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众媒介未起源于近代中国

为何大众媒介未起源于近代中国?
作者：王玉
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06期
摘要：从中国新闻史上追本溯源，本土最早出现的报纸即为邸报，一种非公开发行的媒体。

近代大众媒体却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进发展的，为什么中国自身没有出现大众化媒介呢？综合分析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比中西方现实需求、儒家道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帝王喜好万国来朝思想与宗教组织的自我封闭心理等因素，表明中国本土不是近代媒体的温床。

关键词：近代媒体;传教士;邸报;鉴真
近代媒体主要指的是报纸，作为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其特点便是人人有权利并阅读愿意付费均可购买的，由于复制量大、需求量高须由机械手段生产的，公开向社会传播或发行。

中国早期出现的官报如“邸报”，内容以朝廷政事为主，在官员中逐级传递而不不公开向百姓发行。

拉开中国的近代媒体发展序幕的是马礼逊、米怜、郭士立等外国传教士。

那么在此之前，中国本土为什么没有近代媒体的出现呢？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么一片地域上兴起的事物必定也与这片地域本身的条件有关，中国本土没有近代媒体并不是缺乏出现这种想法的人才。

首先，这涉及到信息复制量的问题，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信息需求易得到满足，不很需要一个特定的信息载体，这种弱性需求同时影响到科技的发展。

再有，中国即使有“发明”，也没有用武之地，不会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诩为“天朝大国”，很少与外界互通有无，这是有一定的地理条件做支持的。

地处亚洲东部，西南部为荒凉高原和高山，东部沿海，北部气候寒冷，地势也很高，长江黄河流域及周边便成了最安逸的家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疆域面积辽阔，各个民族逐渐融合，互相同化，都被打上了“中国人”的烙印。

受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地势原因使外部势力入侵很是困难。

没有外来入侵使中国长期处于较为安逸的状态，一般来说，战争对于科技创新、生产发展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例如欧洲在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斗争严重，各国面积狭小资源有限，毗邻各国互相之间摩擦较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有忧患意识，需要获知信息来不断调整自身。

信息的需求量一大就推动着信息复制量的亟待提高，印刷机继而问世，近代媒体的发展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有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才会成为一种困难，进而才有动力去解决这种困难，新事物才会出现。

然而中国地理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中国人守着这些“老本”也能吃上一阵子的，所以并没有资源短缺的危机感，不需要想方设法去他国掠夺，所以也没有了交通工具方面的创新，“指南针”便没有运用到航海技术上，印刷术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印刷机，便无从谈起大众化信息载体。

意识形态方面确实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教诲人们要“仁”、“善”，以期盼明君来麻痹人民；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其理想政治境界是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统治阶级便利用这些来束缚人民的思想。

被“洗脑”后的人民完全服从君主的命令，侍奉、崇尚天子。

“家天下”、“天子专制”的统治制度使得百姓对政治的关注热情不是很高，推崇“淡泊名利”的气节，多少古代文人“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想要效忠皇帝，“邸报”大都相当于委任令，在当代便是“政府公文”，局限的直线式传播，毫无反馈机制，文人无发言权，而百姓更是没有机会看到。

设想一下，其实即便有机会，百姓也不会很关心，因为百姓对官员委任无能为力，并不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种好自己的田，过好小日子。

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邸报不是大众化报刊，而且也不可能发展为大众化。

近代媒体是外国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他们本着传教的目的，不仅带来了宗教思想文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地理等方面知识。

中国也有自己本土的宗教，那有没有传教士出国传教呢？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中国古代出境的传教士活动，有所成就的是唐代的鉴真和尚，六次渡海终于抵达日本（公元754年），次年便为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僧俗四百余人授戒。

带去了一些经书，也传播了一定的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但单单一人之为传播效果有限。

因为其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且还受到官府的百般阻拦。

事实上，中国的道教、儒教、佛教，几乎没有向境外派出过传教士。

可以说，中国古代多出境取经者，少出境传教者。

这与中国帝王喜欢万国主动来朝的心理有关，也体现了中国宗教组织的自我封闭心理。

因此，中国古代官方很少派人主动出境去传播中华文明及其理念，而中国的宗教组织也顾忌官方的敏感而不敢派出传教士。

首先传播的这条路便被阻断了，传播时所需的信息的载体苗头都未有出现的可能，发展就更无从谈起了。

（作者简介：王玉（1988-），女，河北保定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新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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