小的国家，不需要也无条件把国土的边缘性区域划定为边疆；即使有着较大幅员的国家，也未必把某些特定边缘线区域认定为边疆；国家的某些区域曾被视为边疆，……慢慢地不再被作为边疆看待”。

④然而，学界也对这一认识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疆，边疆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⑤这里也牵出中国边疆学建设的方向问题，前者主张仅仅需要构建中国边疆学，后者主张构建一般边疆学。

这两种思路目前谁也说服不了谁。

形成这两种思路的学术对垒固然是好事，但也在说明边疆这一最基本的概念上达不成共识。

三是领土边疆作为中国边疆学的唯一对象。

这一方面的争议也非常大。

国内一大批学者认为，边疆不仅仅包括领土边疆，也包括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无形边疆，⑥还包括高空边疆、底土边疆。

⑦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学者均认为，不应将无形边疆纳入边疆内涵中，甚至高空边疆（天疆）和底土边疆也不应该纳入其中。

⑧笔者过去也赞同前者，但后来经过长期思考，发现将边疆定义在领土边疆或者国土边疆或者地理边疆上，简单可行。

⑨更为关键的是，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无形边疆以及高空边疆（天疆）和底土边疆等边疆形式，仅仅是借助“边疆”这样一个概念去表达国家利益，与领土边疆的属性和特征的差异是天壤之别，不应放到中国边疆学学科之中。

总之，对学术概念、范畴、原理进行集成式研究是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构建的基石，也是突出学科专业化的重要路径，进而作用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在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上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还似乎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分歧。

２．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及其体系问题
习近平强调“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
①
②
③④⑤
⑥⑦⑧⑨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是中国学人的历史担当》，吴楚克、王浩主编：《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报告（２０１９）》，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孙宏年：《新文科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的转向和转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吴楚克、赵环宇：《中国边疆学的新时代特征和知识原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孙勇、王春焕、朱金春：《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杨明洪：《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杨明洪：《内涵、价值及意义：“拉采尔边疆量化定律”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页。

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杨明洪：《影响边疆经济运行的四维因素论析》，《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