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的历史小故事

关于孙中⼭的历史⼩故事
孙中⼭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命伟⼤先⾏者，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下是⼩编为⼤家准备的关于孙中⼭的⼩故事，希望⼤家喜欢。

孙中⼭先⽣与佛教
孙中⼭在临时⼤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是本着信教⾃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切善法，甄择进⾏，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完全之幸福"的⽴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

同时，⼜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修持，绝不⼲预政治，⽽国家尽⼒保护，不稍吝惜。

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

孙中⼭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的地位。

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先⽣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解除临时⼤总统职务，南下⼴州的时候，⼴东的佛教徒即推⼴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在⼴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会。

孙中⼭携同家属和⼴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会，并给⼴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由、博爱"六个⼤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在临时⼤总统任内，于1912年3⽉11⽇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

他看到花塔从第⼆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

它们从第⼆级起，⾃下⽽上依次为"⼆仪⾼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埏在望"、"九垓⼀览"。

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这⼋⽅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耸⼊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览的⾼昂⽓势，是不可多得的⽂艺杰作。

把当年孙中⼭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

"与国同春"--孙中⼭先⽣勖勉报界⼈员的题字
⾟亥⾰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先⽣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总统职务，以⾰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分⼦⾝份，周游各省，⼴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命进⾏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对报界⼈⼠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

1912年5⽉初，孙中⼭⾃福州抵达⼴州。

⼴州、⾹港等地报界⼈⼠于5⽉4⽇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所具有⽂化公园性质的巨⼤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之舆论。

"时⾰命党⼈冯⾃由等在⾹港创办《⼤光报》，以⼴东全省(包括⾹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城市为⾏销对象，孙中⼭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造⾰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

孙中⼭在勖勉⼴州、⾹港报界⼈⼠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字。

不少报界⼈⼠没有辜负孙中⼭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尽到应尽的责任。

其中尤以《⼤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

1918年第⼀次世界⼤战结束，俄国爆发⾰命，成⽴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新。

《⼤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的注意，也受到孙中⼭赞许。

1920年1⽉，《⼤光报》发⾏年刊，孙中⼭应邀为之撰《⼤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光"⽴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民责任。

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具。

苟有⼯具⽽不⽤，或遗其实⽽鹜其名，则⽆益⽽有害。

抑且以光明与⼈者，其功固⼤⽽责任亦重。

苟挟其成⼼⽽以先⼊为主，则⾮光明主义，⽽祸患将由是⽽始。

“⼤光”之名吾固深喜之，⽽⼜望其能与⼈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

"这篇题词进⼀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港西医书院与孙中⼭的⾰命哲学思想
孙中⼭先⽣从1887年开始在⾹港西医书院(今⾹港⼤学医学院)攻读医学，⾄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百分的成绩名列第⼀名毕业，获医科硕⼠学位。

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三⼈，试官⼋⼈及牧师、书记署名，由⾹港总督罗便⾂于1892年7⽉23⽇亲⾃发给。

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咸誉为国⼿。

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先⽣的⾰命哲学思想的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港西医书院系⼴东南海⼈何启按照英国⼤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

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学位及⼤律师证书，回国后任⾹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在⾹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

孙中⼭先⽣的⾰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

后来，孙中⼭先⽣发动的⼄未⼴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的宣⾔书，也得到其⼤⼒帮助。

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第⼀年有⽣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理学、药物学、临床诊
察。

第⼆年有⽣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

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学、实⽤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林：《国⽗之⼤学时代》)。

从这⾥可以看到：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乎尽为⾃然科学，其中很⼤⼀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种以⾃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使孙中⼭先⽣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的近代科学思想，另⼀⽅⾯⼜锻炼了孙中⼭先⽣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先⽣理论联系实际的知⾏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孙中⼭先⽣⼀⽣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命理论，也决不⽆的放⽮，为理论⽽理论。

把孙中⼭先⽣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先⽣发表的⾔论，总是针对⾰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种实际任务⽽发。

如孙中⼭先⽣于1918⾄1919年所写的《孙⽂学说--知难⾏易说》，据他⾃⼰说是"恐今⽇国⼈社会⼼理"，"依然有此知之⾮艰，⾏之维艰之⼤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理之⼤敌"。

因⽽提出"知难⾏易"，⿎励⼈们努⼒去"⾏"，从实践中求知识。

孙中⼭先⽣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先⽣⾰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

据孙中⼭先⽣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的学⽣时代，最喜欢看《法国⾰命史》和达尔⽂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

1897年，孙中⼭先⽣写信给英国剑桥⼤学翟尔斯教授说："⽂早岁志窥远⼤，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之道"。

《孙⽂学说》(知难⾏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先⽣根据达尔⽂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写成的。

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类的出现，是⾃然历史的⾏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关系的论证。

孙中⼭先⽣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的作⽤，阐述了"⾏"在"知"先，"知"在"⾏"后，从实践中，也就是"⾏"中求得知识，运⽤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

这是孙中⼭先⽣⾰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案，探求和接受⾰命的、新的⽅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先⽣在⾹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命哲学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