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七年

开皇十七年
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隋书·食货志》
开皇十七年，即公元597年，隋文帝杨坚因国库充盈，新上缴来的钱财布匹都已经装不下了，只能堆积在走廊上，遂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以赏赐百姓。

历史上将这次免税誉为开皇之治走向巅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的确，这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亢奋的盛举，亦为千古以来之所罕见。

当然，汉文帝时期也曾有过免税，但汉文帝的免税与隋文帝怎么比？汉文帝之所以免税，是因为汉初时国家太穷。

国家穷到什么程度呢？《汉书·食货志》上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意思是皇帝出行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而将相出行有时候还需要乘坐牛车。

为此，汉初的历代君王都不得不通过减免税收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这样，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才在武帝初年实现经济繁荣，而此时距离汉朝建立已有七十年了。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
汉朝七十年才能实现的经济繁荣，隋朝十七年就完成了，这岂非经济奇迹？甚至，还不用到开皇十七年，早在开皇十二年（592年）就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繁荣。

（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

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

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

”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

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

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
——《隋书·食货志》
翻成白话的意思是说：开皇十二年，有主管官员上奏隋文帝，说国库已经装满了，请求另外再扩建个国库，以容纳新征收上来的赋税。

隋文帝觉得很不可思议，说：“我这些年一直在对老百姓减税，而且各方面开销支出又这么大，我都还在担心国库空虚呢，怎么可能钱财多得堆不下？”官员回答道：“国库既有日常的开销，也有日常的收入。

每年对外的赏赐开销大约是几百万缎布匹，该花的钱我们可是一点都没少花，但国库收入的钱财更多，所以就是这么充盈。

”于是，隋文帝又另外修建左藏院，以容纳新征收上来的税收，然后又颁发诏书道：“老百姓既然富裕了，就要推行教化，这样才能懂得礼义廉耻。

宁可让钱财堆积在百姓家里，也不要收藏在国家的府库。

河北、河东今年的田租减少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

”
英明啊！伟大啊！碰到这样的明君，人们怎能不额手称庆，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三千五百年来最伟大的盛世！
可是，等等，即便是再伟大的圣君，又怎么可能在短短十二年间完成这样的经济奇迹？后世学者常将此归功于隋文帝厉行节俭，显然，这是很难说得通的。

节俭确实能够致富，但无论再怎样节俭，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是要满足的，所以这就决定了通过节流来致富必定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就像汉兴时的七十年。

至于隋朝十二年就如此府库充盈，显然不是靠节流就能达到的，必定是有开源之举，而且是大幅的开源。

隋朝的国库之所以能够迅速充盈，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彻底革新了征税系统。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的征税系统就一直存在严重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诈老诈小，即明明是二十多岁的青
年，却谎称自己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明明是五十岁的中壮年，却谎称自己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以此来逃避征收。

另一个是隐匿户口。

当时贵族豪强的势力非常大，他们底下有许多依附人口，这些依附人口根本不到政府处登记户口，也就不向政府缴税，而是在贵族豪强底下私自登记户口，只向贵族缴纳一定的财税。

为此，隋文帝针对性地推出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政策：
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

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

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

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

帝从之。

自是奸无所容矣。

——《隋书·食货志》
简单来说：所谓“大索”，即清点户口，并登记姓名、出生年月和相貌，目的在于搜括隐匿人口；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目的在于责令官员亲自当面检查年貌形状，以惩治那些企图通过诈老诈小来逃避税收的人。

若有胆敢在此间营私舞弊者，则一律处以流放的重刑。

至于“输籍定样”，则是在宰相高颎的建议下，将百姓的户籍依照既定的样本分成上户、中户、下户，明确规定各级别的户籍应该缴纳多少税收，而且遵循上户多缴税，下户少缴税的原则，遂使得大量百姓脱离原来依附的豪强贵族，转而向政府缴税。

由于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成功推行，隋朝的纳税人口迅速增加。

在政策颁布推行的开皇五年（585年），隋朝户口仅380万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就增加到890万户。

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
纳税户口数激增134%，这才是隋文帝能够快速实现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

如果时代只是进展到这一步，那么事情还是极其美妙的，君明而臣贤，国富而民强。

可惜的是，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会在美妙的地方长久驻足，越过巅峰之后，就会因新的矛盾而转为下坠了。

而且当初飞得越高，日后就跌得越惨。

纵览中国几千年历史，当朝代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乃至于国库充盈后，一定会出现这三件事情：
第一，极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开皇十三年，也就是隋文帝奇怪为什么自己一面减税，一面府库充盈的次年，历来以勤俭节约著称的隋文帝为避暑而下令修建仁寿宫，主持修建工作的是宰相杨素，修建完毕后，负责验收的是另一个宰相高颎。

高颎验收后汇报隋文帝，说仁寿宫修得非常奢华，太过耗费人力。

隋文帝闻言大怒，觉得杨素这么干，会让天下的老百姓骂自己。

杨素非常惊恐，遂去向独孤皇后处请罪求情。

独孤皇后道：“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夫妇年纪大了，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才把宫殿修建得富丽堂皇，这难道不是你的一片忠孝之心吗？自古以来，帝王就有修建离宫别馆的成法，现在天下太平，就算修建这样一座宫殿，又能花得了多少钱呢？”然后又将这番话转达给隋文帝，隋文帝闻言转怒为喜，赏赐杨素“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隋文帝修仁寿宫时尚且如此，至隋炀帝时修建东都洛阳和大运河，那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君王树立对外扩张的雄心。

自隋朝建立以前，北朝一直受到北方突厥的侵袭。

隋文帝登基后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此时的用兵尚且还是以防守性质的保境安民为主。

可到了隋炀帝时代，就开始主动出击，先是在西边开疆拓土，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接着又是在东边三征高句丽，最终导致民力耗竭、天下大乱。

第三，官员竞相谎报政绩的浮夸。

一般来说，皇帝最初都是因为手里有余钱，才想干大事。

可是，当钱已用完而大事还没干成时，皇帝却很少愿意主动将手中的大事暂停下来，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另辟财源以继续伟业，而此时能够帮他搞来钱财的官员就会特别受到赏识提拔，而无论这些官员多么精明能干，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到头来还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动心思。

为此，他们一方面拼命聚敛，用苛捐杂税以使得搜刮老百姓的财富来上缴国库，另一方面粉饰太平，将沸腾的民怨看作小事一桩，更无需上报中央，而是用暴力强行弹压。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一有人揭竿而起，就常常会天下响应的原因所在。

开皇九年（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隋朝耕地面积为19.4亿亩，约合现在的21.3亿亩。

而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统计，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面积基本上都是在5亿现代亩左右，至明朝后才出现大幅攀升。

也就是说，在隋文帝时期，地方政府报上来的耕地面积相较于实际数据高出了三倍多。

这还不算完，至大业五年（609年），耕地面积再次飙升至55.85亿亩，相当于61.44亿现代亩。

也就是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隋朝统计表上的耕地数据，就增长了188%，相较于实际数据超出了11倍多。

在耕地面积上出现如此恐怖的浮夸风，必定就会导致百姓的税收负担随之大幅增加，其结果必然是国库越来越充盈，以进一步刺激皇帝的雄心壮志，而百姓们的负荷早已超出所能承受的范围，只能被迫走上起兵造反的道路。

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越是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皇帝，却越是国祚不长，譬如秦始皇和隋炀帝。

相反，那些才具相对平庸的皇帝，反而能够创造出长期安定的太平盛世，譬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话：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

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

隋文不怜百姓而
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

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
——《贞观政要·辨兴亡》
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是个被历史高估了的皇帝，由于被广为传颂的虚心纳谏，李世民历来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与吹捧。

其军事上的才华固然是出类拔萃，可若要论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才具，则远不如隋文帝和隋炀帝。

可正是由于才具相对平庸，唐太宗没有能力快速从民间征税，遂使得大量财富得以留存于民间，客观上创造了所谓的贞观之治。

也正是由于唐太宗的征税能力不足，所以府库始终不够充盈，迫使唐太宗常年只能奉行“不折腾”的国策。

可等到唐太宗晚年，府库逐渐充盈，他也就开始逐渐奢侈腐化，好大喜功，连年对外用兵了。

《大戴礼记》上说：“水至清则无鱼”，盖一旦池水清澈，则鱼就很容易被全数捕捞，鱼全数被捕捞，就没有办法再繁衍生息，遂使得池中不再有鱼。

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意思是：不要用密集的渔网到池塘里打捞，那么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

可是，要让君王在明明能够看清池水中的鱼鳖，却还要能按捺住人性中的贪婪而不一网打尽，这是相当困难的事。

因此，反倒是当池水浑浊，可以保护漏网之鱼时，才能使得池水中一直有鱼。

偏偏世上又有一群高举道德旗帜的腐儒，说唯有让池水清澈透明，这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社会公平。

他们鼓励君王以公平规范为由大肆征税，遂使得君王虽然一面号称减税，却仍使得国库日益充盈而民力日益耗竭，君威日益远播和百姓日益贫苦，这便是在盛世繁华掩盖下的亡国之道，可惜古来又有几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